為了充當節電錶率，萊肯菲爾德宅邸里的溫度給調低到華氏六十度，比其他政府部門還要低兩度。我們穿著大衣、戴著手套工作，有些家境優渥的姑娘剛度完滑雪假，頭上還戴著絨球羊毛帽。我們每個人都分到了一塊毛氈，墊在腳底下，抵擋從地板滲上來的寒意。雙手保暖的最佳方式是不停打字。如今既然火車司機們為了支持礦工拒絕加班，那麼估計發電廠的煤只夠用到一月底，到那時國庫也該空了。伊迪·阿明在烏干達組織了一場募捐，要給窮困潦倒的前殖民地主子送一卡車蔬菜，但願皇家空軍樂意來接收。
從父母家裡回到卡姆登時，有一封湯姆的信在等著我。他打算從他父親那裡借輛車載著勞拉回布里斯托爾。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她跟家裡人說她想把孩子也帶回去。圍著聖誕火雞，一家子互相嚷嚷。可是收容客棧照例只能接待勞拉與其他成年人，他們無法替她照管孩子。
他打算到倫敦來，這樣我們就能在新年團聚。可是三十號他又從布里斯托爾發來電報。他還沒法離開勞拉。他走不開，得想法把她安頓好。我只好跟另三位房客一起參加莫寧頓新月街的一場派對來迎接一九七四年。在那套擁擠邋遢的公寓房裡，只有我不是律師。我在那種臨時搭的桌邊，將微微發熱的白葡萄酒倒進一隻用過的紙杯里，此時有人在我屁股上擰了一把，下手可重了。我飛快地轉過身發了一通火，沒準還發錯了對象。我早早告退，回到家，一點鐘上床，仰面躺在冰冷的黑暗中好不自憐。睡著之前，我想起湯姆跟我說過，勞拉那家收容客棧里的工作人員是多麼能幹。既然如此，那他還說需要在布里斯托爾待上整整兩天，這是多麼奇怪啊。不過這似乎也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於是我沉沉睡去，就連我那幾位律師朋友四點醉醺醺地回來，也沒把我吵醒。
辭舊迎新，每周三天工作制隨之開始，可是我們被官方定義為重要服務部門，必須上滿五天班。一月二日，我給叫到三樓哈利·塔普的辦公室開會。事先並沒有預告，也沒指明會議主題。我在十點到達，本傑明·特雷斯考特站在門口，對著一份名單逐一打鉤。我驚訝地發現房間里有二十多個人，有兩個來自我們那組新人，所有與會者資歷都太淺了，沒人敢在塔普辦公桌邊圍上的那圈塑料椅子上就坐。彼得·納丁進來，將整個房間掃了一眼，又出去了。哈利·塔普站起身，也跟著他出去。所以我猜想這個會應該與「甜牙」有關。人人都在抽煙，低語，等待。我擠進檔案櫃和保險柜之間十八英寸的空隙里。沒人跟我說話，以前這種情形會讓我心煩，現在不會了。我沖著對面的希拉里和布蘭達微笑。她們聳聳肩，眼珠一轉，向我示意她們覺得這真是條妙計。她們顯然有自己的「甜牙」作家，那些抵擋不住基金會金錢攻勢的學者或者御用文人。不過，毫無疑問，沒有人會像T·H·黑利那樣光芒四射。
十分鐘之後，塑料椅子上終於座無虛席。馬克斯進來，在中間一排就坐。我坐在他後面，這樣他就不會馬上看見我了。接著，他轉過身，環視整個房間，他在找我，我確信。我們的視線瞬間交織，他隨即轉過頭去，繼續往前看，同時掏出一支鋼筆。我的視角不太有利，可我想他的手確實在顫抖。我認出有幾個人是從六樓下來的。可是處長不在——甜牙並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接著，塔普和納丁回來了，身邊還有一個身材矮小、肌肉健碩、戴著一副仿角質框眼鏡的人，頭髮灰白，理成極短的平頭，身穿剪裁合體的藍色正裝，絲綢領帶上綴著深藍色圓點花紋。塔普走到他的桌邊，另兩位耐心地站在我們面前，等著整個房間安靜下來。
納丁說，「皮埃爾在倫敦工作，他友好地接受邀請，來說說如何在他的工作跟你們的工作之間建立聯繫。」
這番介紹如此語焉不詳，再加上皮埃爾的口音，我們猜測他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他當然不是法國人。他的嗓子是起伏不定的男高音，說起話來有種教人愉悅的小心翼翼的感覺。他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但凡有人不贊同他說的話，他就會根據事實調整自己的觀點。我漸漸意識到，在這種嚴肅而睿智的、近乎略含歉意的態度背後，其實隱藏著無盡的自信。他是我見到的第一位出身高貴的美國人，後來我了解到他來自佛蒙特州一個頗有根基的家庭，寫過一本與斯巴達統治有關的書，另一本寫的則是阿格西勞斯二世 以及波斯的提薩費尼斯 被斬首的歷史。
