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後坐火車回倫敦的路上，我那節車廂里只有我一個乘客。當火車把南部丘陵甩在身後，飛速穿過蘇塞克斯曠野時，我在過道里來來回回地走，努力讓自己不要那麼激動。我坐了幾分鐘，然後又站起身。我埋怨自己為什麼沒有堅持到底。我應該等到他上完課，逼著他跟我一起共進午餐，把這件事說深說透，讓他點頭同意。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我走的時候沒有帶走他的家庭地址。連這個也沒有。我們之間也許發生了點什麼，也許沒有，不過那只是碰了一下而已——簡直什麼都算不上。我應該留下來，讓這層關係再發展發展，走的時候手裡多少再掌握一點東西，一座通往我們下次約會的橋樑。比如在那張想替我說話的嘴上印上深深一吻。襯衫紐扣之間的那截皮膚，肚臍邊緣的一個凹渦里的那根灰白的毛，還有那輕盈纖瘦的像孩子一樣的身體，都讓我心煩意亂。我拿起他的短篇接著讀下去，可是很快就走神了。我想可以在海沃茲希斯下車，殺個回馬槍。如果他沒有撫摩我的手指，我還會這麼煩惱嗎？我想我也會。那麼，他大拇指的動作會不會純粹是個意外？不可能。他就是那個意思，很明顯。留下來。可是，當火車停下時，我沒動，我不相信自己。看看過去吧，我想，當我向馬克斯奔去時，發生了什麼。
塞巴斯蒂安·莫雷爾在倫敦北部的塔福耐爾公園附近的一家大型綜合性中學裡教法語。他的太太叫莫妮卡，膝下有兩個孩子，女孩七歲，男孩四歲，住在芬斯伯里公園附近的一棟租來的聯排屋裡。塞巴斯蒂安的工作繁重，毫無意義，收入菲薄，學生既沒教養又不服管。有時候他會耗上一整天維持課堂紀律，宣布那些他自己都不相信會管用的懲罰措施。讓他吃驚的是，這些孩子對基礎法語技能是那麼冷淡。他想讓自己喜歡他們，可是他們是那麼無知，那麼喜歡挑釁，還有，但凡是他們裡面有誰膽敢對讀書流露出一點興趣，他們就會對他極盡嘲弄、盡情欺侮，這些實在讓他反感透頂。他們幾乎人人都巴不得早一點離開學校，然後找一份根本不需要什麼技能的工作，要不就馬上懷孕，或者靠一點失業救濟金勉強度日。他想幫助他們。有時候他可憐他們，有時候他又得竭力壓制自己對他們的鄙視。
他三十剛出頭，精瘦而結實，精力很旺盛。在曼徹斯特讀大學時，塞巴斯蒂安曾是個狂熱的登山愛好者，領著一撥人遠征挪威、智利和奧地利。不過如今他再也不會出遠門攀高峰啦，因為他的日子過得太緊，錢也好時間也好，從來都不夠，再說他的精神也萎靡不振。他塞在帆布袋裡的登山裝備擱在樓梯下面的壁櫥里，正好擱在胡佛吸塵器、拖把和水桶後面。錢始終是個問題。莫妮卡接受過師範培訓，本來應該當小學教師。可如今她只能待在家裡照看孩子和房子。她幹得不錯，堪稱慈母，兩個孩子都招人喜歡，可是，那彷彿與塞巴斯蒂安的情緒互為鏡像的焦慮感與挫敗感不時發作，讓她備受折磨。鑒於他們只是在一條邋遢的街上租了一棟那麼小的房子，那房租委實高得離譜，至於他們九年的婚姻，本來就夠平淡的了，再加上他們倆整天憂心忡忡，工作艱辛繁重，便愈顯無聊，偶爾吵上兩架——通常是為了錢——那更是雪上加霜。十二月的某天——三天以後這學期就要結束，昏暗的向晚時分，他走在街上，遭人搶劫。那天莫妮卡讓他趁著午餐時間到銀行跑一趟，從聯名存款賬戶里取七十英鎊出來，供她在聖誕節買點禮物請個客什麼的。這筆錢幾乎是他們的所有積蓄。當時他剛拐上他們住的那條既狹窄又昏暗的街，離自家大門只有一百碼，突然聽到背後響起腳步聲，有人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他轉過身，站在他面前的是個十六歲的孩子，來自西印度群島，手裡攥著一把碩大的刃上帶著鋸齒的切肉刀。有幾秒鐘光景，兩人站得很近，相距不到三英尺，默默地互相對視。讓塞巴斯蒂安心亂如麻的是，這男孩情緒激動，手裡握著刀不停打顫，滿臉驚恐。局面隨時會失控。男孩用發抖的聲音問他要錢包。塞巴斯蒂安緩緩舉起手伸向外套的內袋。他要送出去的，是自家孩子的聖誕節。他知道自己比那男孩更強壯，他在琢磨，掏出錢包時可以趁勢出擊，沖著他的鼻子狠狠打上一拳，再將他的刀奪走。
