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臨近冬季，我收到一封母親轉來的信，是我的老朋友傑瑞米·莫特寫的。他還在愛丁堡，仍然在開開心心地忙著博士學業和他的新生活——那些半地下的風流韻事。按照他的說法，每一次戀情告終都沒有什麼麻煩，也不會追悔莫及。我讀到這封信是在某天早上，當時我正在上班路上，遇上難得一見的情況，居然成功地從擁擠的、臭氣熏天的車廂里一路突圍，給自己找到了一個座位。那個要緊的段落出現第二頁寫到一半的時候。在傑瑞米看來，那最多也就是條比較重大的八卦消息而已。
你記得我的導師托尼·坎寧吧。我們有一回去他房間里喝過茶。去年九月他跟太太弗里達分手了。他們的婚姻超過三十年。沒什麼明確理由。學院里有傳聞說他跟一個年輕女人在薩福克郡的一個小別墅里幽會。據說他也把她給甩了。上個月有個朋友寫信過來。他是聽院長親口說的。這些事兒在學院里是公開的秘密，只是沒人想到告訴我罷了。坎寧病了。為什麼不說呢？他的病很嚴重，已經沒法治了。十月份他辭去了學校里的職位，跑到波羅的海的一個島上，租了一所小房子。照顧他的是一個當地的女人，她的職分也許比管家還多了那麼一點。彌留之際他給轉到了另一座島上的一家小醫院裡。他兒子去看了他，弗里達也去了。我估計你沒在二月份的《泰晤士報》上看到訃告。我相信如果你看到，一定會告訴我的。我從來不知道他在戰爭將近尾聲時加入過特別行動處。他幾乎得算是個英雄，曾在夜晚乘降落傘潛入保加利亞，在一次伏擊中胸口受過重傷。後來，四十年代末期他在軍情五處干過四年。我們父輩的時代——他們的人生要比我們的有意義多了，你覺得呢？托尼對我很好。我真希望能有人早告訴我。至少我能給他寫信。你為什麼不來讓我高興高興呢？廚房邊上有個甜美小巧的空房間。不過我想我上回就告訴過你啦。
他為什麼不說呢？癌。在七十年代初，只要有人說到這個詞兒，那就是行將就木的意思了。癌是一個恥辱，是病人的恥辱，它是一場敗局，一道污跡，一個骯髒的瑕疵——與其說那是肉體上的，不如說是人格上的。當時我覺得，理所當然地，托尼需要悄悄走開，沒有一句解釋，帶著他那可怕的秘密跑到冰冷的海邊過冬。那裡有他童年的沙丘，刺骨的寒風，沒有一棵樹木的內陸沼澤，而托尼穿著他那件風雨衣弓著背走在空曠的海邊，懷揣著他的恥辱、他那可惡的秘密以及對「再打個盹」越來越強烈的渴望。睡意如潮水般襲來。他當然需要一個人待著。我相信我當時對此沒有一點疑問。讓我揮之不去、思之駭然的是他的全盤規劃。先是叫我把襯衫扔進洗衣筐，再假裝忘了這件事，好讓我覺得他面目可憎，這樣我就不會再追隨他，不會把他臨終的那幾個月搞成一團亂麻。真的有必要如此精心籌劃嗎？有必要如此殘忍嗎？
上班路上，我想起當初經過一番推理，我還認定自己的情感比他更高尚，不由湧起一陣羞愧。甚至在羞愧還沒完全湧上來之前，我就哭了。地鐵上的人流中，離我最近的乘客禮貌地將視線移開。他一定知道，當我聽說事情的真相時，會將過去的多少恩怨一一改寫。他相信我會原諒他，想到這裡他一定心生寬慰。看起來真是悲慘。可是，為什麼沒有一封遺書，解釋幾句，回憶我們之間的種種，說聲再見，打個招呼，給我某種能與之相伴餘生、能替代我們之間最後一幕的東西？此後好幾個星期，我都在折磨自己，懷疑這封信給「管家」或者弗里達扣下了。
托尼自我放逐，在孤寂的海灘上步履蹣跚，曾與他共度無憂歲月的弟弟不在他身邊——特倫斯·坎寧在諾曼底登陸中捐軀——他的學院，他的朋友，他的妻子也不在他身邊。最重要的是，我不在他身邊。托尼本來可以讓弗里達來照顧他的，他本來可以待在那棟小別墅里，或者待在家裡的卧室中，讓書本環伺左右，讓朋友和兒子時時來看望他。就連我也可以想法子跑去看他，裝作是他以前的學生。鮮花，香檳，家庭與老友，舊照片——人們辭別人世之際，至少，當他們沒有在呼吸衰竭中掙扎、在疼痛中扭曲、在驚恐中僵硬時，不都是這樣安排的嗎？
