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迎來一年一度回撥時鐘的儀式 ，黑夜的罩子愈發向我們的傍晚逼近，整個國家的情緒愈發低落。十一月始於又一個寒意凜冽的日子，此後大半時光都在下雨。人人都在談論「那場危機」。官方在印刷汽油配給券。戰後這樣的東西還是第一次出現。人們普遍覺得我們正在朝著某種糟糕的、難以預計卻又無法避免的方向前進。有人懷疑「社會結構」即將崩解，可是誰也不清楚這會導致什麼後果。可我倒是既開心又忙碌，我畢竟有了一個情人，而且我在竭力擺脫關於托尼的思慮。我對他的憤怒已經讓位於——或者至少是摻雜了——內疚，當初我不該那樣嚴酷地譴責他。不該忘記遠方的田園詩，不該忘記我們那些在薩福克郡度過的、宛若置身於愛德華時代的夏天。現在我的身邊有了湯姆，我覺得我有了保護傘，可以帶著懷舊而非悲劇心態回想我們在一起的時光。托尼也許背叛了他的國家，可我的人生是他開啟的。
我又恢複了讀報的習慣。我喜歡看言論版，業內人士管那些叫「投訴抱怨」，依我看，這不過是一堆「為什麼啊為什麼」。比如，為什麼啊為什麼，高等學府里的知識分子要對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發動的屠殺歡呼雀躍，要把「憤怒旅」和「紅軍團」 浪漫化？我們的帝國和我們在二戰中的勝利總是縈繞在我們心頭，對我們橫加指責，可是，究竟為什麼啊為什麼，守著前人偉大的廢墟，我們現在的日子過得如此死水一潭？犯罪率飆升，禮崩樂壞，街道骯髒不堪，我們的經濟和倫理都垮了，我們的生活水準比共產主義東德還不如，我們互相疏離、爭端頻發、彼此漠不關心。那些煽動叛亂、製造麻煩的傢伙在摧毀我們的民主傳統，流行電視節目傻得離譜，彩色電視機帶來太多的問題，大家眾口一詞：沒有希望了，這個國家要完蛋了，屬於我們的歷史時刻已經過去。為什麼啊為什麼？
我也追看每天見報的慘淡新聞。月中，石油進口直線下降，煤炭委員會許諾給礦工加薪百分之十六點五，然而，後者抓住石油輸出國組織制裁的機會，咬定百分之三十五不鬆口，而且開始拒絕加班。孩子們給送回了家，因為學校里不供應暖氣，為了節約能源路燈也沒法開，人們在謠傳，因為電力不足，以後每周人人都只能上三天班。政府第五次宣告進入緊急狀態。有人說應該付錢給礦工，有人說不能讓流氓行徑和敲詐勒索得逞。這些我都看，我發覺我對經濟有點興趣。我知道那些人物，而且我對這場危機的來龍去脈清清楚楚。可我並不怎麼關心。「黑桃」和「氦氣」讓我著迷，我想努力忘記「伏特」，而我的心屬於「甜牙」——這一份是屬於我自己的。它意味著每個周末我都要到布萊頓出趟公差，湯姆在那裡有一套兩居室的公寓房，就在火車站附近的一棟白房子頂上。克里夫頓街看起來就像是一排掛著糖霜的聖誕節蛋糕，空氣清新，環境私密，屋裡有張摩登的松木床，床墊結結實實，不會發出聲響。沒過幾個禮拜，我就把這裡當成家了。
卧室只比床大了一丁點兒。在這點空間里，衣櫥門最多只能開九英寸左右。你得鑽進去摸索一通，才能找到自己的衣服。有時候，大清早我會在隔壁湯姆打字的聲音中醒來。他工作的房間原本是用來做廚房和起居室用的，感覺更寬敞一些。頂上沒有天花板，直接露出屋椽，可見湯姆的房東真是個野心勃勃的建築師。打字鍵輕重不均的敲擊聲，銀鷗的鳴叫——這些聲響將我喚醒，但我閉著眼睛不願睜開，我的生活狀態煥然一新，我要盡情咀嚼箇中滋味。當初待在卡姆登的時候我是多麼孤單啊，尤其是在雪莉離開以後。多麼愜意啊，經過一周辛勤勞作，我能在周五七點抵達，在街燈下步行不到一百碼上山，聞著海風的氣味，覺得布萊頓就像尼斯或者那不勒斯一樣離倫敦好遠好遠，我知道，湯姆會在迷你冰箱里藏好一瓶白葡萄酒，在廚桌上擺好酒杯。我們的周末過得很簡單。我們做愛，我們讀書，我們在海邊散步，有時候也在南丘上走走，我們會到餐館吃飯——通常在巷道商業區里。湯姆還會寫作。
一張給推到角落裡的綠色檯面呢牌桌上擱著一台奧利維蒂攜帶型打字機，他就在那裡工作。他會在半夜或者黎明起床，一直干到九點左右，然後回到床上跟我做愛，一口氣睡到中午，此時我就出門到集市附近喝杯咖啡，吃塊羊角麵包。當時羊角麵包在英國還是個新鮮事物，所以我在布萊頓的住處就顯得愈發具有異國情調。我一版一版地看報，只有體育版除外，然後買點吃的，煎成一鍋，權充早午餐。
