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終究是一個官僚機構，所有拖拖拉拉的程序都像是跟著政策指令亦步亦趨。我草擬了一封給黑利的信，先交給馬克斯，他修改後我寫第二稿，接著他再修改一遍，第三稿才交到彼得·納丁和本傑明·特雷斯考特手裡，我花了幾乎三個禮拜才等到他們的批示。我將他們的意見兼容並蓄，最後馬克斯又略加潤色，最後我把這份初稿之後歷經五周才定下的第五稿寄了出去。一個月過去了，我們沒得到一點迴音。我方出面查問，得知當時黑利正在國外搞研究。直到九月末我們才等來了他的答覆，一張從筆記本上撕下來的劃著橫線的紙上草草塗著幾行斜斜的字。這筆跡似乎在刻意表明他漫不經心。他寫他有興趣了解更多細節。為了維持生計，他一邊攻讀碩士一邊兼課，也就是說，如今他在校園裡有一間辦公室。最好在那裡碰頭，他說，因為他的公寓擁擠得很。
我向馬克斯做了最後一次簡短彙報。
他說，「那篇登在《巴黎評論》的短篇怎麼樣？就是那篇講商店櫥窗里的人體模型的。」
「我覺得很有意思。」
「塞麗娜！這壓根就不可信。任何欺騙自己的人都應該關在精神病醫院的禁閉室里。」
「你怎麼知道他沒進去？」
「那黑利就該讓讀者知道。」
我離開他辦公室時，他告訴我，在甜牙行動中，已經有三個作家接受了自由國際的津貼。我可不能讓他、也讓我自己失望，遲遲定不下這第四個。
「我想我已經儘力而為了。」
「我們已經落在了所有人的後面。彼得開始不耐煩了。哪怕他不成器，也跟他簽吧。」
在十月中旬的某個暖和得反常的上午，放下老一套的日常工作，到布萊頓跑一趟，倒也算是件愜意的事兒，沿途經過如洞穴般昏暗的火車站，空氣里聞得到鹹味，耳邊聽到銀鷗的鳴叫。我記得我在國王學院草坪上某年夏天演過的一版莎劇《奧瑟羅》里聽到過這個詞兒。一隻笨鳥 。我來這裡就是找一隻笨鳥嗎？當然不是。我坐上破破爛爛的只有三節車廂的劉易斯列車，到法爾默車站下來，步行四分之一英里，抵達那棟名叫「蘇塞克斯大學」——或者，按照報上的說法，喚作「海濱學院」——的紅磚大樓。我當時穿著紅色迷你裙和黑色高領外套，足蹬黑色高跟鞋，身背白色漆皮短帶單肩包。我顧不上腳疼，沿著磚砌路一步一挨地走到校門口，路上從成群結隊的學生中穿過，我看不起那些男孩——在我眼裡他們就是男孩——他們穿得邋裡邋遢，都是從額外軍需品商店裡淘來的衣服，至於那些留著平淡無奇的中分長發、臉上不施粉黛、身上穿著薄紗短裙的女孩子，就更入不了我的眼了。有些學生赤著腳，我滿懷同情地猜想他們都是來自落後國家的農民子弟。在我看來，「校園」這個詞兒就是一個輕浮的美國舶來品。貝斯爾·斯賓塞爵士的作品 坐落於蘇塞克斯丘陵的某個褶皺，我一邊別彆扭扭地朝著那邊邁開大步走過去，一邊對所謂的新式大學不以為然。平生第一回，我為自己出身於劍橋紐恩漢姆而倍感自豪。一家嚴肅正經的大學怎麼可能是新的？當我穿著這一身做工考究的紅白黑三色套裝，執拗地踩著剪刀步直奔門房問路時，誰又能抵擋得住我的魅力呢？
我走進的這棟房子也許是「四方院建築」的典型案例。左右兩側有不少淺水結構，矩形池的四邊圍著光滑的河床石。但池水已經給排干，騰出的地方堆滿了啤酒罐和三明治包裝紙。從我面前的那棟用磚石玻璃建築里傳來搖滾樂的節奏和嚎叫。我聽出傑思羅·塔爾樂隊那令人躁動不安、心潮起伏的長笛聲。透過二樓的玻璃窗，我能看見人影晃動，比賽選手和觀眾們都俯身在桌邊，他們正在玩一場桌式足球。這是學生會大樓，毫無疑問。不管在哪裡，學生會都是一樣的，這些地方專供笨頭笨腦的男孩出沒，大部分念數學和化學。女孩和唯美主義者與此地無緣。作為一所大學的入口，這裡給人的印象很糟糕。我加快步伐，心裡很討厭自己的步子居然不由自主地和著鼓點的節奏走。就像是奔赴假日營地似的。
磚砌路一直延伸到學生會大樓，我穿過玻璃門，來到接待區。至少穿制服的門衛我是熟悉的——那種男人都挺特別，彷彿耐心早已耗盡，而且粗暴地堅信，自己要比任何學生都更聰明。隨著身後的音樂越來越輕，我沿著門衛指的方向，穿過一大片空地，走到巨大的混凝土橄欖球門柱底下，進入文科大樓的A座，從另一頭穿出來，再向B座進發。他們就不能挑幾個藝術家或者哲學家來給這些大樓命名嗎？大樓里，我轉過一條走廊，看到一間間教師辦公室的門上都貼著名言警句。一張釘在門上的卡片寫著，「世界是一切事實的總和。」 還有一張黑豹黨人的海報，用德語寫的黑格爾警句，用法語寫的梅洛龐蒂格言。純屬炫耀。黑利的房間就在另一條走廊盡頭。敲門之前，我在門外躊躇片刻。
