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先生！
建立普希金紀念像時有俄國整個知識界參與和贊助，而來參加揭幕慶典的又有我國這麼多優秀人物，國家、政府、科學界與文學藝術界的代表，——我認為這一紀念像乃是我國社會對它的一位最可敬的成員的充滿感激和愛戴的表現。我想儘可能簡單扼要地說明一下這種愛戴的涵義和重要性。
普希金是俄國第一位詩人藝術家。藝術，就這個詞的廣義來講，理應包括詩歌，——藝術是理想的再現與體現，而理想又是人民生活的基礎，並決定著人民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面貌，因此藝術是人的一種根本屬性。在大自然本身中，就已經可以感覺到並顯示出，藝術（技藝）雖然也是一種模仿，但在民族存在的最早期，它就作為某種富於人的特點的東西而具有一種靈性。石器時代的野蠻人，當他用燧石的尖端在被他用來做某種工具的骨片上刻出一個熊頭或駝鹿頭時，他就已經不再是野蠻人，不再是動物了。但是，只有當一個民族通過其優秀人物的創造力，能夠自覺地在自己的藝術、自己的詩歌上有充分而獨特的表現時，它才能宣稱它完全有權在歷史上獲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它才能擁有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聲音，——它才能與承認它的其他民族友好交往。無怪乎希臘被稱為荷馬的故鄉，德國被稱為歌德的故鄉，英國被稱為莎士比亞的故鄉。我不想否認民族生活的其他表現（例如宗教、國家等方面）的重要性；但是我剛才指出的那一特點，卻是由民族的藝術、詩歌賦予該民族的。這絲毫不足為怪：一個民族的藝術是它的活的、有個性的靈魂，是它的思想和最高意義上的語言；藝術獲得充分表現後，就會比科學更容易成為全人類的財富，就因為藝術是個有聲的、人性的、能思維的靈魂，並且是永生的靈魂，因為它能夠比它的軀體、比它的民族活得更長久。希臘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呢？它把靈魂留給了我們！宗教的種種形態，以及隨後的科學的形態，也能夠比產生它們的民族存在得更長久，但這是由於它們中有共同的、永恆的東西；而詩歌、藝術則是由於其中有帶個性的、活的東西。
我再說一遍，普希金是我國第一位詩人藝術家。詩人是民族本質的充分表現者，他身上融合著這一本質的兩個基本因素：感受性因素和首創性因素，我還要冒昧地補充一句：女性因素和男性因素。我們俄羅斯人比其他民族較晚進入歐洲大家庭的圈子，因此這兩個因素有其特殊的色彩；我們的感受性是雙重的：既表現在對自己生活的感受上，也表現在對其他西歐民族的生活及其全部物質財富的感受上，但物質財富這果實有時對於我們卻是苦澀的。而我們的首創性也有一種特殊的、不平衡的、忽起忽落的，有時卻是天才的力量：它既須同外來的複雜情況又須同自身的矛盾作鬥爭。諸位先生，比如彼得大帝，他的天性似乎與普希金本人的天性相近。無怪乎普希金對他抱有一種愛戴與景仰的特殊感情！我剛才所說的雙重感受性突出地反映在我們這位詩人的一生中：他先是出生在一個古老的貴族家庭，後來又在皇村學校接受外國教育，受到當時浸透了外來原則的社會的影響；接著是伏爾泰、拜倫和一八一二年偉大的人民戰爭；再以後就是遠走俄國內地，深入人民生活，接觸人民的語言，聽那位著名的老保姆講民間故事……至於首創性，那它在普希金身上早被喚醒了，而且很快就失去了探索的、模糊不清的性質，變成自由的創作。巴秋什科夫 在讀了他的哀詩「一層層飛跑的雲，變得稀薄了」之後，驚呼：「這傢伙！他竟會這樣落筆！」——當時他還不到十八歲。巴秋什科夫說得對：俄國還沒有一個人這樣寫過。也許，巴秋什科夫在驚呼「這傢伙」之後，已經模模糊糊地預感到，他的某些詩句和短語將被稱為普希金體，雖然它們早在普希金體以前就出現了。有句法國俗話說得好：「Le génie prend son bien partout où il le trouve 」。普希金獨立不羈的天才很快（如果不把為數不多和無關緊要的特例算在內的話）就從模仿歐洲的榜樣和假冒民間風格的誘惑中解放了出來。假冒民間風格，以及一般地假冒民間性——就像屈從於外國權威一樣，是不適宜的和沒有好結果的：能夠最好地證明這點的，一方面是普希金的童話，另一方面是《魯斯蘭與柳德米拉》，大家知道，這都是他最差的作品。