基金會給湯姆的資助已經到位——否則我們怎麼可能有錢在惠樂士餐廳吃飯，往冰箱里塞夏布利白葡萄酒？在那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他既要完成教學工作的收尾階段，又在忙著寫兩個短篇。他剛見過倫敦的一位詩人兼編輯伊恩·漢密爾頓，此人正在創辦一份文學雜誌——《新評論》，希望湯姆能在前幾期里登一個長篇。他讀過湯姆所有發表過的作品，在索霍區一邊喝酒一邊說他寫得「相當好」，或者「不壞」——顯然，在這個圈裡，這是很高的評價。
剛剛陷入熱戀的情人難免要給自己打氣，我們漸漸形成了一堆自鳴得意的程序以及誇張炫目的詞藻和信物，還建立起一套周六夜晚的固定模式。我們通常在傍晚做愛——那是我們的「當日正餐」。清早的「摟摟抱抱」其實是不作數的。趁著做完愛之後滿心歡喜、神清氣爽的那股勁頭，我們穿好衣服出門，走之前灌下大半瓶夏布利酒。在家裡我們不喝別的，儘管我們根本就不懂酒。夏布利酒也是玩笑之選，因為很顯然，詹姆斯·邦德喜歡這種酒。湯姆會打開他的新音響，通常放博普爵士樂 ，我覺得那不過就是毫無節律可言、隨性彈奏的一連串音符而已，不過它聽起來老於世故，具有蠱惑人心的都市感。於是我們便迎著清涼的海風出門去，漫步下山，走進巷道商業區，通常是到惠樂士海鮮餐廳。湯姆喝得半醉時常常會給侍者大把小費，所以我們在那裡頗受歡迎，總是被人手舞足蹈地帶到專屬於「我們的」座位上，那個位子縮在角落裡，我們可以觀察別的客人，嘲笑他們幾句。我猜我們的態度很囂張。我們的保留節目是告訴侍者，前菜按「老規矩」上——兩杯香檳加一打牡蠣。我不敢肯定我們是不是真的喜歡吃這些，可我們喜歡那樣的感覺：在歐芹和切成兩半的檸檬的環繞中，那些殼上粘著藤壺的古老生命圍成橢圓躺在冰床上，奢華地在燭光下閃閃發亮，盤子是銀色的，裝著辣椒醬的調味瓶給擦得鋥亮。
不聊自己的時候，我們對政治話題無所不談——國內危機，中東，越南。按理說，對一場意圖遏制共產主義的戰爭，我們的態度理應猶疑不定，可是我們到底還是隨了我們這代人的大流。這場爭端屠戮眾生，極度殘忍，而且顯然敗局已定。我們也追看了那出充斥著職權僭越和愚蠢行為的肥皂劇——水門事件，不過，湯姆就像大多數男人一樣，對這齣戲的演員陣容、具體時間以及故事裡每一道歷史性轉折、每一點微小而重大的指涉都太熟悉了，以至於他覺得我在談起這個問題時只是個義憤有餘、見識毫無價值的人。我們本來應該對文學話題也無所不談。他給我看過他喜歡的詩，這個沒問題——我也喜歡。可他沒法讓我對約翰·霍克斯、巴里·漢納或者威廉·加迪斯的小說感興趣，而他也沒法喜歡我中意的女作家——瑪格麗特·德拉布爾，費·韋爾登以及我最近迷上的詹妮弗·約翰斯頓。我覺得他那堆人太乾巴巴，他覺得我這一撥太黏糊糊，儘管對於伊麗莎白·鮑恩，他願意網開一面，先不做結論。在那段日子裡，我們只對一個短篇達成共識，威廉·考茲溫克爾的《秘密海洋里的游泳者》，他對這篇是敢打包票的。他覺得它的結構十分精美，而我認為它寫得既聰明又憂傷。
既然他不喜歡在小說寫完之前談論它，我就尋思，趁他在周六下午到圖書館查資料的時候偷看一眼，是件既合情合理又是我必須恪盡職守的事。我讓門一直開著，這樣萬一他上樓我也能聽見。一個剛在十一月底完成初稿的短篇，敘述者是一隻會說話的猿，總是在焦慮地琢磨他的情人——一個正苦於創作她第二部小說的女作家。她的處女作廣受好評。她有沒有能力把第二部寫得同樣出色？她開始懷疑自己。這隻猿憤憤不平地在她背後徘徊，她忙於寫作，對他大為冷落，讓他深受傷害。直到最後一頁我才發現我正在讀的這個故事實際上就是那女人正在寫的作品。那隻猿並不存在，它只是個幻象，是她在焦躁中想像出來的。不。還是不對。不能這麼說。即便撇開扭曲而荒誕的「人獸交」問題不談，出於本能，我也對這類憑空虛構的玩意缺乏信任。我希望能感知腳下的土地。在我看來，作者必須尊重他與讀者之間的那個不成文的契約。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裡，不應該允許任何一種元素或者任何一個人物出於作者心血來潮的臆想。虛構的東西必須像客觀實在一樣堅實可靠，一樣首尾連貫。這是一個以互相信任為基礎的契約。
如果說第一篇讓我失望的話，那麼第二篇還沒等我開始讀就已經讓我大吃一驚。居然長達一百五十頁，最後一句下面還用手寫體標記了上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