然而，除了那孩子的激動情緒之外，還有別的因素讓塞巴斯蒂安遲疑不決。在教師辦公室里，通常大家都會有這樣的共識：犯罪，尤其是入室或者攔路搶劫，都是由社會不公引起的。搶劫犯都很窮，他們平生得不到公正的機會，簡直不該指責他們拿走那些不屬於他們的東西。塞巴斯蒂安本人也持這樣的觀點，不過在這個問題上他從來沒有多想。事實上，那甚至都不能算是什麼觀點，這只是瀰漫在教養良好的人士周圍的一種寬容的氛圍。那些譴責犯罪的人同樣也會譴責在街頭塗鴉、亂扔垃圾，他們對於移民、工會、稅收、戰爭和絞刑，往往持有一整套教人反感的理論。因此，出於自尊，一旦遭人搶劫，切莫耿耿於懷——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
於是他把錢包遞過去，那個賊拿起來就跑。塞巴斯蒂安並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往回朝著高街方向走，去警察局報案。當他跟內勤隊長說話時，他覺得自己有點兒像個下三濫或者告密者，因為警察顯然是那個逼著人民去偷竊的社會制度的代理人。內勤隊長對此事頗為重視，他一直在問那把刀，問刀刃的長度，問塞巴斯蒂安能不能看到刀柄，這讓塞巴斯蒂安越來越不安。持械搶劫當然是很嚴重的罪名。那孩子可能得蹲上好幾年監獄。儘管隊長告訴他，就在上個月，有個老太太想保住她的錢包，結果被一刀斃命，也沒有驅散塞巴斯蒂安的不安。他根本不該提那把刀的。他一邊沿著那條街往回走，一邊後悔剛才為什麼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去報案。他現在已經人到中年，也算個中產。他應該為自己負責。他再也不是那種把自己的人生懸在繩索上，踩著陡峭的花崗岩峭壁往上攀登，對自己的敏捷身手以及力量和技術深信不疑的傢伙了。
搶劫事件標誌著他的婚姻走向衰敗。儘管莫妮卡對此事不置一詞，但顯然她不相信他的話。這是個老掉牙的故事。他回家的時候渾身酒氣，罵罵咧咧地說有人把他們過節的錢搶走了。那年聖誕過得慘極了。他們只好去問她那位傲慢的哥哥借錢。她的不信任讓他憤憤不平，他們互相疏遠，只能看在孩子的分上，裝模作樣地歡度聖誕，越是裝得辛苦，他們的關係就愈發蒼白冰冷，只落得話不投機半句多。一想到她把他看成了騙子，他的心裡便彷彿被荼毒了一般。他工作勤奮，對她忠誠不貳，凡事都不會對她保密。她怎麼敢懷疑他！某天晚上，等到內奧米和傑克上床睡覺以後，他就逼著她說相信他關於搶劫事件的說辭。她一下子火冒三丈，既不肯說相信也不說不信。她把話題扯到別處去，這是吵架時常用的技巧，他恨恨地想，她向來精於此道，他也應該學會這一招。她對現在的生活反感透了，她對他說，反感靠他掙錢，反感整天待在家裡，而他卻可以在外面打拚事業。他們為什麼不考慮一下有沒有可能交換呢？——他待在家裡幹家務、看孩子，她去找回她的事業，重新出發。
甚至在她說這些話的時候，他也覺得這樣的前景是多麼鼓舞人心。他再也不用面對那些討厭的、上課沒有片刻安寧也從來不肯好好坐著的孩子們了。他可以不用再假裝關心他們到底有沒有說過一個法文單詞。而且他喜歡跟自己的孩子待在一起。他可以送他們上學，帶他們去操場，在接傑克回來給他吃午餐之前，還能留幾個鐘頭給自己，也許能實現當年未竟的理想，寫點兒什麼。然後，下午管管孩子，干點輕鬆的家務活。太爽了。讓她去為那點工資賣命好了。可是，眼下他們正在吵架，他可沒有投其所好、皆大歡喜的情緒。他硬生生地把莫妮卡拉回到搶劫案的話題中。他再次斥責她膽敢把他當成騙子，他叫她自己跑到警察局裡看看他陳述的案情。她以牙還牙，從屋裡跑出去，狠命甩上身後的門。
自此，屋裡鴉雀無聲，瀰漫著一股酸澀的氣息，假日一過，他便回去上班。學校里一如既往地糟糕。那些孩子正在從當下的文化里盡情地吸收一種自以為是的反叛精神。大麻，烈酒和煙草成了操場上的硬通貨，而老師們——包括校長在內——個個困惑不解，半是相信這種叛逆的氣氛乃是自由與創意的標誌，所以他們應當予以理解寬容，半是警覺如今教學形同虛設，學校即將完蛋。無論「六〇後」到底是怎樣一伙人，反正他們已經戴著一副不祥的面具步入了七〇年代。那些據說讓中產學生「平靜而輕盈」的藥物如今在侵害那些在刀尖上討生活的城市底層人的未來。十五歲大的孩子來上塞巴斯蒂安的課，有的剛吸過大麻，有的喝得醉醺醺，還有的既吸過大麻又喝了酒。比他們更小的孩子在操場上嗑迷幻藥，只好派人把他們送回家去。小學生畢業以後在校門口賣毒品，公然帶著他們的器物站在那些推著摺疊式童車的媽媽們身邊。校長心驚膽戰，每個人都心驚膽戰。
塞巴斯蒂安每天上課時總是拔高嗓門喊，快下班時喉嚨常常嘶啞。慢慢地走回家能讓他略感安慰，從一個慘淡的環境通往另一個慘淡的環境時，他可以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