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在威尼斯一家女性主義書店上班，又是這家書店的半個主人。我到洛杉磯的第二天，午飯時分在那裡跟她相遇。當天晚上我們就做了情人，此後不久又成為朋友。第二周的星期五開始，整個周末我已經用鏈子把她的腳拴在床上了。她對我解釋說，干那種事兒屬於「為了走出來而必須走進去」。我記得她特意（後來，在一家擁擠的酒吧）要我鄭重發誓，如果她請求放了自己，千萬不要聽。因為急於討新朋友歡心，我買了條漂亮的細鏈和小巧可愛的鎖頭。我用銅螺絲把一個鋼圈固定在木床的底座上，然後一切準備妥當。那幾個小時里，她不斷地懇求放了她，雖然有些不解，我還是下了床，沖了個澡，穿好衣服，換了雙地毯上用的拖鞋，端了個大煎鍋讓她往裡撒尿。她試著換成一種決然而又理智的腔調說話了。
「把這個解開，」她說。「我受夠了。」我承認她嚇到我了。我給自己倒了杯喝的，匆匆走出去到陽台上看落日。我沒有絲毫興奮感。我心想，如果我解開鎖鏈，她會蔑視我太軟弱。我要是繼續把她拴著不放，她可能會恨我，但那樣做我至少信守了自己的承諾。蒼白的橘黃色的太陽沉沒在霧靄中，透過關閉著的卧室門，我聽到她在沖我大喊大叫。我閉上雙眼，一心想著自己沒什麼可指責的。
我有個朋友曾在一個上了年紀的人那裡做心理分析，那人在紐約這一行里是個資深的弗洛伊德門徒。有一次，我的朋友終於忍不住說了些懷疑弗洛伊德理論的話，說其缺乏科學上的可信性，在文化上有失偏頗等等。他剛說完，那位心理分析師便溫和地笑著回答說：「瞧瞧你周圍吧！」然後展開手掌指著舒適的工作室，橡膠樹和秋海棠，擺滿書的牆壁，最後，手腕朝里一彎，用這個既表示熱情又強調自己頗有品位的衣領的動作說：「如果弗洛伊德錯了，你真會覺得我現在能在這種地方待著嗎？」
回到屋裡後（太陽已經落下去了，卧室里悄無聲息），我用同樣的姿態對自己說，這件事真相很顯然，我這是信守諾言。
儘管如此，我還是感覺很無聊。我從一個房間遊盪到另一個房間，把燈逐一打開，然後在過道牆壁上斜靠著，打量著已經熟悉的東西。我支起樂譜架，取出自己的長笛。我多年前就自學吹奏，錯誤依然不少，而且因為習慣而更為嚴重，對此我也無心再糾正了。我從不像理應做的那樣用手指的最尖端去按笛孔，而且我的手指揚得離笛孔太高，所以沒有任何可能靈活地吹奏快調段落。我的右手腕總是不放鬆，在需要的時候，不肯以某種輕鬆的直角落到樂器上。我吹奏的時候總是沒法挺直脊背，相反卻佝僂著腰看著樂譜。我的氣息也不聽腹肌的控制，隨隨便便地從喉嚨深處吹出來。我吹奏時的唇形也不對，過度依賴某種甜膩的顫音。我也不會控制什麼力度大的重音，只會些輕柔的或者聲音大點的。我也懶得去自學高過G調的樂曲。我的音樂能力捉襟見肘，稍微異常點的旋律就會讓我不知所措。主要是我沒有雄心去吹奏那半打曲子以外的作品，犯的錯誤都千篇一律。
第一首曲子吹了幾分鐘後，我想起她在卧室里聽著，「迷狂的聽者」這個短語溜進我的頭腦。我吹奏的時候，設計了好幾種辦法，可以把那些詞語不知不覺地套進一個句子里，弄出句不起眼又輕鬆的俏皮話，其中的幽默可以拿來闡釋目前的情景。我放下長笛，朝卧室門走去。可是我還沒有組織好句子，手就在某種麻木的自動機制的作用下推開門，我站在瑪麗面前。她坐在床邊梳著頭髮，鏈條得體地被毯子遮掩起來。在英國，像瑪麗這樣伶牙俐齒的女人可能會被認為極具侵略性，可是她的態度很溫和。她身材短小，體格非常厚重，臉龐給人又紅又黑的感覺，嘴唇深紅，眼睛黑黑的，面頰呈暗淡的蘋果紅色，頭髮像焦油般漆黑又滑軟。她的祖母是印第安人。
「你想幹什麼？」她尖聲尖氣地說，沒有停止手的動作。
「噢，」我說，「迷狂的聽者！」
「什麼？」看我不想重複自己的話，她便說想自己一個人待會兒。我在床邊坐下，心想，如果她求我放開她，我會立刻這樣去做。可她什麼都沒說。她梳完頭髮就在床上躺了下來，手交叉著放在腦袋後面。我坐下來看著她，等待著。詢問她是否願意放開她的想法似乎很荒唐，如果不經她的許可就放了，那又會很可怕。我都不知道這是一個意識形態還是性心理的問題。我又回去吹我的長笛了，這次我把樂譜架搬到公寓最遠的盡頭，關上中間隔著的幾扇門。我希望她聽不到我的聲音。
星期天早上，我們之間經過24小時不曾打破的沉默後，我放了瑪麗。鎖頭彈開的時候，我說：「我來洛杉磯不到一個星期，可是感覺自己已經脫胎換骨了。」
