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歐洲所有民族的精神發展史上，都重複出現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即社會思想運動初期，法國影響常佔優勢，可是一到社會的獨立精神開始蘇醒，這影響就迅速衰落。這個事實特別明顯地表現在文學史上；大家很清楚，它也曾在我們俄國重演。要找到發生這類現象的原因似乎不難。法國文學主要是一種人為的、模仿的文學，因此它也便於和易於為其他國家所模仿；同時，法國像所有拉丁民族一樣，比日耳曼民族更早地接受和培育了古代文化的種子，並依靠本民族的迅速聯合和其他有利條件，取得了早期的政治聲望和歷史地位，把自己的影響擴大到歐洲的整個其餘部分。也應當考慮到它的語言通俗易懂，思想明朗清晰（誠然，有時清晰到了沒有色彩的地步），講求實際的思維方式，敢於大膽創新，沒有顯著的民族特色，活潑好動、坦白豪爽的稟性，多少有點霸道，但這霸道卻被一種平衡感所沖淡，——總之，應該考慮到構成法國精神特點的所有品質。這些品質是重要的、寶貴的，我絲毫無意抹殺它們的優點。它們可以說明法國所以能對其他民族經常起到啟迪和教育作用的原因。但是教育不能永久持續下去，總有一天，各民族和個別人會脫離他們的監護。對老師的反作用已不可避免，有時候還走得很遠，——尤其當老師變得太虛弱和萎靡的時候，正如我們在我們同時代的拿破崙 治下的法國所看到的那樣。
這類反作用主要表現在藝術、詩歌領域。科學不需要獨特的風貌和鮮明的色彩。形式對於科學是次要的問題，而無論何時何地都必不可少的創造才能，在這裡又具有另一種傾向和另一種涵義。科學就其本質而言是沒有國界的，在科學界，尤其在它的某些部門，法國人將永遠佔有一席最光榮的地位。但是像羅馬人那樣（法國人認為羅馬人是自己前輩和祖先，他們也的確比其他歐洲人更接近羅馬人），法國人生來詩歌才能較差。法國人的頭腦機靈敏捷，想像力卻遲鈍、低下，然而他們善於將各種矛盾加以對比，就這一點來說，他們的理解力極其發達；法國人的鑒賞力精明而準確，尤其在否定方面，——但是對於生活的真實和樸素，他們的感覺卻有點漂浮和模糊；對於美，他們尋求的首先是外表的絢麗，儘管他們在肉體和精神上十分勇敢，在詩歌創作上卻很膽怯和猶疑……或者像雨果在他的幾部近作中表現的那樣，有意識地堅持要頭足倒置……既然要喝個痛快，那就一醉方休！據說，「夏士貝亞」 就是這麼乾的。總之，法國人對於藝術中沒有真實就像對於社會生活中沒有自由一樣，都容易將就著對付過去。「什麼？」有人會對我說，「是發明一七八九年原則 的法國人嗎？是為雨果、喬治·桑、仲馬父子、甚至阿布和費依多以及最可愛的奧克塔夫·費利埃 的才華感到自豪的法國人嗎？」「是的，」我回答，「就是這些法國人。」至於一七八九年原則，有如一般政治問題一樣，我們先撇開不論；在同一個人身上，才華出眾可以與不懂藝術真實同時並存，——這種情形的驚人例子就是巴爾扎克。他筆下的所有人物總是以其典型性使人感到刺眼，他們都經過精心製作和修飾，連最微小的細節也不例外，但是他們中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活下來，而且也不可能活下來；他們中沒有任何一個有絲毫真實性，比如說，像我國列·尼·托爾斯泰的《哥薩克》中的人物所顯示的真實性。
不管怎麼說，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儘管法國小說產品的確豐富得驚人，但在我們俄國，對這些產品的需求卻明顯下降了。這不僅因為我國一般對小說的興趣已趨於冷淡：英國小說仍舊享有盛譽，能找到讀者。更不必說那早已過去的時代，當時不僅布瓦洛和伏爾泰，甚至迪西和德利爾 在我國都被認為是詩壇的主宰；但是另一個時代也已消逝，那時大仲馬竟能以他特有的天真和自我崇拜叫道：「Les Russes ne lisent que moi！Cela fait honneur à leur goût：ils me jugent mai e la postérité me jugera，dans q ou six ts ans！ 」現在我國雖然還有人讀大仲馬，但僅限於上流社會，讀的自然是原文，再也沒有人把它譯成俄語了；不僅不譯大仲馬，保爾·德·科克 的作品也無人翻譯。《法妮》 ……連名噪一時的《法妮》也找不到像樣的出版商。