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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家庭法院的入口和機場安檢口一樣,進去都要穿過金屬探測門,並接受隨身行李檢查。不過,我們這些職員只要出示身份證件,就能從旁邊的通道直接進去。

「拜託你下次一定要帶證件。」我循聲望去,見陣內正在把包里的東西翻出來。他總是忘帶證件,所以總是不得不接受安檢,不僅如此,他包里裝的還都是些會被檢測出來的東西。這次檢測出來的是鱷魚玩具和小球,難怪警衛會囑咐他下次一定要帶證件。

我站在電梯間,陣內一邊擺弄手提包一邊走了過來。「武藤,你在等我?」

「我為什麼要等你。」我雖然嘴上這麼說,其實真的在等他。

還有幾人跟我們一起乘上了電梯。電梯開始上升,我瞬間感到身體猛地向下墜落。

「主任,你曾經向一個錄像帶出租店的店員表白過?」

這是我這幾天一直藏在心裡的王牌殺手鐧。由於我實在壓抑不住緊張和興奮,聲音變得有些尖厲。周圍的幾名職員雖然裝作漫不經心,但很明顯都在好奇地關注我們的對話。

「什麼?」陣內皺起了眉。我還以為自己說錯話了,正忙著後悔,只聽他「啊」了一聲,目光變得縹緲,表情扭曲起來。他並未臉紅,眼珠滴溜溜地轉了幾下。「你說什麼呢。」儘管他只說了這麼一句,但我還是看穿了他正在拚命思考我是怎麼知道的,如此,我便心滿意足了。

「原來陣內主任也會幹那種事啊。」站在電梯靠里的位置、比我年長的女職員說。她應該是聽到我們的對話了。畢竟我也是故意讓大家聽到的。雖然她是其他部門的,但陣內在法院內算是個名人,她看起來對向錄像帶出租店店員表白一事興趣十足。

「好像是,不過那是他上學時的事情。」我轉過頭,刻意壓低音量對她說。

陣內咂了一下舌,走出電梯後對我說:「你見到他了啊。」不愧是頭腦聰明的人,很快就鎖定了我的信息來源。「你也去了現場?」

「永瀨先生看起來挺不錯的。」

「你這麼高興幹什麼?對了,你見到目擊車禍的那個人和那隻狗了嗎?」

「別搞錯了,目擊者是牽著狗散步的老爺爺。主任也是看過警方的資料後產生疑問的嗎?」

「那個大叔一臉不高興,根本不跟我說話。」

「就是說,你見過那個目擊者了?」

「嗯。」

「怎麼見到的?」

「上次我去那個十字路口,剛好見到他路過。交談幾句之後,發現他是目擊者,就想讓他跟我詳細說說。結果他沒給我好臉色,抱起吉娃娃就走了。」

我們走進辦公室,陣內坐到他的辦公桌旁,我則站在旁邊,繼續這個話題。

「肯定是因為主任一點也不客氣,問了太多問題,讓人家提高警惕了。」

「我可是說了『Sir』的。」

「Sir?」

「英語會話教科書上不都寫了嘛。和不知道姓名的長者說話時,要稱呼對方為『Sir』。」

「你們可不是在用英語對話。」

「日語真麻煩。」

「為什麼?」

「因為日語里有鄭重語、敬語之類的玩意兒,一開口就能確定雙方的上下級關係了。『A先生,您今天從哪裡大駕光臨啊?』『我從家裡來的,B。』你聽了這樣的對話會怎麼想?A先生和B,誰是上級?」

「那自然是——」

「對吧。日語,就是一種把人的上下級關係嵌入話語的語言。」

「可是……」我明白陣內的意思,但我並不討厭日語的這種特質。基於這種特質,人們往往不會明確地回答「Yes」或「No」,而傾向用「這個嘛……那樣說的話……」這種曖昧的形式來模糊處理。比起非黑即白的文化,我更喜歡這種。「主任,我想問的是,你為什麼要去現場?」

