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迪匆匆趕著去上班的時候，沒來得及把衣櫥的門關嚴，櫥門的角度剛好讓上面的鏡子照出弗農狹窄、垂直的一小部分：倚在幾個枕頭上，把曼迪端給他的那杯茶擱在肚子上，在卧室昏暗的光線下，他那張沒有刮的臉呈現出一種藍白色，信件、垃圾郵件和報紙攤在他身旁——真是失業的一幅傳神的畫面。空閑。他突然間明白了商業版上這個詞兒的真正含義。這個星期二早上，他有很多個空閑的鐘頭可以用來反覆咀嚼昨天他被解僱的前前後後，所累積起來的所有那些侮辱和諷刺。比如說，那封信是由一個無辜的下屬送到他辦公室里來的，真夠新鮮的，就是那個哭哭啼啼、患有誦讀困難症的下屬，而正是他保住了這個可憐蟲的飯碗。其次就是那封信本身，客客氣氣地懇請他辭職，這樣他就可以獲得一年薪水的回報。這是對於他的聘任合同的溫和暗示，他猜想，董事們是想提醒他，而又不必把醜話擺到桌面上：如果他拒不辭職，而是迫使他們解僱他的話，就壓根兒不會有經濟補償這檔子事兒了。信的末尾客氣地指出，不管怎麼說，他的任期在當天就要結束了，董事會希望能因他在任期內的卓越業績向他表示祝賀，並預祝他在未來的事業中大展宏圖。所以就這麼回事兒了，他立馬就得收拾東西走人，他可以選擇是拿還是不拿那筆剛到六位數的補償金。
在他的辭職信里，弗農特意提到報紙的發行量上升了十萬份之巨。就在他寫出那個數字，那一連串零的時候，他感到痛苦萬分。他走到外間的辦公室，把信封交給瓊時，她似乎怎麼著都無法正視他的眼睛。他回去收拾辦公桌上的東西，整幢大樓都靜得出奇。他的職務本能告訴他，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兒了。他讓辦公室的門開著，萬一有誰念及同事一場，遵循友誼的常規進來看看他呢。他要收拾的東西往公文包里一塞就行了——一張鑲框的曼迪和孩子們的照片，幾封達娜寫來的色情信，就寫在眾議院的信箋上。可是看來沒有一個人衝進來向他表達義憤的同情，沒有大群吵吵嚷嚷只穿著襯衫的同事像往常那樣把他簇擁出去。那也好，反正他就要走了。他通過對講機請瓊告訴司機一聲他就要下去了，她回他說他已經沒有專任司機了。
他穿上外套，拿起公文包，走到外間的辦公室。瓊已經找了個由頭辦什麼緊急要事去了，他在走到電梯的路上一個人都沒碰到，連個鬼影子都不見。唯一向主編大人道聲珍重的是在樓下接待台當班的門房，也是他告訴了弗農他的繼任者是誰——先生，是迪本先生。弗農最低限度地點了下頭，假裝他早就知道了。當他步出《大法官報》報社大樓的時候，正在下雨。他抬手想叫輛出租，然後又記起身上幾乎沒有現金了。他改乘地鐵，在瓢潑大雨中步行了最後半英里路才終於到家。一進家門他直奔威士忌，曼迪回家一心想安慰安慰他的時候，他跟她大發了一陣雷霆之怒。
弗農端著茶杯頹然倒下，他精神的計程器仍在忙著計數他蒙受的打擊和羞辱。弗蘭克·迪本對他背信棄義，他所有的同事都遺棄了他，每一家報紙都在為他的被逐歡呼雀躍；整個國家都在歡慶他這隻被碾死的跳蚤，而加莫尼卻依然毫髮無損、逍遙自在。所有這些還不夠，還要加上在他身邊的床上躺著的那張惡毒的小卡片，對他的垮台幸災樂禍，而這張卡片就出自他相交最久的老朋友之手，出自一個道德境界如此崇高、眼看著一個女人在他面前被強暴都不肯讓他的工作受到打擾的傑出人物之手。真是可恨至極，十足的瘋子。他是滿懷怨毒。這麼說來就等於是開戰了。好得很，咱們這就動手吧，千萬別猶豫了。他喝乾杯子里的茶，拿起電話撥了一位在新蘇格蘭場 工作的朋友的號碼，他當年在犯罪報道部工作時結交的熟人。