此後的幾個星期里，過往的幾十個細節在我腦海一一重演。那些曾讓我如此不耐煩的午睡，那張在早晨讓我不忍直視的蒼白的臉。當時我以為，五十四歲的情形本應如此。尤其是那場對話，總是歷歷在目——卧室里，洗衣筐邊，前後不過數秒，當時他正在跟我講伊迪·阿明和那些被他驅逐的烏干達亞裔。當時這條新聞轟動一時。邪惡的獨裁者把他的國民趕出國門，他們持有英國護照，愛德華·希思政府並不理會小報上的怒火中燒，而是以優雅得體的態度，堅持說這些人必須獲准在此定居。托尼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話說到一半，連氣都沒有換一口就飛快地插了句，「就扔在那裡，跟我的衣服放在一起好了。反正我們很快就要回來的。」就是這樣，隨口交代一句家務而已，然後他又接著剛才的思緒往下說。那時他的身體已日漸衰弱，而他的計畫卻悄然成形，這難道不是天賦異稟嗎？精心譜寫那個要緊的時刻，機會一來，便讓計畫插翅騰飛。或者在事後再補上幾筆，使之愈臻完滿。也許，與其說這是花招，不如說這是他當年在特別行動處養成的習慣。行業花招。作為一種手段，一場騙局，它真是給籌劃得機智過人。他甩掉我，而我因為受到莫大的傷害，不願去追根究底。在小別墅的那些時光，我並沒覺得我是真的愛他，然而，當我驟聞他的死訊，我立即讓自己相信，我愛他。這個花招，他的騙術，要比任何已婚男人的外遇都要狡猾。甚至，為了這一點我還崇拜他，可我不太能原諒他。
我跑到霍爾伯恩的公共圖書館，那裡收藏著往期的《泰晤士報》，我在那裡查到了那篇訃告。我像個白痴一樣瀏覽著，試圖搜尋我的名字，接著，我又看了一遍。整個人生都濃縮在那幾欄里，連一個段落都算不上。牛津附屬猛龍小學，馬爾伯勒中學，牛津大學貝列爾學院，近衛團，西部沙漠戰役，一段沒有說明的空當，然後就像傑瑞米說的那樣去了特別行動處，緊接著就是自一九四八年始，他在軍情五處待了四年。對於托尼戰時與戰後的生涯，我以前是多麼缺乏好奇啊，儘管我知道他跟軍情五處素有瓜葛。這篇訃告寥寥幾筆便交代了五〇年代以後的情況——新聞，著作，公眾事務，劍橋，去世。
對我而言，什麼都沒有改變。我繼續在柯曾街工作，同時祭奠著那座將悲傷隱匿於其中的小神龕。這份職業是托尼替我挑的，他把他的樹林、牛肝菌、觀點和處世之道，都借給了我。可是我沒有關於他的任何證物、紀念品和照片，沒有信，連一張紙條都沒有，因為我們的約會都是在電話里定的。我很勤快，他借給我的那些書，我都是一邊讀一邊還，只有一本除外：R·H·唐尼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我到處找它，好多次，我都回到相同的地方孤零零地翻箱倒櫃。那本精裝書的淡綠硬封被太陽曬得褪了色，作者的名字縮寫旁有一圈杯子的印痕，前環襯上用紫色墨水簽著簡單的「坎寧」字樣，筆跡看起來飛揚跋扈，整本書幾乎每頁上都有他用鉛筆作的旁註。太珍貴了。可是它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有書才會這樣，也許是我從耶穌草坪的那個房間搬走時丟的。我僅存的紀念品是一張他後來隨手送給我的書籤，還有我的工作。他把我打發到萊肯菲爾德宅邸的這個髒兮兮的辦公室里。我不喜歡這裡，可那是他留下的遺產，如果現在讓我到別處去，我可受不了。
我耐心地工作，沒有一句怨言，謙卑地服從林小姐的非難——我用這種方式讓激情延續。如果我工作效率低下，如果我上班遲到或者怨聲載道，甚而考慮離開軍情五處，那我就會讓他失望。我說服自己，這是在廢墟中誕生的偉大愛情，所以我將痛苦一層層堆積起來。Akrasia！ 我之所以會花費額外的精力，將某些文官的潦草筆跡轉化成一式三份、無懈可擊的備忘錄打字稿，是因為：向我愛過的男人致敬，是我應盡的職責。
我們這一撥新來的一共十二個，包括三個男人。其中有兩個是年過三十的已婚商務人士，對誰都沒興趣。第三個姓格雷特雷克斯，他那野心勃勃的父母替他起名馬克西米利安 。他三十來歲，長著一對招風耳，極度沉默，究竟是因為害羞還是目中無人，我們誰也吃不準。他是從軍情六處調來的，此前已經爬到了文官的級別，他跟我們這些新手坐在一起，僅僅是為了看一看我們的系統是怎樣運轉的。另兩個商務型男士也很快就要提拔到文官級別了。無論我在面試時有過怎樣的感受，如今我是再也無所謂了。隨著我們亂鬨哄的培訓日漸深入，我領會了此地的大體精神，從其他姑娘的暗示中，我開始接受這樣的觀念：這個小小的成人世界與其他公共服務機構有所不同，在這裡，女人從屬於一個低等階層。
如今我們甚至會花更多的時間，跟登記處的另外幾十個姑娘待在一起，學習嚴格的文件檢索與發掘規則，沒有人告訴我們，可是我們漸漸領悟：保密許可是一層層同心圓，而我們被扔在外圍的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