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雙向四車道靠近十字路口的位置。清晨六點半，還沒到上班上學的時間，沒什麼車經過，每分鐘只有一兩輛。
我正沿著棚岡佑真駕駛的路線行走。我嘗試模擬他無證駕駛一輛時速六十公里——遠超過速度上限的汽車，從南向北筆直行進的視角。
為了在十字路口右轉，車子提前進入右側車道，絲毫沒有減速，直直衝進路口，飛速拐彎。因為車速很快，轉彎的弧度較大，他勉強把車身維持在了車道內。儘管如此，可能因為失去了平衡，沒開多遠車就衝上了人行道，事故便發生了。
車道上還留有車胎摩擦的痕迹。那幾道黑線看起來有點像黑膠唱片的溝槽，彷彿只要把唱針放上，就能回放出車禍的衝撞聲、被害人的慘叫、人生被撕碎的殘酷旋律。
車道和人行道之間安裝了護欄，其中一部分被連根拔起，應該是被車撞壞的。在欄杆的殘骸旁邊留下痕迹的怪物，奪走了被害人的性命，也瞬間摧毀了加害人的人生。
那裡擺放著祭奠死者的花束。其中應該有與被害人相熟的人獻上的，可能還有看到事故報道後感到無比痛心、來到現場的普通人獻上的。被人無證駕車奪去性命，這一定是世上最難以讓人接受的死因之一。因此，人們對被害人抱以莫大的同情，同時對加害人表現出更深的憤怒。那些同情、不甘、憤怒和哀憫，最終匯聚成了放在這裡的花束，也體現了世間對這起案件的高度關注。
站在花束前，我不由得想像起車禍之後的混亂狀況。
我想到棚岡佑真的臉。那個低頭坐在鑒別所的調查室、只知道回答「是」的少年，當車子沖斷護欄撞倒行人時，他坐在駕駛席上在想什麼呢？
我記得那輛車的擋風玻璃被撞裂了。他當時是不是獃滯地凝視著眼前的蛛網狀裂紋呢？
棚岡佑真絕口不提車禍發生時的情況，我覺得到現場來應該能了解一些，便在上班前提前出門，來這裡一趟。「你專門跑一趟，但很可能什麼都發現不了。」妻子無奈地提醒。她的預測十分準確。她還笑著說：「你有那個時間，還不如幫忙給兒子準備早餐，或喂女兒斷乳食品，這樣至少有一個人能得到幫助。」
旁邊走來一個與我母親年紀相仿的婦人，她站在花束前雙手合十。我擔心在這裡礙事準備離開，突然聽到她問：「你是死者家屬嗎？」
「不是。」我慌忙擺手。其實我也想問她同樣的問題。
「真過分啊。」婦人說。
「嗯，是啊，真的是。」雖然不太清楚她在針對什麼抒發感慨，我還是應了一句。
「你想啊，反正是少年犯，肯定不會受重罰。明明奪走了一條人命。」
因為《少年法》的目的在於讓他們改過自新，而不是予以懲罰。不過這話說出來也沒什麼用，她想要的並不是這種解釋。
「既然開車把人撞死了，就該也被車撞一下。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是。」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其實不僅限於未成年人犯罪，在聽到殺人犯沒有被判死刑，理由之一是「只有一名死者」時，面對如此荒謬的理由，任何人都會不知從何反駁。難道人命不是以一換一嗎？殺人還要先到先得？一想到這裡，就會想去尋找自認為合理的規則。可那樣的規則不會太過時嗎？
「兇手肯定沒在反省。」婦人說，「他一定沒把社會當回事。那種年輕人，就算把人撞死了，也只會覺得『哎呀，這下麻煩了』而已，對吧？」
「不知道啊。」是否在反省、是否意識到犯了罪、到底有多後悔，這些恐怕連少年自己都無法把握。一個未曾與之謀面的人，僅憑新聞報道就想判斷出少年的心情，簡直難上加難。儘管如此，我仍無法否定那種心情。人們的心中總是充滿了「一定」和「反正」。「他到底在想什麼呢？」即便如此，我們依舊要設法理解少年的想法，探究他們的真心。雖然很困難，卻不能放棄，還要時刻牢記著這種困難。
