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來以為會挨罵，不料卻等來了我的機會——我給派去執行外勤，完成一項秘密使命，搭檔是雪莉。某天上午我們接到一位名叫蒂姆·勒·普雷沃的文官的指令。我在這裡見過他，可以前他從來沒跟我講過話。他把我們叫到他的辦公室，請我們認真聽。他長著小巧的嘴唇，扣子系得很緊，肩膀狹窄，表情僵硬，幾乎可以肯定是退伍軍人。梅費爾區的一條街上，有輛貨車停在一個上了鎖的車庫裡。這是一座所謂的「安全屋」 ，毫無疑問，他從桌子對面扔過來一個棕色的信封，裡面裝著各種不同的鑰匙。在貨車背後，我們會找到清潔設備，一台胡佛吸塵器和幾件塑料圍裙，我們穿上圍裙以後就出發。我們的「掩護身份」是一家名叫斯普林格克萊恩的公司員工。
抵達目的地之後，我們必須把那個地方「好好翻個底朝天」，包括換掉所有床上的床單，將窗戶擦乾淨。乾淨的床單已經送過去了。一張單人床上的一塊床墊需要翻一翻。它早就該換掉了。廁所和浴室需要格外關照。冰箱里腐爛的食物得處理掉。所有的煙灰缸都得倒空。勒·普雷沃一字一頓地交代著這些家務細節，一邊說一邊滿臉嫌惡。當天結束之前，我們要去富勒姆大街上的一家小超市，買點生活必需品，外加三天之內兩個人的一日三餐。還得專門跑一趟持有外賣酒類執照的店，買四瓶尊尼獲加的紅標。別的事兒用不著我們管。眼前另有一個信封里裝著五十英鎊。他說得把收據和找頭拿回來。我們得記住，出門時要將大門上的三道班漢姆鎖都鎖好。最重要的是，我們一輩子都不能把這個地址說出去，哪怕對這棟大樓里的同事也不能提。
「否則的話，」勒·普雷沃說，小巧的嘴巴扭了一下，「我夠強調了吧？」
他打發我們出門，我們走出大樓，沿著柯曾街往前走，破口大罵的人不是我，而是雪莉。
「我們的掩護身份，」她不停地說，壓著嗓子卻還是很大聲，「什麼狗屁掩護。我們本來就是清潔女工，還得假扮成清潔女工！」
這當然是侮辱，不過在當時，這種侮辱的程度不如現在那麼嚴重。我沒有把明擺著的事情說出來，軍情五處是不可能把外面的清潔工叫來摻和這種事的，正如他們也不可能把我們的男同事派到那裡去——不僅僅因為他們太尊貴，而且他們也會把這種活兒幹得一團糟。我居然如此隱忍寡慾，這一點連我自己都很吃驚。我想我一定是學會了「同志之間情義無價」的精神，同時也秉承了女性甘心忠於職守的特點。我正變得越來越像我的母親。她有主教大人，而我有軍情五處。像她一樣，我也有說服自己甘願服從的頑強意志。不過，我還是擔心，這是不是馬克斯說起過的那份「正合乎我追求」的工作。若果真如此，那我再也不跟他說話了。
我們找到了車庫，穿上圍裙。雪莉奮力擠進駕駛座，一邊嘴裡還在不服氣地嘟噥，一邊已經發動汽車，我們直奔皮卡迪里大街。貨車還是大戰前的樣式——輻條式車輪，一塊踏板，駕駛時只能像小狗一樣坐直身子高抬雙手作乞求狀，如此神奇的機械裝置在大街上肯定已經十分罕見了。我們的公司名寫在車的兩側，字體是裝飾派風格。「斯普林格克萊恩」里的那個「k」給畫成了一個興高采烈的女傭，手裡揮舞著一把羽毛撣子。我覺得我們倆看上去實在太招搖了。雪莉開車時自信得讓人吃驚，她飛快地左轉右晃，繞過海德公園角，將變速桿玩得眼花繚亂，她告訴我，這叫連掛兩次空擋，在這種老爺車上只能這麼干。
這套公寓位於一條安靜的小路，在一棟喬治王時代建造的房子里佔掉整個底層，比我想像得更漂亮。所有窗戶都加了柵欄。我們拿著拖把、清潔液和提桶，一進門先四處轉了一圈。那叫一個臟啊，甚至比勒·普雷沃暗示的更教人沮喪，這顯然是男人住過的，浴缸邊居然有一截曾經被水打濕的煙頭，還有堆到一英尺高的《泰晤士報》，有幾份給胡亂撕成四份，偷偷充當廁紙。起居室里洋溢著放蕩午夜的氣息——放下的窗帘，伏特加和蘇格蘭威士忌的空瓶子，成堆的煙灰，四個玻璃酒杯。公寓里有三個卧室，最小的那間里擺了張單人床。條紋床墊上有一大攤幹了的血跡，也許曾有什麼人的頭靠在這裡。雪莉大聲乾嘔，我也大受刺激。有人被嚴刑審訊過。登記處那些文件與真實的命運休戚相關。
我們一邊收拾殘局，她一邊繼續大聲抱怨，顯然是想讓我跟她一起討伐。我試著附和，可我的心思不在這裡。如果說，我在這場反獨裁的戰爭中只能充當這樣的小角色，將腐爛的食物裝在袋子里，將浴缸上積的硬垢刮下來，那我也樂意。這活兒也不見得比列印一份備忘錄無聊多少。
