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居是一家小飯館，挨著安樂林。
安樂林圍牆上開了個月亮門，門頭磚額上刻著三個經石峪體的大字，像那麼回事。走進去，只有巴掌大的一塊地方，有幾十棵楊樹。當中種了兩棵丁香花，一棵白丁香，一棵紫丁香，這就是僅有的觀賞植物了。這個林是沒有什麼逛頭的，在林子里走一圈，五分鐘就夠了。附近一帶養鳥的愛到這裡來掛鳥。他們養的都是小鳥，紅子居多，也有黃雀。大個的鳥，畫眉、百靈是極少的。他們不像那些以養鳥為生活中第一大事的行家，照他們的說法是「瞎玩兒」。他們不養大鳥，覺得那太費事，「是它玩我，還是我玩它呀？」把鳥一掛，他們就蹲在地下說話兒，也有自己帶個馬扎兒來坐著的。
這麼一片小樹林子，名聲卻不小，附近幾條衚衕都是依此命名的。安樂林頭條、安樂林二條……這個小飯館叫做安樂居，挺合適。
安樂居不賣米飯炒菜。主食是包子、花捲。每天賣得不少，一半是附近的居民買回去的。這家飯館其實叫個小酒鋪更合適些。到這兒來的喝酒比吃飯的多。這家的酒只有一毛三分一兩的。北京人喝酒，大致可以分為幾個層次：喝一毛三的是一個層次，喝二鍋頭的是一個層次，喝紅糧大麴、華燈大麴乃至衡水老白乾的是一個層次，喝八大名酒是高層次，喝茅台的是最高層次。安樂居的「酒座」大都是屬於一毛三層次，即最低層次的。他們有時也喝二鍋頭，但對二鍋頭頗有意見，覺得還不如一毛三的。一毛三，他們喝「服」了，覺得喝起來「順」。他們有人甚至覺得大麴的味道不能容忍。安樂居天熱的時候也賣散啤酒。
酒菜不少。煮花生豆、炸花生豆。暴腌雞子。拌粉皮。豬頭肉，單要耳朵也成，都是熟人了！豬蹄，偶有豬尾巴，一忽的工夫就賣完了。也有時賣燒雞、醬鴨，切塊。最受歡迎的是兔頭。一個醬兔頭，三四毛錢，至大也就是五毛多錢，喝二兩酒，夠了。這還是一年多以前的事，現在如果還有兔頭，也該漲價了。這些酒客們吃兔頭是有一定章法的，先掰哪兒，後掰哪兒，最後磕開腦綳骨，把兔腦掏出來吃掉。沒有抓起來亂啃的。吃得非常乾淨，連一絲肉都不剩。安樂居每年賣出的兔頭真不老少。這個小飯館大可另掛一塊招牌：「兔頭酒家」。
酒客進門，都有準時候。
頭一個進來的總是老呂。安樂居十點才開門。一開門，老呂就進來。他總是坐在靠窗戶一張桌子的東頭的座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這成了他的專座。他不是像一般人似的「垂足而坐」，而是一條腿盤著，一條腿曲著，像老太太坐炕似的踞坐在一張方凳上，——脫了鞋。他不喝安樂居的一毛三，總是自己帶了酒來，用一個扁長的瓶子，一瓶子裝三兩。酒杯也是自備的。他是喝慢酒的，三兩酒從十點半一直喝到十二點差一刻：「我喝不來急酒。有人結婚，他們鬧酒，我就一口也不喝，回家自己再喝！」一邊喝酒，吃兔頭，一邊不住地抽關東煙。他的煙袋如果丟了，有人撿到，一定會送還給他的。誰都認得：這是老呂的。白銅鍋兒，白銅嘴兒，紫銅桿兒。他抽煙也抽得慢條斯理的，從不大口猛吸。這人整個兒是個慢性子。說話也慢。他也愛說話，但是他說一個什麼事都只是客觀地敘述，不大參加自己的意見，不動感情。一塊喝酒的買了兔頭，常要發一點感慨：「那會兒，兔頭，五分錢一個，還帶倆耳朵！」老呂說：「那是多會兒？說那個，沒用！有兔頭，就不錯。」西頭有一家姓屠的，一家子都很渾愣，愛打架。屠老頭兒到永春飯館去喝酒，和服務員吵起來了，伸手就揪人家脖領子。服務員一胳臂把他搡開了。他憋了一肚子氣。回去跟兒子一說。他兒子二話沒說，撿了塊磚頭，到了永春，一磚頭就把服務員腦袋開了！結果：兒子抓進去了，屠老頭還得負責人家的醫藥費。這件事老呂親眼看見。一塊喝酒的問起，他詳詳細細敘述了全過程。坐在他對面的老聶聽了，說：
「該！」
坐在裡面犄角的老王說：
「這是什麼買賣！」
老呂只是很平靜地說：「這回大概得老實兩天。」
老呂在小紅門一家木材廠下夜看門。每天騎車去，路上得走四十分鐘。他想往近處挪挪，沒有合適的地方，他說：「算了！遠就遠點吧。」
他在木材廠餵了一條狗。他每天來喝酒，都帶了一個塑料口袋，安樂居的顧客有吃剩的包子皮，碎骨頭，他都撿起來，給狗帶去。
