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她乘坐的計程車被堵在滑鐵盧橋上時，菲奧娜斷定，這可能是自己因意氣用事、處在崩潰的邊緣而做出的職業誤判，也可能是讓一個男孩在世俗法院的精心干預下脫離或是依舊篤信其宗教信仰。她並不認為兩者能同時成立。她的視線轉向左側，望向下遊方向的聖保羅大教堂，她暫停思考了這一問題。此時的泰晤士河，河水湍急。當年，站在附近一座橋上的華茲華斯說得對，放眼左右兩邊，這是世上最壯麗的城市景緻。即使在這連綿的雨中也是如此。坐在她身旁的是瑪麗娜·格林。除了離開法院時兩人閑聊了幾句後，她倆一直沉默著。保持點距離是恰如其分的。而格林對於她右側的上游風光，完全熟視無睹，她像她的同齡人一樣專心於她的手機，時而讀，時而輸寫，時而皺眉。
最後她們在南岸轉向上遊方向，計程車以步行之速緩緩前行，花了幾乎十五分鐘才到達蘭貝斯宮。菲奧娜的手機已關機，這是她抵禦每隔五分鐘就查看簡訊和電郵這一強迫症的唯一手段。她已寫好簡訊——你不能這樣干！——還沒發送。但他還是在這樣干，這感嘆號彰顯了一切——她是個傻瓜。她那激動的口吻——就像她自己有時候所說的那樣，她很想控制住——前所未有。凄惶與憤怒的糅合。或者說，是渴望和狂怒的交雜。她既希望他回來，但又根本不想再見到他。她還心懷羞愧。可是她犯了什麼錯呢？一心撲在工作上，疏忽了丈夫，讓一樁冗長的案子搞得她心緒不寧？而他有自己的工作，情緒也變化多端。她受盡了屈辱，但不想讓任何人知道，只得假裝一切安好。她覺得自己遮遮掩掩，心情沮喪。難道那就是愧疚感？一旦她某個明智的朋友知道了這件事，就一定會催促她打電話給傑克討個說法。絕對不行。她依舊害怕聽見傑克說出那些她最不想聽的。此時，她只要一想到那情景，就會像從前一樣情不自禁地開始遐想，宛如一台停不下來的跑步機，唯有靠服用安眠藥入睡才救得了她。要麼睡眠，要麼就是這樣一趟非同尋常的行程。
她們終於行駛在了旺茲沃思路上，汽車以每小時二十英里——馬匹全力飛奔的速度——前行。在她們的右側，能看見一家老電影院——如今已改建成壁球場，多年前傑克曾在這裡參加全倫敦錦標賽，拼盡全力得了個第十一名。他那年輕忠誠的妻子，多少有些無聊，安坐在玻璃球場外，時不時瞥一眼她所辯護的一樁強姦案的筆記，這場辯護將以失敗告終。她的這位憤怒的委託人被判了八年徒刑。判決幾乎無懈可擊。理所當然地，他永遠不會原諒她。
她出生在倫敦北部，因此對於以泰晤士河為界的倫敦南部寒酸凋敝、雜亂紛繁的景象既無知又鄙夷。荒蕪的村莊早就被吞噬，商店一副頹相，車庫畏畏縮縮，其間散布著塵埃瀰漫的愛德華時代老屋和野獸派公寓大樓，那是毒販們的巢穴，沒有一路地鐵停靠這裡，給上述一切賦予意義，建立聯繫。人行道上的行人漂泊於此，他們屬於某個遙遠的城市，她也不屬於這兒。一間被木板封閉的電器商店上方掛著一塊褪色的、富有戲謔意味的指示牌，假如不是這塊指示牌，她又怎麼知道她們正在經過的是克拉罕站台？為什麼要在這裡謀生？她意識到一種厭世的情緒正在自己身上瀰漫開來，遂令自己記起這趟出行的使命。她是來探訪一位病入膏肓的男孩的呀。
她倒是挺喜歡醫院的。十三歲那年，她曾經熱衷於騎快車到學校，在路上被一塊未蓋嚴實的窨井蓋絆倒，甩出老遠。檢查出輕微腦震蕩和血尿致使她得留院觀察。兒科病房已滿——一大批在校生從西班牙攜帶了一種未知的胃腸病毒回國。於是她被安頓在一群女人中間，在那裡待了一個禮拜，做了些不太複雜的檢查。那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那個時代的風氣還未開始質疑和挑戰死板的醫療等級制度。那間維多利亞時代風格的病房天花板很高，房間整潔、秩序井然，平日里令人望而生畏的病房護士對這位年齡最小的病人倒是愛護備至，而那些老女人——如今回想起來，她們中有幾個顯然才三十幾歲——既喜愛又照顧菲奧娜。她卻從不關心她們的病恙。她是她們的小寵物，她完全沉浸在新的生活中。家裡和學校的那些陳規漸漸被拋之腦後。當有一兩位善良的女士深夜從病床上消失時，她也不以為意。她被很好地保護了起來，免受子宮切除、癌症和死亡之苦，在那裡度過了一個沒有恐慌也沒有痛苦的美妙禮拜。