到頭來還是我對這份差事的理解更透徹——考慮到我的童年備受寵愛，家裡既有保姆也有日間女傭，這一點就顯得頗為古怪。我提議我們從最髒的活兒干起，廁所，浴室，廚房，清除垃圾，然後我們可以清潔各種表面，接著是地板，最後收拾床鋪。不過在做其他所有的事情之前，我們先將床墊翻了個，這樣雪莉能好受些。起居室里有一台收音機，我們打定主意，放點流行音樂好跟我們的掩護身份合拍。我們忙活了兩個鐘頭，然後我從那些五英鎊紙幣中掏出一張，買些吃茶點的必備用品。回去的路上我又用了一點找頭付停車計時費。回到那棟房子的時候，雪莉正坐在一張雙人床的邊沿，往她那本粉紅色的小本子上寫東西。我們坐在廚房裡，喝茶，抽煙，吃巧克力餅乾。收音機在放音樂，新鮮空氣和陽光透過敞開的窗戶飄進來，雪莉的心情又好起來，一邊吃光所有的餅乾，一邊跟我講起關於她自己的驚人的故事。
她在伊爾福德那所綜合性中學裡的英語老師——此人對她一生頗具影響力，正如某些老師那樣——是一位工黨的顧問，沒準以前還加入過共產黨，通過他的關係，她十六歲那年去德國當交換生。也就是說，她跟著學校組的團去了東德的一個村落，從那裡坐巴士一小時能到萊比錫。
「我以為那裡過得一塌糊塗。人人都這麼說。塞麗娜，其實那裡是他媽的天堂啊。」
「民主德國？」
她寄宿在村子邊緣的一戶人家。那房子模樣醜陋，狹窄擁擠的兩卧室平房而已，不過那裡有半畝果園、一條小溪，不遠處還有一座大得足以讓你迷路的森林。父親是位電視工程師，母親是醫生，而那兩個不到五歲的小姑娘一下子就愛上了新房客，大清早爬到她床上。東德總是陽光燦爛——當時正值四月，那一年的這段時間恰巧特別溫暖。有森林裡尋覓羊肚菌的遠足，有和藹友善的鄰居，人人都誇她德語講得好，有人拿了把吉他，還會彈幾首迪倫的歌，有一個漂亮的、一隻手上只有三根手指的男孩，非常喜歡她。某天下午，他將她帶到萊比錫看一場正兒八經的足球比賽。
「沒人富有。可他們很滿足。十天將盡時我想，不，這一套真的管用呢，這裡比伊爾福德強。」
「沒準兒任何地方都比伊爾福德強呢。雪莉，你可能只要一走出杜金鎮，就能樂在其中。」
「真的，這不是一回事。那裡的人們互相關心。」
她的話真耳熟。報紙上有過這樣的新聞，還有一部電視紀錄片也報道過東德的生活水平已經完勝英國。多年以後，柏林牆一倒，民智一開啟，人們這才發現，這些都是胡說八道。民主德國是一場災難。人們曾經相信也樂意相信的事實和數據，都是黨自己創造的。不過，在七〇年代，英國人一味自我割裂，人們普遍喜歡假設世上所有國家，包括上沃爾特 在內，都要把我們遠遠甩在後面了。
我說，「這裡的人們也互相關心。」
「哦，好吧。我們都互相關心。那麼我們在吵什麼呢？」
「一個偏執狂一黨制國家，沒有新聞自由，沒有自由行動的權力。一個活像戰俘集中營的民族，諸如此類。」我彷彿聽到托尼在我耳邊說話。
「這裡也是一黨制國家。我們的新聞是個笑話。窮人也不能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哦，雪莉，是嗎？」
「議會就是我們的唯一政黨。希思和威爾遜屬於同樣的精英集團。」
「真是一派胡言！」
我們以前從來沒談過政治。向來都只聊音樂、家庭和個人趣味。我以為我的所有同事都持有相同的觀點。我在桌子對面細細打量她，判斷她是不是在嘲笑我。她的視線移向別處，猛地從桌子對面伸過手來抓起一支煙。她生氣了。我可不想和我的新朋友開足火力大吵一場。我壓低嗓門柔聲說，「可是，既然你這樣想，雪莉，為什麼要摻和到這些事里來？」
「我不知道。部分原因是為了讓我爸爸高興。我告訴他這是當公務員。我想他們不會讓我進的。後來他們居然讓我進了，於是大家都很驕傲。包括我。感覺就像是場勝利。可你知道那是怎麼回事——他們必須招一個非牛津劍橋出身的類型。我只是你拿來裝門面的無產階級罷了。所以，」她站起來，「還是繼續干我們的要緊事吧。」
我也站起來。這場對話很尷尬，我很高興終於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