模仿他國權威是不適宜的，對此當然所有的人都會同意；但是也可能有某些人提出反對：一個詩人如果不在自己的作品裡經常想到本國人民，並以他們為目標，那他永遠也成不了人民詩人：人民，老百姓，就不會讀他的詩。但是諸位先生，又有哪位偉大詩人是被我們稱之為老百姓的人閱讀的呢？德國老百姓不讀歌德，法國老百姓不讀莫里哀，連英國老百姓也不讀莎士比亞。讀他們的作品的是他們的民族。任何藝術都把生活上升為理想：那些站在普通日常生活基礎上的人，是停留在這個水平以下。這是一個需要攀登的高峰。不過歌德、莫里哀和莎士比亞仍然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詩人，即民族詩人。我冒昧地打個比喻：例如貝多芬或莫扎特無疑是德意志的民族作曲家，他們的音樂主要是德意志音樂；然而在他們的任何一部作品中，你不僅找不到借用老百姓音樂的痕迹，甚至也沒有與它相似的地方，就是因為這種民間的、還處於自髮狀態的音樂已經化為他們的血肉，使他們充滿活力，而且像他們的藝術理論似的淹沒在他們之中，就如同，比方說，語法規則消失在作家的活的創作中一樣。在某些離日常生活的基礎更遙遠、更加封閉的藝術領域，「民間」這一名稱本身更是不可思議。有民族畫家如拉斐爾、倫勃朗；民間畫家則是沒有的。我要順便指出，在藝術、詩歌和文學中，只有弱小民族，還沒有成熟或者尚處於被奴役、被壓迫狀態下的民族才會提出民間性這一口號。它們的詩歌應當為另一些當然是最重要的目標服務——為維護它們的生存服務。謝謝上帝，俄羅斯並不處在這樣的境地；它不弱小，也不為其他民族所奴役。它無須為自己的生存擔心，也無須千方百計地維護自己的獨立；它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因此甚至喜歡那些向它指出缺點的人。
我再回過頭來談普希金。有一個問題：他能否像莎士比亞、歌德等一樣被稱為民族詩人呢？對此我姑且不作結論。但是毫無疑問，他創造了我們的詩歌語言、我們的文學語言，因而我們和我們的後代只須沿著他的天才開闢的道路前進就行了。從我上面說過的話里，你們已經可以確信，我沒法同意某些當然是認真負責的人士的意見，他們硬說，真正的俄羅斯文學語言根本不存在，只有俄國的老百姓才能把這種語言連同其他救國救民的制度一起給予我們 。相反，我們卻在普希金創造的語言里發現了生命力必須具備的一切條件：在這種優美的語言里，俄羅斯的創造精神與俄羅斯的感受性和諧地融合在一起，而普希金本人則是一位優秀的俄羅斯藝術家。
正是俄羅斯的！他的詩歌的本質與全部屬性都符合我國人民的屬性和本質。更不必說他的語言的陽剛之美、鏗鏘有力和明快清晰——這是一種坦率的真話，沒有虛假和藻飾，簡單樸素，感情誠摯正直，——在普希金的作品裡，俄羅斯好人的所有這些好的特點不僅使我們（他的同胞們），而且也使那些能了解他的外國人感到吃驚。這類外國人的評論很寶貴：因為它並不是出於一種愛國熱情。法國著名作家梅里美是普希金的崇拜者，他幾乎是在維克多·雨果本人在場的情況下，毫不躊躇地稱普希金是當代最偉大的詩人，有一回他對我說：「你們的詩歌尋求的首先是真，美是在後來自然而然出現的；我國的詩人則與之相反，走的是一條完全相反的路：他們孜孜以求的首先是效果、風趣、華麗，如果在這一切之外還有可能不致損害真實的話，說不定他們也會加上這點作澆頭」……他又加了一句：「普希金的詩好像是奇蹟般從最冷靜的散文中自然而然地發育繁榮起來的。」也是這個梅里美，還經常用一句著名的格言「Proprie unia dicere 」來形容普希金，認為這種能夠別出心裁地說出人人都知道的東西的本事，乃是詩的本質——理想與現實相調和的詩的本質。他還將普希金與古希臘詩人相比，指出他們無論描寫形象還是描寫事物，在形式與內容上都是渾然一體，不作任何解釋和道德結論。記得有一次他讀《毒樹》，在讀完最後四行詩時說道：「任何當代詩人寫到這裡都忍不住要作些評論。」梅里美也讚賞普希金能夠in medias res 立刻「抓住要害」（正如法國人所說的那樣），並舉出普希金的《唐璜》 作為這項技巧的典範。
是的，普希金是一位中心藝術家，他貼近俄國生活的最中心。他的這一特點，應當說是由於他能夠匠心獨具地借用他國的形式，連外國人也承認我們有這種強大的力量，雖然他們不無輕蔑地稱之為「同化」能力。這一特點使他有可能創造出《吝嗇騎士》的獨白，這獨白恐怕連莎士比亞也會自豪地署上自己的名字的。普希金的詩人氣質中，這種激情與平靜的獨特交織，或者說得準確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