「沒有駕照還出來飆車，簡直太荒唐了！要是時間再晚一點，就有可能撞到上學的小學生了。太可怕了！」婦人抬手遮住了嘴，「我覺得啊，未成年人應該跟成年人接受同樣的懲罰。」
「是。」我根本無意反駁，也沒有必要告訴她這種案子很可能會進入刑事審判。「不過我總是在想，那要從幾歲起才好呢？」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有一個四歲的兒子和一個兩歲的女兒。」
「哎呀，他們一定很可愛吧。我也有孫子了。」
「假設我兒子到了上小學的年齡，有一天不小心騎上了開著引擎的摩托車……」
「小學生可以騎嗎？」
「假設他不小心推了一下，結果摩托車動了起來，撞到了人。」
「你的想像力真豐富。可那又不是故意的。」
「假設他是初中生呢？」
「現在有些初中生也挺壞。不過，其中也有完全沒有惡意或確實不是故意的情況，所以也沒辦法。至於惡作劇……」
假設那個初中生的家庭環境非常惡劣呢？
人不是機器，在成長過程中勢必會受到周圍的影響。
當然，一定有人會說「就算家庭環境不好，有的人還是會規規矩矩地生活」或者「其中絕大部分人都不會犯下那種窮凶極惡的罪行」。我在調查案件時，有人直接對我說過這樣的話，我自己也曾看到類似的言論。其實，我完全理解。
說到底，家庭環境完全沒問題的人應該幾乎不存在。雖然存在貧富差距，而且有錢確實能解決很多問題，但並不說明能有完美的家庭或負責的監護人。我甚至根本不知道完美的家庭該如何定義。自從有了孩子，我切實的感受是，每天都在煩惱什麼才是正確的，無論看多少本育兒書，都沒辦法弄清楚。陣內曾一本正經、不帶一絲嫌惡和嘲諷地問：「寫那本育兒書的人是怎麼養育自己孩子的？」我也想問同樣的問題。那些育兒書作者的孩子，真的長成了好人，長成了優秀的大人嗎？還有，好人到底是指什麼樣的人呢？
「聽說兇手失去了父母。真是太慘了。」婦人繼續說道。
此時，我開始懷疑她並不是對慘烈車禍深感同情的過路人，而是更熟悉情況、積極跟人談論此事的好事者。
「失去父母確實挺慘的。」我把對方的話重新打包一遍說了回去。
「不是那個意思。你瞧，反正人們一聽說那種事就會心軟。」
「啊。」原來是這個意思。
「就算失去了父母，一般人也不會無證駕駛撞死人吧。那些努力生活的孩子聽了要生氣的。」
「可能吧。」明明不是當事人卻硬要替當事人表達心情，對於這種人，我總是會有點戒備。「那個人一定會這麼想」——那些能輕易如此斷言的人，都有過分自信的嫌疑，或許他們並沒有想過，對當事人來說，那些想當然的斷言只會徒增困擾。
我想到了棚岡佑真。
他在高速公路交通事故中失去父母，後來被伯父養大。
當然，伯父一家並非壞人。應該說，他們突然要養育這麼一個侄子，因這起事故受到了巨大影響，也算是受害的一方。這就好比狀態良好的先發投手突然亂了陣腳，於是中繼投手強行提前上場，連到練投區熱身的時間都沒有。不，不對，伯父一家恐怕根本就沒想過自己能上場，簡直就是本來在觀眾席上坐得好好的，卻被教練指著鼻子說：「你給我上！」
「不過啊，這場車禍真是太慘了。哪怕偏上一點點，旁邊牽狗散步的老爺爺也會被撞到。」
「原來還有人在散步？您知道那個老爺爺住哪兒嗎？」
「你是警察？」
「啊？」
「尋找目擊者不是警察的工作嗎？」
我那句話並沒有什麼深層的用意，只是想如果當時有人在旁邊，並且我能找到那個人詢問當時的情形，說不定能弄清棚岡佑真到底是怎麼開的車。當然，這些警方都已經調查過了。只是根據我並不算太豐富的經驗，相比目擊者的親口訴說，公文式的資料確實會漏掉一些細節。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報道，很多時候都存在一些與文章不盡相同的真實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