那時，下午放學之後，她的朋友們會滿懷敬畏地像成人一樣獨自到醫院來看望她。後來，當敬畏感逐漸消失後，三四個女孩子就會圍坐在菲奧娜的病床邊恣意嬉鬧，為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壓低聲音咯咯發笑——一位護士皺著眉闊步走過，某個缺牙的老嫗與她們格外熱情地打招呼，病房另一頭隔著帷幕的重病患者發出沙啞的呻吟。
中飯前後，菲奧娜獨自坐在休息室里，膝上有一本練習冊，她在上面規劃著自己的未來——鋼琴家、獸醫、記者、歌手。她給未來可能的人生畫了流程圖。一條條支線分叉出大學、英勇敦實的丈夫、容貌姣好的丈夫、牧羊場、顯赫的生活。那時候，她還沒想到過法律。
出院那天，她穿著校服、背著書包在病房裡來迴轉悠，在母親的注視下，哭著與病友道別，還承諾要保持聯繫。幸運的是，接下來的幾十年她身健體康，偶爾幾次到醫院都只是去探望別人。但那次住院給她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無論她看到家人朋友經歷怎樣的痛苦和恐懼，她都不可思議地將醫院與仁慈掛鉤，視它為特殊之地，在那兒可以躲避災難。所以，此刻，當二十六層樓高的旺茲沃思艾迪絲·卡維爾總醫院在公地遠處被霧氣籠罩的橡樹上方浮現時，她不合時宜地體會到一種歡欣與期待。
計程車駛近一塊藍色霓虹標牌，上面顯示尚餘一百五十個車位，菲奧娜和社工的目光越過突突作響的刮雨器，看向前方綠草茵茵的坡地上——就像石器時代的山堡——矗立著一座由日本人設計的圓形玻璃塔，外面鍍著亮綠色。這座建築物造價不菲，是在無憂無慮的新工黨時代用借來的資金建造的。抬頭看，最高几層樓隱沒在夏日的雲團中。
她們走向入口時，一隻貓從一輛停著的車底下衝到她們面前，於是瑪麗娜·格林再次打開話匣，詳細描述起她的貓來，一隻勇猛的英國短毛貓，打敗了鄰近一帶所有的狗。菲奧娜開始對這個神情肅穆的年輕女人有了好感，瑪麗娜的淡黃色頭髮有些稀疏，她與三個不足五歲的孩子和警察丈夫住在一幢廉租房裡。她的貓無關緊要。菲奧娜絕不允許兩人之間產生任何的嫌隙，而是敏銳地意識到她們即將面對的共同關切的問題。
菲奧娜感覺自在了些，說道：「一隻堅守陣地的貓嘛。我希望你已經給小亞當講過這故事了。」
瑪麗娜立刻回答道：「其實，我是講了，」說罷又陷入了沉默。
她們步入建築物的中庭，四面是直通頂層的玻璃。幾棵本地樹木正從大廳，從布置宜人的桌椅間——那是幾家互相競爭的售賣咖啡與三明治的攤販的桌椅——雖已開枝散葉，卻乾枯瘦弱。它們競相往高處伸展，其他植物也從混凝土平台周圍長了出來，它們的枝椏如懸臂般貼合在弧形的牆面上。長得最高的植物是灌木叢，在三百英尺高的玻璃屋頂上映出了它們的輪廓。兩個女人橫穿灰色鑲木地板，經過信息中心和病患兒童藝術展覽。一道筆直的長自動扶梯將她們帶到夾層樓，這裡有書店、花店、報刊亭、禮品店和一個商業中心，都分布在噴泉四周。輕快而單一的新時代音樂與潺潺的流水聲融為一體。顯然，此建築是以現代機場的式樣設計建造的。不過目的地已變更。在這層樓幾乎看不見病症的跡象，也沒有醫療設備。病人們散布在探望者和醫務人員之間。處處皆可見他們穿著睡衣、神情安逸的模樣。菲奧娜和瑪麗娜跟隨指示牌往前走，這些牌子上的字體與高速公路上指示牌的字體相仿，上面寫著兒科腫瘤學、核療學、靜脈切開術等。她們拐入一條寬敞、被擦洗得乾淨鋥亮的走廊，然後默不作聲地乘坐電梯到達九樓，那裡有一條一模一樣的過道，她們接連左轉了三次，來到了重症病房。路上，她們看見一幅令人賞心悅目的壁畫，畫中的大猩猩們正在森林裡穿盪騰躍。現在，各種氣息終於撲面而來：醫院裡渾濁不堪的空氣，早被撤走的熟食的味道，消毒水的氣味，還有某種微弱的甜味。這種甜味既非來自水果，也不是來自鮮花。
護士站以保護者的姿態面對一溜呈半圓形排列的病房，病房房門緊閉，每扇門上都有個探視窗。此時的寂靜僅僅被一記電梯的嗡鳴聲打破，病區內沒有自然光透進來，讓人感覺似乎已是後半夜。兩位年輕護士——菲奧娜後來得知，她們一位是菲律賓人，另一位是加勒比人——坐在辦公桌前，高聲招呼瑪麗娜，並擊掌歡迎她的到來。突然之間，社工彷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儘管她是白皮膚，但卻像一個生氣勃勃的黑人婦女。她轉身向兩名年輕護士介紹這位「真正位高權重」的法官。菲奧娜伸出了手，卻沒法放下矜持與兩位護士擊掌，而她們似乎也能理解，只是緊緊地握著她的手。她們在桌旁進行了短暫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