「難道你想說,熱心工作的人只有你嗎?」

「不,我並不想說我自己,只是沒想到主任你會如此熱心。」

「這太讓我驚訝了。」陣內伸直雙腿,整個人癱倒在椅背上,幾乎像睡在了上面,隨後雙手托住後腦勺說,「我明明如此熱心工作,卻沒能讓你感受到。」

「真是對不起。」

「其實沒什麼特殊的理由。棚丹的案子很受關注,網上和電視上都在報道,有真有假,而且負責案子的調查官還這麼靠不住,所以我認為該獨自行動起來了。」

「那主任為何不從一開始就負責這個案子?」

「要是我早點知道,我就接過來了。」

「知道什麼?」

「知道什麼,就那個啊。」陣內沒再繼續解釋,「趕緊幹活去吧。」

我沒空一直追問下去,再加上不知何時走進辦公室的木更津安奈在旁邊開玩笑般問「你們一大早在討論什麼呢」,我便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喂,武藤,你在那裡遇到永瀨,然後就沒什麼了嗎?」

「什麼意思?」

陣內欲言又止。他雖然極力控制表情,但我還是看出他鬆了一口氣。「那就沒什麼了。」

「不過,我們交換了電話號碼。」我有種給鬆懈的敵軍殺了個回馬槍的快感。

「可惡!」陣內咂了咂舌。不知他是想中和剛才脫口而出的不雅之詞,還是只是想說說看,很快他又接了一句:「Sir。」

午休時,我正在吃便當,陣內走了過來。「我這都是為了你好,就算永瀨他們打電話給你,你也最好不要扯上關係。」他裝作一副「我有點在意,所以提醒你一下」的樣子,但很明顯是在拚命死守陣地。

「永瀨他們?你還有別的朋友?」看到陣內臉上那副因說漏嘴而後悔不已的表情,我感到十分愉悅。

「他們都不是壞人,就是喜歡撒謊,你小心一點。」

「我會小心的。」我心不在焉地回答。

「什麼喜歡撒謊啊?」陣內離開後,坐在對面的木更津安奈湊過來問。她雖不太關心八卦,但喜歡打聽。一不注意,就會發現她已經湊過來了。

我懶得跟她詳細解釋,只告訴她陣內去過事故現場了。

她的反應跟我幾乎一模一樣。「他對工作有這麼熱心?」

「是吧。」

「主任這個人真是猜不透。他總是說『那些小屁孩根本是在撒嬌耍賴,我們越上心,他們就越墮落,隨便應付一下就好了,隨便應付』,可有時候又突然特別積極。問他怎麼回事,又會說因為那傢伙是喜歡什麼爵士樂專輯的好小子之類的話。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啊?公私不分,還是偏心眼?」

「他確實會這樣。」

「我想到了!」

「什麼?」

「主任為什麼會去現場,為什麼會突然對這個案子感興趣。我想到原因了。」

「什麼原因?」

「那會不會是主任負責過的孩子?」

「啊?」

「自己負責過的孩子又犯了案,換成是誰都會在意吧?」

回想起來,陣內確實在看了棚岡佑真的調查報告後變得有點奇怪。「在我提到棚岡佑真父母的事情後,主任確實有些怪怪的。」

「父母的事情?」

「棚岡佑真的父母在一場車禍中去世了。」

「啊……」就算是一向面無表情的木更津安奈,也忍不住流露出了情感。做著這份工作,想必她也知道,父母不和或缺失,以及暴力行為,必定會給孩子造成影響。完美的父母跟美好的時代一樣從不存在,但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扮演庇護者、障礙物、反面教材的父母會給孩子造成決定性的影響。「或許主任是因為那個突然有了想法。」

「覺得那個肇事者可能是他認識的孩子嗎?」畢竟,在車禍中失去父母這種遭遇並不常見。

「不過,如果是以前犯過案的,應該會留下記錄。」

「但是他沒有記錄。」

「會不會是工作之外認識的人?」

「不知道。」話音剛落,我腦中突然閃過了什麼。「以前的案子」這個詞像皮球一樣四處彈跳,讓我有種靈光乍現的預感。這一預感在腦海中揮之不去,可是,除了「棚岡佑真該不會……」之外,我再也組織不出具體的言語。

「這種事再怎麼想都不可能想明白的。」木更津安奈突然說道,緊接著站了起來,「不如直接去問更快。」說完,她走向剛剛回到辦公室的陣內。「主任,我想問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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