我挺喜歡皮埃爾。一開場，他就說想要告訴我們「冷戰中最柔軟、最甜美的部分，也是唯一真正算得上有趣的部分——理念之戰」。他想給我們講三個畫面。第一個，他要我們想像戰前的曼哈頓，並且引用了一首著名的奧登詩歌的開頭幾行，托尼曾把這首詩念給我聽過，而且我知道湯姆也很喜歡它。在此之前，我並不覺得這首詩很出名，對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可是，聽到一個美國人面對我們引用一個英國人的句子，還是相當動人的。「我在一間下等酒吧坐著/就在第五十二號街/心神不定且憂懼……」 一九四〇年的皮埃爾就是這樣，年方十九，跑到市中心探望一位叔父，想到就要上大學便倍感無聊，於是在酒吧里醉倒。不過他並不像奧登那樣「心神不定」。他渴望自己的國家能加入歐洲的戰局，然後給他分配一個角色。他想當兵。
接著，皮埃爾向我們繪聲繪色地說起一九四九年，當時歐洲大陸以及日本、中國都滿目瘡痍、羸弱不堪，英國已經被一場英勇而漫長的戰爭壓得窮困潦倒，蘇聯在統計幾千萬具屍體——而美國的經濟卻因為這場戰爭飛速膨脹、生機勃勃，他們剛剛醒悟過來，捍衛全球人類自由的主要職責已經落到了他們肩上，這項新任務真是太棒了。即便在他說這話時，他還是攤開雙手，彷彿深感遺憾，聊致歉意。事情本來是可以往別的方向發展的。
第三幅畫面也發生在一九五〇年。彼時的皮埃爾，曾在摩洛哥及突尼西亞戰役、諾曼底登陸、許特根森林戰役以及解放達豪的戰役中立下戰功，在布朗大學擔任希臘語副教授，正沿著公園大道向沃爾多夫·阿斯托利亞飯店的大門走去，路上經過一群示威遊行者，其中既有美國的愛國人士，又有天主教修女和右翼瘋子。
「飯店裡，」皮埃爾的說法極富戲劇性，一邊說一邊攤開一隻手，「我目睹了一場即將改變我人生的辯論。」
這場集會的標題沒什麼特別：文化科學領域的世界和平大會，名義上由一家美國的專業委員會組織，實際上卻是蘇聯共產黨及工人黨情報局策劃的。千餘名代表來自世界各地，他們對共產主義理想的信念並沒有被虛張聲勢的公審、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鎮壓、清洗、酷刑、謀殺以及勞改營摧毀，至少沒有被完全摧毀。偉大的蘇聯作曲家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受斯大林委派，違心地出席。代表美國方面的是阿瑟·米勒、李奧納多·伯恩斯坦和克利福德·奧德茲 。上述以及其他名人都對美國政府持批判及不信任的態度，因為它居然要求美國公民把曾經無與倫比的同盟軍當成一個危險的敵人。許多人相信，不管他們把多少事情搞得一團糟，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還是站得住腳的。而且這些事件遭到了貪得無厭、利益一致的美國新聞界極大的歪曲。如果說蘇聯的政策看起來乖戾陰鬱或者充滿攻擊性，如果說他們多少有點倚靠內亂來牟取利益的話，那也是本著自我保護的精神，因為從創立之初，他們就要面對西方的敵視和蓄意破壞。
簡而言之，皮埃爾告訴我們，整場會議就是一次替克里姆林宮大肆宣傳的特別行動。它在資本主義的首都為自己打造了一個世界性的舞台，在台上，即便與自由無涉，它至少充當和平與理性的喉舌，站在它這邊的有數十位德高望重的美國人。
「然而！」皮埃爾抬起一隻胳膊，用僵硬的食指往上指了指，他這個戲劇性十足的停頓讓我們困惑不已。接著，他告訴我們，就在這座飯店的十樓有一個高級套房，屋裡有一群專程來搗亂的志願者，這群知識分子是由一位名叫西德尼·霍克的哲學家召集的，他們大多都是非共左翼、具有民主精神的前共產黨員或者前托派左翼，他們決心向這次會議發起挑戰，關鍵是，不能讓瘋狂的右翼獨霸對蘇聯的批判權。他們弓起身子守在打字機、油印機和剛剛裝好的多條電話線旁，通宵工作，客房服務慷慨地提供了大量零食和酒，幫他們整晚撐下來。他們打算通過各種方式破壞樓下的會議進程，比如提出一些棘手的問題刁難對方，尤其是關於藝術創作自由的問題，同時還會發出一系列新聞稿。他們也聲稱得到了重量級支持，這份名單甚至比對方的那份更讓人印象深刻。瑪麗·麥卡錫、羅伯特·洛威爾、伊麗莎白·哈德威克，還有很多來自遠方的國際支持，其中包括T·S·艾略特、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和伯特蘭·羅素 。
這場跟大會唱反調的戰役大獲成功，因為它抓住了媒體的敘事策略，登上了報紙標題。所有該提的問題都在會議進行的過程中一一拋出，含沙射影，旁敲側擊。有人問肖斯塔科維奇是否贊同《真理報》對斯特拉文斯基、亨德米特和勛伯格的嚴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