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塞麗娜·弗魯姆（跟「羽毛」 那個詞兒押韻），約莫四十年前，我受英國軍情五處派遣，履行一項秘密使命。我沒能安然歸來。幹了十八個月之後，我被他們解僱，非但身敗名裂，還毀了我的情人，儘管，毫無疑問，他對於自己的一敗塗地也難辭其咎。
我不想浪費大把時間描述童年往事和青春歲月。我是一名聖公會主教的女兒，生於英格蘭東部一座迷人的小城，在教堂一帶長大。我的家溫良而優雅，井井有條，滿溢書香。父母之間情深意篤，對我疼愛有加，我對他們也一樣。妹妹露西比我小一歲半，雖然青春期我們動不動爭得雞飛狗跳，但彼此都不記仇，隨著年事稍長而日漸親密。父親對上帝的信仰溫和低調，合情合理，從未對我們的生活橫加干涉，只不過讓他在教會等級體系中應付裕如，同時得以把我們安置在一棟舒適的、建於安妮女王時代的房子里罷了。那房子俯瞰著一個花園，四面圍著古意盎然的綠草帶 ，時至今日，對那些精通植物的人士而言，這些綠草帶仍然很有名。言而總之，一切都波瀾不驚，教人艷羨，簡直是一闋田園詩。我們在一個四面築起圍牆的花園裡長大，體驗過其中必然蘊含的一切愉悅與局限。
六十年代末期，我們的生活被倏然照亮，卻並未隨之瓦解。除了請病假，我沒有在當地的文法學校里缺過一天課。十六七歲時，從花園圍牆外飄進某些被他們稱為「熱烈愛撫」的實驗，嘗試煙草、酒精和一點兒大麻，搖滾樂唱片，更亮麗的顏色以及與別人更熱絡的關係。十七歲那年，我和我的朋友們都有那麼點羞羞答答、興緻勃勃的叛逆，可我們照樣完成學校里的作業，將不規則動詞、數理化公式、小說人物的動機爛熟於胸，再一瀉千里地「吐」出來。我們樂意把自己想像成壞女孩，可我們其實乖得很。我們喜歡一九六九年空氣中普遍洋溢著的興奮躁動的氣息。與此密不可分的是，我們都指望很快就能離家遠走，到別處去求學。在我此生的前十八年，沒出過一丁點古怪恐怖的事情，所以我權且略過不提。
若是全依著我自己的性子，我會在我家的西北面，遠遠地找一所「地方大學」 ，選擇可以偷懶的英語專業。我喜歡讀小說。我讀得飛快——一周能幹掉兩三本——就這樣打發掉三年，對我再合適不過。然而，那時別人把我看成天生的怪物——一個碰巧有數學稟賦的女孩兒。我對這門課提不起興緻，幾無樂趣可言，可是我喜歡拔尖，何況還不用費什麼勁。甚至早在我知道如何解答之前就已經知道了答案。當我的朋友們還在奮力計算時，我就通過一串輕飄飄的步驟——有些是看得見的，有些只是出於某種直覺——得到了答案。很難解釋這些我所知道的東西，究竟是如何知道的。顯然，應付一場數學考試要比英語文學考試容易得多。畢業前那年我成了學校國際象棋隊的隊長。你得將這種情形放到歷史背景上去想像，才能懂得，在當時，讓一個女孩跑到鄰近的學校里，打擊一個居高臨下、洋洋得意地笑著胡說的男孩，到底意味著什麼。無論如何，數學也好，象棋也好，還有冰球、百褶裙和唱詩，在我看來這些都只是學校里玩的花樣。我想，既然現在要開始考慮申請什麼大學，那趁此機會拋開這些幼稚的玩意，倒是正當其時。可我沒考慮到我的母親。
對於先當教區牧師太太、繼而升格為主教夫人的那一類人而言，她要麼堪稱個中典範，要麼可算詼諧戲仿——她的記憶力令人敬畏，對本堂信眾的名字、面相乃至他們的滿腹牢騷都如數家珍，還有她那副戴著愛馬仕圍巾在街上游弋自如的氣派，對於日間女傭和園丁和顏悅色卻從不任意遷就的態度。無論從哪個社會等級、哪種基調衡量，她的魅力都無懈可擊。碰上從住宅區跑到教堂地下室來參加母嬰俱樂部的那些緊繃著面孔、一根接一根猛抽煙的女人，她也能以誠相待，這是何等洞察世情之舉。聖誕夜，當她在我們的客廳里給圍在她腳邊的來自「巴納多慈善會」 的孩子們念故事時，又是何等引人入勝。有一回，坎特伯雷大主教為修葺一新的教堂門面祈福，完事之後過來喝茶，吃雅法橙子蛋糕，我母親以落落大方、教人信服的態度，營造了多麼賓至如歸的氣氛。他來做客的那段時間裡，我和露西都給趕到了樓上。與這一切密不可分的——難就難在這裡——是她對我父親的事業的無限忠誠和服從。她鼓勵他上進，為他忙前忙後，幫他輕鬆挨過每一道坎。襪子裝在盒子里，熨燙平整的白色法衣掛在衣櫥中，書房一塵不染，當他在周六寫佈道詞時，整棟房子里鴉雀無聲。她需要的回報——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只是要他愛她，或者，至少永遠不會離開她。
