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

《浮士德》新譯本的出版,喚起了我們對於我們自己和對於我們文學的各種各樣的思考。儘管我們現在幾乎完全沒有真正有才能的人,儘管許多蹩腳和空洞的作品泛濫成災,充斥我們的書肆,——但是,社會意識、真與美的感覺卻在很快成長和發展。我無意(特別是現在)研究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一般說,俄羅斯人的發展很特別,三言兩語向讀者說不清他內心變化的意義和規律;但是,例如,幾年前,當弗龍琴科先生的《浮士德》俄譯本剛出現時,我們原擬說幾句誇獎的話就算了事,比如,說什麼譯者的這部譯作問世是件「大事」,等等;僅僅《浮士德》這一書名就會在我們心中產生一種相當模糊和奇怪的印象;我們會感到,這部著作反映了一個不斷思維著的民族,一個已經不年輕、與我們又有若干不同的民族的整個生活,於是或者以一種淳樸的景仰之心拜倒在歌德的作品面前,因為我們在這部作品中看到了整個人類智慧的阿爾法和歐米伽 ,或者急匆匆地從一旁走過,敷衍道:「一部雲山霧罩的作品!……」話又說回來,在我國,甚至直到今天,「雲山霧罩」這一成語仍被認為是一切德國東西的天然修飾語。可是現在……我們無意對我國讀者說什麼溢美之詞,再說他們也根本不需要這些;我們不想對他們說,近來他們徹底懂得和研究了歌德,已經明確認識到,比如說《浮士德》這部德國作品究竟是怎樣一部作品,以及這部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引起我們俄國讀者的興趣……不,這些話我們都不會說;但是近幾年來,我國讀者的認識卻提高和加強了;對於他們,無意識的衝動和狂喜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總的說,他們變得冷靜、淡漠了,就像一個人厭倦了開玩笑,就愛實事求是一樣……現在一位偉人的大名未必會使他們眼花繚亂;他們健全的理智要求拿出有力的證據來——問題不在於證明歌德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對於這點,他們知道得比我們清楚),而在於證明《浮士德》是否果真是一部皇皇巨著?……我在開始分析這部偉大悲劇的時候,不由得感到某種膽怯……我自己也知道,我承擔了一項多麼艱巨的任務……

要分析像《浮士德》這樣一部傳世之作,或者非常容易,或者非常難……在第一種情況下,只要「焚香祝禱」,熱烈地讚歎一番就行:既然作品很偉大,就無須多說!我國批評界的大多數先生就是這樣做的。但是這些先生忘了,任何一部偉大作品都不是像一塊石頭從天上掉下來似的落到地面的;這些偉大作品中的任何一部都來自詩人的心靈深處,這人之所以能夠得到這樣的幸福,乃是因為當代生活的整個涵義不是只通過一些轉瞬即逝的餘波,而是通過性格和才能的整個的、有時是相當痛苦的發展反映在他身上的;一部作品的價值愈高,內容愈單純、愈不可分割,它產生的條件和過程也就愈複雜多樣……另一方面,為了充分欣賞一部偉大的作品,根本不需要認識這一過程,正如為了欣賞一朵美麗的鮮花,根本無須知道它的化學成分一樣;天然純真的、毫無疑問的、人人都能理解的美——這是任何一部藝術作品必不可少的特徵。但是如果一個人的精神決心想要理解他情不自禁地讚賞的東西並弄清其價值,想要弄清他之所以欣賞這部作品的原因,那麼這人半途停頓下來,就是不可饒恕的了:無所畏懼的認真態度和不徹底弄清決不罷休的精神——這便是廣義的批評的主要優點,儘管這種批評的反對者聲嘶力竭地大叫大嚷,但是這種批評還沒有對任何人做過壞事。我說的不是某些人自以為是的、膽怯而又目光短淺的批評,這些人不願意做個簡單地天性率直的人,然而讓他們得出他們自己思考的結果,他們又感到可怕,又感到難受,——這些人一輩子顛來倒去地反覆念叨二乘二,可是卻永遠說不出等於四來,或者到頭來竟說二二得五,並且還狡猾地、長篇大論地證明本來就是這樣的嘛……我說的是實事求是的批評。由於我對我們的讀者的特性說了許多話,現在我想藉此機會來滿足一下他們的要求,先三言兩語地向他們作一點簡單的歷史探索:談談有關《浮士德》的構想是何時、怎樣和因為什麼在詩人心中產生和醞釀成熟的,然後談談我自己對《浮士德》的看法。歷史探索有時候可以很好地代替純粹的邏輯探討,因為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比明確而又認真地描繪出來的歷史發展更符合邏輯的了。無可爭議,我們的結論也可能有錯,但是拉封丹 早已說過:

J''aurais du moins l''honneur de l''avoir entrepris,

歌德在他的筆記 (可惜,他動手寫這部作品太晚了)中留給我們一幅描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德國文學狀況的相當準確而又相當詳盡的畫面(他本人生於1749年)。這一時代的偉人是克洛卜施托克 維蘭德 和萊辛 尤其是克洛卜施托克。法國古典派(戈特舍德 )與瑞士派(博德默 等)——這兩派都來去匆匆,一去不復返了。克洛卜施托克第一個談到文學的民族性,談到古代西歐的彈唱詩人,談到阿米尼烏斯,談到北方神話,並且拋棄了韻腳 。維蘭德這位博學多才、文筆辛辣而又優美的才子,用他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以及從希臘語、英語、義大利語和法語翻譯過來的譯作,喚醒並吸引著自己的同胞;萊辛主要是德國的一位頭腦清醒、才思敏捷的人,他創立了文學批評和戲劇,——也許,他比克洛卜施托克更有資格被稱為德國文學的創造者;他才華過人,具有異常卓越的論戰才能和清醒的頭腦(不過這兩種品質幾乎是分不開的),他橫掃克勞茨 之流取得了勝利,拯救了剛剛興起的德國文學,使它不致因錯誤傾向的滋長而走向毀滅。這三位作家的功勞都非常大;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夠正面表現自己民族和時代的本質。每個民族都有他們自己的純粹是文學的時代,從而為人的精神在其他方面更廣闊的發展逐漸做好準備;對於德國,這時代大概是在七十年代前後來臨的。與此同時,在法國,社會已經衰老了,它經受了內部和外部的鬥爭,沒有留下一個問題沒有解決,但是也沒有一個解決辦法能夠使它滿意,——然而正當這個社會急速地奔向自己的毀滅,或者說得正確點,急速地奔向自己的復興時,德國才剛剛意識到自己的民族性,逐漸意識到它自身——不是作為一個社會,而是作為操同一種語言的民族卻沒有一部用這種語言寫成的文學名著。十七世紀以前,所有德國學者都像萊布尼茨 那樣用拉丁語和法語寫作:詩人只是作為小丑才供養於宮廷,為各種慶典寫頌詩;只有不多幾個人是例外,例如:漢斯·薩克斯 派的幽默詩人——菲沙爾特 、格呂菲烏斯 等,他們雖然證明德國人的智慧有一種與人為善的諷刺傾向,但是並沒有特別的意義;日耳曼君主們,甚至最賢明的君主(例如弗里德里希二世 ),都瞧不起本國的語言;僅僅從路德 時代起的神學家們才用德語說話和寫作。但是上世紀的上半期終於來臨了。哲學家沃爾夫 放棄了拉丁語。尚屬年輕和尚未獨立的德國文學正追隨法國文學的足跡突飛猛進。很快,作家輩出,這些作家已經不能像戈特舍德那樣歸入平庸的模仿者之列;柏林出了拉姆勒 和格萊姆 ;開始了對語言本身進行批判性研究,誠然,這類研究還相當膚淺,但對於那個時代,這卻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最後終於出現了我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卓越人物。但真正的轉折,即歌德稱之為德國文學革命的轉折(《歌德全集》第二六卷第六八頁,一八二九年版),卻完成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間,完成於德國批評家(說得正確點,應是Litterarhistoriker )稱之為「狂飆突進時期」(Sturm-und Drang-Periode)的那個時代。

每個民族的生命歷程都可以同某個單獨的人的生命歷程相比,區別僅僅在於,一個民族像大自然一樣能周而復始,萬古長青。每個人在青年時代都經歷了「自以為是天才」,洋洋得意,過於自信,經常舉行友誼的聚會和與三、五知己相聚結社的時代。他擺脫了舊傳統、經院哲學,總之,任何權威,以及一切從外面強加給他的東西的束縛,他只希望自己救自己;他只相信自己天性自然產生的力量,他崇拜大自然,認為只有大自然才是理想的自然美。他變成周圍世界的中心;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忠厚的唯我主義)不沉湎於任何事物;他迫使一切都聽命於他;他的全部生活都寄託於心靈,但他這顆心是孤獨的,他只關心自己的而不關心別人的心,甚至對於他朝思暮想的愛情也一樣;他是浪漫主義者,——而浪漫主義無非是對個性的頌揚。他很樂意談論社會,談論社會問題,談論學問;但是社會也同學問一樣是為他而存在的,而不是他為了它們而存在。各種理論並非來源於現實,因此也不希望實行,心中充滿幻想和模糊不清的衝動,他空有推倒大山的過剩的精力,可是眼下卻不肯或者無力撥動一根稻草,——這樣的時代必定在每個人的發展中重複出現;在我們當中,只有那個能夠走出這一怪圈,繼續前進,勇往直前,奔向自己目標的人,才真正配得上人這一稱號。對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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