頭幾天，有人要給他說一個後老伴，他原先的老伴死了有二年多了。這事他的酒友都知道，知道他已經考慮了幾天了，問起他：「成了嗎？」老呂說：「不說了。」他說的時候神情很輕鬆，好像解決了一個什麼難題。他的酒友也替他感到輕鬆。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說：
「不說了？不說了好！添亂！」
老呂於是慢慢地喝酒，慢慢地抽煙。
比老呂稍晚進店的是老聶。老聶總是坐在老呂的對面。老聶有個小毛病，說話愛眨巴眼。凡是說話愛眨眼的人，脾氣都比較急。他喝酒也快，不像老呂一口一口地抿。老聶每次喝一兩半酒，多一口也不喝。有人強往他酒碗里倒一點，他拿起酒碗就倒在地下。他來了，擱了一個小提包，轉身騎車就去「奔」酒菜去了。他「奔」來的酒菜大都是羊肝、沙肝。這是為他的貓「奔」的，他當然也吃點。他喂著一隻小貓。「這貓可仁義！我一回去，它就在你身上蹭——蹭！」他愛吃豆製品。熏干、雞腿、麻辣絲……小蔥下來的時候，他常常用鋁飯盒裝來一些小蔥拌豆腐。有一回他裝來整整兩飯盒腌香椿。「來吧！」他招呼全店酒友。「你哪兒來這麼多香椿？這得不少錢！」——「沒花錢！鄉下的親家帶來的。我們家沒人愛吃。」於是酒友們一人抓了一撮。剩下的，他都給了老呂。「吃完了，給我把飯盒帶來！」一口把余酒喝凈，退了杯，「回見！」出門上車，吱溜——沒影兒了。
老聶原是做小買賣的。他在天津三不管賣過相當長時期炒肝。現在退休在家。電話局看中他家所在的「點」，想在他家安公用電話。他嫌錢少，麻煩。挨著他家的汽水廠工會願意每月貼給他三十塊錢，把廠里職工的電話包了。他還在猶豫。酒友們給他參謀：「行了！電話局每月給錢，汽水廠三十，加上傳電話、送電話，不少！坐在家裡拿錢，哪兒找這麼好的事去！」他一想：也是！
老聶的日子比過去「滋潤」了，但是他每頓還是只喝一兩半酒，多一口也不喝。
畫家來了。畫家風度翩翩，梳著長長的背發，永遠一絲不亂。衣著入時而且合體。春秋天人造革獵服，冬天羽絨服。他從來不戴帽子。這樣的一表人才，安樂居少見。他在文化館工作，算個知識分子，但對人很客氣，彬彬有禮。他這喝酒真是別具一格：二兩酒，一揚脖子，一口氣，下去了。這種喝法，叫做「大車酒」，過去趕大車的這麼喝。西直門外還管這叫「駱駝酒」，趕駱駝的這麼喝。文墨人，這樣喝法的，少有。他和老王過去是街坊。喝了酒，總要走過去說幾句話。「我給您添點？」老王擺擺手，畫家直起身來，向在座的酒友又都點了點頭，走了。
我問過老王和老聶：「他的畫怎麼樣？」
「沒見過。」
上海老頭來了。上海老頭久住北京，但是口音未變。他的話很特別，在地道的上海話里往往摻雜一些北京語彙：「沒門兒！」「敢情！」甚至用一些北京的歇後語：「那麼好！武大郎盤杠子——上下夠不著！」他把這些北京語彙、歇後語一律上海話化了，北京字眼，上海語音，挺絕。上海老頭家裡挺不錯，但是他愛在外面逛，在小酒館喝酒。
「外面吃酒，香！」
他從提包里摸出一個小飯盒，裡面有一雙截短了的筷子、多半塊熏魚、幾隻油爆蝦、兩塊豆腐乾。要了一兩酒，用手紙擦擦筷子，吸了一口酒。
「您大概又是在別處已經喝了吧？」
「啊！我們吃酒格人，好比天上飛格一隻鳥（讀如「屌」），格小酒館，好比地上一棵樹。鳥飛在天上，看到樹，總要落一落格。」
如此妙喻，我未之前聞，真是長了見識！
這隻鳥喝完酒，收好筷子，蓋好米飯盒，拎起提包，要飛了：
「晏歇會兒！明兒見！」
他走了，老王問我：「他說什麼？喝酒的都是屌？」
安樂居喝酒的都很有節制，很少有人喝過量的。也喝得很斯文，沒有喝了酒胡咧咧的。只有一個人例外。這人是個瘸子，左腿短一截，走路時左腳跟著不了地，一晃一晃的。他自己說他原來是「勤行」廚子，煎炒烹炸，南甜北咸，東辣西酸。說他能用兩個雞蛋打三碗湯，雞蛋都得成片兒！但我沒有再聽到他還有什麼特別的手藝，好像他的絕技只是兩個雞蛋打三碗湯。以這樣的手藝自豪，至多也只能是一個「二葷鋪」的「二把刀」。——「二葷鋪」不賣雞鴨魚，什麼菜都只是「肉上找」，炒肉絲、熘肉片、扒肉條……他現在在汽水廠當雜工，每天蹬平板三輪出去送汽水。這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