雖然有真的成分，這樣說還是想刻意討她歡喜。瑪麗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另一隻手揉著自己的腳說：「會這樣的。這是一座眾城盡頭的城市。」
「它橫跨六十英里！」我附和說。
「它縱長一千英里！」瑪麗狂野地尖叫道，然後伸出兩條褐色的胳臂摟住我的脖子。她好像已經找到了自己希望尋找的東西。
可是她無意去解釋。後來，我們就去外面一家墨西哥餐廳吃飯，我等著她說起周末拴住的事兒來，最後，我忍不住問時，她問了個話題給支開了。「英國真的處於全面崩潰狀態嗎？」
我說是的，然後詳盡地闡述起來，連自己都不信這些話。我對全面崩潰的唯一經驗就是有個朋友自殺了。最初他不過是想懲罰自己。他吃了塊磨碎的小玻璃片，用葡萄汁沖了下去。等到疼痛發作的時候，他跑到地鐵站，買了張最便宜的票，縱身跳到一輛列車底下。著名的新維多利亞線。如果這樣的情況蔓延到全國範圍那會怎麼樣？我們挽著胳臂不聲不響地從飯店走了回去。周圍的空氣炎熱而潮濕。我們在人行道她的車子旁邊親吻著，緊緊抱在一起。
「下周五還是老樣子？」她鑽進車子時我挖苦地說，可是這句話卻被她關車門時砰的一聲切斷了。她透過窗戶朝我揮了揮手指，笑了笑。有好一陣子我再沒見過她。
我在聖莫尼卡一個借來的大公寓里住著，樓下有家租借店，專營舉辦派對的用品，而且奇怪的是，還出租「病房」設施。店鋪的一邊騰出來擺著葡萄酒杯、雞尾酒調製器、休閑椅、一張宴會桌和攜帶型舞會音響，另一邊放著輪椅、活動床、鑷子、便盆、亮閃閃的鋼管和彩色橡皮軟管。我住的那段時間，注意到全城有很多這樣的店鋪。經理穿得乾乾淨淨，並不友善的表情中自帶著某種威嚴。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告訴我，他「只有二十九歲」。他身材敦實，留著濃密、往下垂的小鬍子，整個美國和英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都留著這樣的鬍子。我到的頭天，他就上樓來自我介紹說叫喬治·馬龍恩，對我說了一番受用的恭維話。「英國，」他說，「生產的病人用椅真不錯。最好了。」
「那肯定是勞斯萊斯了。」我說。馬龍恩抓住我的胳臂。
「你是在跟我胡說吧？勞斯萊斯是做……」
「沒有，沒有，」我緊張地說。「是開……開個玩笑。」有那麼片刻，他的臉都僵硬了，嘴張得老大，黑洞洞的，我以為他要揍我了。可他卻放聲大笑起來。
「勞斯萊斯！真漂亮！」第二次我見到他時，他指著店裡放病房設備的那面，在我身後大聲喊著說，「想買個勞斯牌的嗎？」午飯時我們在科羅拉多大道邊上一家亮著紅燈的酒吧一起喝上點，喬治向那兒的酒吧侍者介紹我，說我是個「講怪話的專家」。
「那是什麼？」侍者問我。
「豬油蘸櫻桃。」我說，熱切地希望能夠名副其實。可侍者皺著眉頭轉向喬治，邊嘆息邊說：
「什麼來著？」
住在一個充滿自戀狂的城市讓人興奮不已，至少開始是這樣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按照喬治的指點步行去海邊。正是中午的時候。成千上萬赤裸裸的原始的人條兒散落在纖細、淡黃色的沙地上，直到從北到南被吞沒在熱氣和污染的霧靄中。除了遠處無精打採的巨浪，其他都靜止不動，寂靜得可怕。在我站立的海灘最邊沿的不遠處，布滿了各種並排的酒吧，空空蕩蕩又很荒涼，它們簡陋的幾何線條中透著寂寞。甚至連海浪的聲音都傳不到我耳朵里，也聽不到人語聲，整個城市沉睡在夢中。我開始朝大海走去時，附近傳來喃喃細語，好像我無意中偷聽到了夢遊者的聲音。我看見一個男人在活動著手，在沙上攤開手掌使勁撐著，想多曬些陽光。一個不帶蓋兒的冰盒像塊墓碑般矗立在一個平躺的女人的腦袋旁邊。我經過時朝裡面偷看了眼，看到幾隻空啤酒瓶，一包橘黃色的乳酪在水上漂著。這會兒走在他們中間，我才發現，每個孤獨的曬日光浴的人彼此相距有多麼遠。從一個人走到另一個人那裡要花好幾分鐘。視角上的錯覺讓我以為他們都是緊緊擠在一塊兒的。我還發現，那些女人有多麼漂亮，褐色的四肢像海星般伸展開來；還發現那些老人是多麼健康，身體的肌肉都疙里疙瘩的很結實。這幅懷著共同意願的壯觀景象讓我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