十五分鐘以後，他已經透露了所有的細節，這事兒就算是搞定了，可是弗農仍舊不能釋懷，心有不甘。鬧了半天，克利夫並沒有觸犯法律。在要求他必須履行他的公民職責時，最多也就給他增添些許不便，不過如此——可是，絕對不能不過如此，一定得讓他吃不了兜著走，一報還一報。弗農躺在床上，就這個主題又琢磨了一個鐘頭，最後終於穿好了衣服，不過並沒有刮臉，在房間里晃蕩了一個上午，有電話打來也不接。為了聊以自慰，他又拿出星期五的報紙。事實上，那確實是個才華橫溢的頭版。每個人都錯了。除了頭版，報紙其餘的部分也鏗鏘有力，而萊蒂斯·奧哈拉對於荷蘭醫療醜聞的報道實在是為他增光添彩。總有那麼一天，尤其是如果加莫尼果真爬上了首相寶座，等到整個國家都被他徹底毀掉的時候，大家終將會為把他弗農·哈利戴給趕下台去而悔恨不已。
可惜這點安慰為時太過短促，因為那是未來的事兒，而眼下的事兒還在現在，是他被炒了魷魚的現在。他在本該在辦公室工作的時候卻待在家裡無所事事。他就只擅長干這個，可是現在誰都不會雇他的。他如今是丟人現眼，聲名掃地了；要想接受再培訓干別的行業，他又實在太老了些。這點安慰之所以如此短促還因為他的思緒不斷地回到那張可惡的明信片上，那就是把扎進去還要轉三轉的刀子，那就等於在你鋸齒狀的傷口上再撒把鹽，而且隨著這一天的逝去，那張明信片漸漸成為了過去二十四個小時里他蒙受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恥辱的總代表。克利夫寫給他的這短短一行字代表了並濃縮了這一事件當中所有的怨毒——指控他的那幫傢伙的盲目無知，他們的矯情偽善，他們的落井下石，還有超越了所有這些惡行、弗農認為是人類萬惡之源的——個人的背叛。
在英語這種注重慣用法的語言中，因誤讀而引起誤解的情況是在所難免的。只要把重音往後移動一下，一個動詞就能變成一個名詞，成為執行某件事的過程。「refuse」當動詞用，意思是對你認為錯誤的事情堅持說不，而重音往前一挪，就成了一堆臭不可聞的垃圾。辭彙是這樣，句子又何嘗不是如此。克利夫在星期四寫下來、在星期五寄給他的這句話，本來也就是想表達：你活該被炒魷魚。而弗農在星期二，在他當真被解僱之後，這句話卻肯定要被理解為：你活該被炒魷魚。這張卡片若是星期一就寄到的話，他的解讀方式可能就大為不同了。這也正是他們命運的喜劇性之所在：如果貼的是張隔日送達的快寄郵票，他們倆也就都各得其所、相安無事了。可話又說回來了，在他們倆之間興許也不會有什麼別的結果了，而這又是他們倆的悲劇性之所在。若果真如此，隨著這一天的過去，弗農所感到的悲苦辛酸就註定要變本加厲，他就會不擇手段地一心只想報復，也就必然會想起前不久他們倆達成的那個協議，以及這個協議加在他肩上的重大責任。因為顯而易見，克利夫已經喪失了理智，必須得採取措施才行了。這個決定又得到了弗農感覺上的支持和鼓勵：就在全世界都在惡意地陷害於他，就在他的生活已經一敗塗地的時候，給了他最致命一擊的竟然是他的老朋友，這是絕對不能饒恕的——是喪心病狂。那些反覆琢磨自己受到了何等不公平待遇的人，有時是會將渴望報復的體驗跟一種責任感攪和到一起的，這對他可是大有用處。幾個小時過去了，弗農又幾次拿起那份《大法官報》，反覆閱讀揭露荷蘭醫療醜聞的那篇特寫。當天晚些時候，他又親自打了幾個電話進行核實。又有幾個空閑的鐘頭過去了，他在廚房裡呆坐著，一邊喝咖啡，一邊沉思著自己毀於一旦的前程，琢磨著是否該給克利夫打個電話假意跟他講和，為的是讓他把他自己也邀請到阿姆斯特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