然而，我不明白，在母親貌似尋常的外表下，其實深埋著微小而強韌的女權主義的種子。我敢肯定她的雙唇間從沒溜出過這麼個詞兒，但提不提都一樣。她那股斬釘截鐵的氣勢嚇了我一跳。她說，作為一個女人，我有責任去劍橋攻讀數學。作為一個女人？那個年代，像我們這樣的出身，是不會有人用這種口氣說話的。沒有哪個女人會「作為一個女人」去干任何事。她告訴我，她不允許我浪擲天分。我得把別人甩在身後，出類拔萃。我一定得在理工科或者經濟領域裡干出點像樣的事業。她由著自己的性子，信口開河地說著陳詞濫調。我既聰明又漂亮，而我妹妹兩樣都不行，真是不公平。如果我不把目標定得高一點，會讓這樣的不公平雪上加霜。我弄不懂這話是什麼邏輯，可我什麼也沒說。母親對我說，如果我跑去念英語專業，到頭來淪為一個比她教養稍好的家庭主婦，那她就永遠不會原諒我，也永遠不會原諒她自己。我險些就要荒廢人生了。這是她的原話，意味著她在承認一個事實。平生唯有這一次，她表達了，或者說暗示了對命運的不滿。
接著，她搬來了我的父親——我和妹妹都管他叫「主教大人」。某天下午我放學回家，母親告訴我他在書房裡等我。那天我穿著綠色上裝，戴著飾有拉丁文箴言——Nisi Dominus Vanum（若沒有主，一切皆空）——的紋章，懶懶地倚在他那張只讓自家人坐的皮製扶手椅上，而他則端坐於書桌邊，像洗牌似的翻弄著文件，一邊整理思路，一邊哼哼唧唧地自言自語。我以為他要衝著我操練一套「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警世箴言，但出乎意料，他用的是實實在在的口吻。他提出了幾個問題。劍橋巴不得別人把他們看成「向崇尚人人平等的現代世界敞開大門」。既然我背負著三重厄運——畢業於文法學校，身為女孩，又要申請一個被男性霸佔的科目——那我一定能進得去。反之，如果我申請去劍橋攻讀英語專業（我可從來沒想過去劍橋，主教大人向來疏於細節），難度倒是會大得多。過了一周，我母親已經跟校長談妥。某些科目的老師也被他們說動，不僅照搬我父母的那套說辭，還加上他們自己提出的理由，我當然招架不住。
於是我放棄了在達勒姆大學或者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學念英文的志向——我敢肯定如果去那裡我一定會開心——轉而去劍橋紐恩漢姆學院 ，在第一堂導師輔導課（這事發生在三一學院）上，我就發現自己的數學天分其實是多麼乏善可陳。第一個學期我過得鬱鬱寡歡，差點逃走。那些長得粗粗笨笨的男孩子，既沒有個人魅力，也缺乏人類的其他屬性——比如同情心和所謂的「生成語法」 ，他們跟我以前下象棋時輕鬆擊敗的那些傻瓜是同一類人，只不過智商更高一點罷了，他們總是斜著眼睛看著我跟那些他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奮力抗爭。「啊，是高貴嫻雅的弗魯姆小姐呀，」每周二上午我走進教室，總有位導師滿含譏諷地嚷起來，「威尼斯 ，藍眼睛！快來將我們照亮！」顯然，在我的導師和同學們看來，我之所以學業不佳，就是因為我是個穿著迷你裙、有一頭金色鬈髮垂於肩胛骨之下的漂亮姑娘。事實上，我學業不佳，是因為我跟幾乎所有的別人都差不多——對數學不太擅長，沒到那個水準。我竭盡全力想轉到英語或者法語甚至人類學專業，可沒人要我。在那個年月，人人都恪守規則。將這個冗長而憂鬱的故事簡短截說，就是我好歹挺住了，最後勉強得了個丙級。
既然我將童年時代和青春歲月一筆帶過，那麼當然也不能在描述本科生涯時拖泥帶水。我從來沒坐過劍橋的平底船，不管身邊有沒有手搖留聲機，我既沒有去過「腳燈劇社」——看戲總是讓我局促不安——也沒在劍橋花園飯店的騷亂中被人逮捕。不過，我在第一學期就失去了童貞，似乎分了幾次才成其好事，大體而言，整個過程的風格可謂既緘默又笨拙，此後我交了一連串還算合意的男朋友，九個學期里一共有六個或者七個或者八個，到底有幾個得看你如何定義雲雨之歡。在紐恩漢姆的女同學裡我交了幾個好朋友。我既打網球也讀書。全拜母親所賜，我選錯了專業，可我並沒有放棄讀書。在學校里我從來沒讀過詩歌或戲劇，不過，我覺得我從小說中得到的樂趣，要比我那些在大學裡每周都得為了應付《米德爾馬契》或者《名利場》 的論文而揮汗如雨的朋友更多。這些書我也飛快地讀過，沒準兒也能就此聊上幾句，如果身邊的什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