當時我就站在走廊盡頭，身邊是一扇窄窄的落地窗，透過窗能看見一方草坪。光線恰到好處，我正好能在玻璃中看到自己那彷彿置身於水中的映像，於是我掏出梳子，飛快地整飭好頭髮，豎直衣領。如果說我略微有點緊張的話，那是因為近幾周我已經跟我自己想像的黑利混熟了，我讀過他對性和欺騙、驕傲與失敗的種種思考。我們已經建立了關係，我知道這種關係即將被改造或者摧毀。他的本來面目可能是個驚喜，也可能讓人失望透頂。我們的手一旦握到一起，我們的「親密關係」就會自動倒退。來布萊頓的路上，我重讀了他寫的所有新聞。這些文字跟他的小說不同，它們理性、多疑，頗有點學校師長的口氣，似乎他想像自己是專為那些對意識形態問題一竅不通的傻瓜寫的。那篇寫一九五三年東德起義的文章開篇就寫道：「誰也別以為『工人國家』會愛工人。它恨他們。」他還對布萊希特那首寫「分化人民，再挑個新人」的詩 冷嘲熱諷。用黑利的說法，布萊希特的最初動機，是通過公開支持蘇聯對罷工的殘忍鎮壓，達到向東德政府「溜須拍馬」的目的。當時蘇聯士兵可是直接向人群開火的。我對布萊希特知之甚少，一向以為他與天使同在。我不知道黑利說的對不對，也不知道如何將他平實直白的新聞腔跟他小說里那種狡黠的親密感調和起來，而且我估計，等我們見面以後，我對他的了解甚至會更少。
另一篇火藥味更重的文章斥責西德小說家都是意志薄弱的懦夫，他們的小說根本就不敢觸及柏林牆。他們當然憎惡這堵牆的存在，可是他們害怕這麼說會顯得刻意跟美國的外交政策保持一致。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引人注目、不能迴避的主題，將地緣政治和個體悲劇聯繫在一起。毫無疑問，但凡存在一堵倫敦牆，每個英國作家都會說上幾句。難道諾曼·梅勒會對一堵分裂華盛頓的牆視而不見？如果紐瓦克的各色房屋被生生地劈成兩半，難道菲利普·羅斯會熟視無睹？難道約翰·厄普代克的人物不會利用一場婚姻變故跨越一個被分裂的新英格蘭？這個備受縱容、被過分優待的文學群落，受惠於美國強權之下的世界和平，得以免遭蘇聯的壓迫，卻寧肯厭棄那隻幫助其享受自由的大手。西德作家都裝作那堵牆並不存在，因此在道義上他們完全喪失了威信。這篇隨筆發表在《審查索引》雜誌上，標題是「知識分子的背叛 」。
我用塗著珠光粉紅指甲油的手指輕叩房門，和著一聲含糊不清的呢喃或呻吟，我推開門。還好我早就做好了失望的思想準備。從辦公桌邊站起來的是個瘦子，稍稍躬著身，不過當他起身時努力將脊背挺直。他的瘦帶點陰柔，手腕纖細，一握到他的手，就覺得那手看起來比我的更小更軟。皮膚很白，眼睛深綠，深棕色長發修剪成類似波波頭的式樣。剛照面那一瞬間，我簡直懷疑他的短篇里沒準有一點易性癖傾向，而我沒看出來。不過他就在那裡，雙胞胎兄弟，整潔體面的教區牧師，聰明過人、嶄露頭角的工黨議員，煢煢孑立、愛上沒有生命的死物的百萬富翁。他穿著白色霜花法蘭絨無領襯衫，緊身牛仔褲上系著一條闊皮帶，腳上是一雙幾經磨損的皮靴。他讓我困惑不解。如此清秀瘦弱的身軀里居然發出那樣深沉的嗓音，口音純正，既聽不出地域，也辨不清階級。
「讓我先把東西清一清，這樣你就能坐下來。」
他將幾本書從一把沒有扶手的軟椅上挪開。我略感不悅，估計他是故意想讓我知道，對於我上門這件事，他根本就沒做什麼特別的準備。
「路上順利嗎？來點咖啡？」
一路上很愉快，我告訴他，我不需要咖啡。
他在自己的辦公桌前坐下，將椅子轉過一個角度，面向我，一隻腳踝往另一側的膝蓋上一擱，臉上帶著一抹微笑，攤開手掌，擺出一副盤問的架勢。「哦，弗魯姆小姐……」
「跟『羽毛』那個詞兒的韻腳一樣。不過請叫我塞麗娜。」
他把腦袋側向一邊，又念了一遍我的名字。接著，他雙眼溫柔地凝視著我，等候著。我注意到他的睫毛很長。這一刻我以前排練過，所以輕易就能把來龍去脈跟他交代清楚。開誠布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