無人翻譯的還有所有這些《Criffes Rosses》，《La Mort de l''amour》，《L''amour du diable》，《Le fils du diabie》，《Le fils de Tantale》，《Le tueur de mouches》，《Le tueur de tigres》，《Le tueur de brigands》，《Palsambleu！》，《Ce que Vierge lire》，《Entre et loup》，《La poudre et la neige》，《Le nez d''un notaire》 ——總之是，巴黎人狼吞虎咽地閱讀的一切。（在這裡我不能不引用一位年輕的法國文學家當著我的面說的一句名言：「Il s''agit seulemerouver un titre，」他說，「le titre est tout；le reste-peu de chose-et ne demɑnde qu''un peu de disement.C''est le titre seul，qui fait acheter le livre！」） 我們就不來提諸如特里薩、莫加多拉、科拉、雷奧塔爾等人的回憶錄之類的書了，雖然這些書在「費加羅」 的首都銷售了幾十版。甚至法國戲劇文學這個迄今為止全世界的滑稽劇、喜劇和正劇的供應者，它的成果不知為什麼在我國舞台上也風行不起來……不錯，奧芬巴赫 在我國取得了完全和絕對的勝利。但在萊茵諸省併入大帝國 之前，還不能認為他是法國人，因為他是在科隆 出生和受教育的。
儘管如此，我還是要為這本法國小說的俄譯本寫一篇序，大膽地向我國讀者推薦它。問題在於，這部小說恰恰讓人感覺到有一種生活真實性，可惜這真實性我們在其他法國當代作品中難得找到。就這方面來說，迪康先生的小說（尤其是頭幾章）頗像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當然是在較小的程度上），後者無疑是當今法國流派中最優秀的作品。《失去的力量》作者向我們講述的故事，確實是他經歷過的，並非虛構。這是一篇自白（是他本人的還是別人的自白，我們對此無須深究），就像在任何自白、甚至在最憂鬱和最苦澀的自白中一樣，那裡有一種寧靜的氣氛，一種自然而又真誠的寶貴的寧靜，通過它，大自然才對我們產生了如此強烈的影響。作者描寫的事並不新奇；這一切早已有人說過和講過，——這一切我們都知道，有人是憑切身經驗，有人則是耳聞；但人生中有兩三個問題是永遠說不盡的，包括愛情與情慾、男女間相互關係這個永恆的問題，《失去的力量》作者也寫了這一問題。我們認為重要的不是對這些問題的一般答案，也不是獲得圓滿的結局，——我們只想知道，這些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是怎樣解決的，以及在那個時代這顆心的狀態又怎樣。筆者認為，讀者一定會讚賞我提請他們注意的這本書的幾頁上所展示的真實性和心理分析的準確性，他們也將對再現故事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所特有的色彩的藝術技巧作出評價。
《失去的力量》作者馬克西姆·迪康（Ducamp）先生老早就已為法國讀者所熟悉。他最初以詩歌踏上文壇，他與許多浪漫派詩人和其他詩人相反，在詩中歌頌了所謂時代的「散文」，歌頌了文明、科學，甚至工業的成就；他出版了幾部描寫他遊歷過的國家的有趣的書（他曾久居東方）；講述了加里波第 對西西里的遠征，即「千名志願者」（I mille）的著名遠征（他本人也曾積极參加）；印行了幾部長篇小說，近年來則從事美學評論活動，他作為一名繪畫和雕塑作品的精明的行家和敢於直言的評判人，在《Revue des Deux Mondes》 和《Journal des Débats》 上發表關於美術展覽會（salons）的每年述評，享有盛名。此外，他還在長達七年的時間裡主持過由他復刊的《Revue de Paris》 （該刊於1858年1月由皇帝下詔強行查封）。迪康不相信拿破崙皇朝會江山永固，他屬於自由主義反對派。他在統計學方面的著作也不乏優點，並以文筆優美著稱。
伊·屠格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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