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臨終的時候想對她說什麼呢？」我騎上我那匹德國種的跑馬回家去的時候，這樣地問我自己。「我不會咒詛你？還是我不會寬恕你 ？」大雨又落下來了，可是我仍舊騎著馬慢慢地走。我想儘可能久地沒有人來打擾我，我要好好地沉思。蘇威尼爾已經搭上一輛跟克維欽斯基同時來的大車走了。不管那個時候我是多麼年輕，多麼輕率，可是意料中的、或者意料不到的（那都是一樣！）死常常在所有人的心中喚起的這種突然的、總的（不止是局部的）變化，它的莊嚴，它的重要性，和它的真實性不能不使我驚愕，我真是驚愕萬分……不過我的惶惑不安的、孩子氣的眼睛仍然馬上注意到許多事情：我注意到，斯廖特金迅速而膽怯地把槍扔在一邊，就像扔下偷來的東西似的；他和他妻子兩個人一下子變成人們不理睬、被大家疏遠的對象；他們兩個人的周圍馬上變成空曠的……至於葉芙蘭皮亞呢，雖說她的罪過並不比她姐姐的輕些，可是人們對她並不這樣疏遠。她倒在死去的父親腳跟前的時候，她甚至引起了人們的某種同情。至於她也有錯——這一點大家還是感覺到的。「你們傷害了老人家，」一個頭很大、頭髮白了的農民說，他好像古代的裁判官，一部白鬍子和兩隻手都拄在一根長木杖上面。「你們的靈魂有罪！你們傷害了他！」「傷害」這個詞馬上被大家當作不可改變的判決接受了。人民的審判宣布了，我馬上明白這個事實。我也看出來斯廖特金起初不敢出來主持一切。人們並不管他有沒有吩咐，就把死者的遺體抬進宅子里去了。沒有問過他的意見，神父就到教堂去拿需要的東西；村長就到村子裡去派一輛馬車進城。連安娜·馬丁諾夫娜本人也不敢用平常那種威嚴的口吻來叫人準備茶炊了，「要熱水來洗屍體呢。」她的吩咐倒跟懇求差不多——然而人們還是粗暴地回答她……
我仍然在想著這個問題：他本來要對他的小女兒說什麼呢？他要寬恕她呢，還是咒詛她？我最後決定是——他要寬恕她。
三天以後，馬丁·彼得羅維奇的葬儀舉行了，由母親負擔全部費用，他的死使我母親非常傷心，她吩咐不要節省開支。她自己並不到教堂去，據她說，她不願意看見那兩個壞女人和那個卑劣的小猶太；不過她派克維欽斯基、我和日特科夫到那兒去；她從那個時候起就只是叫日特科夫做「鄉下女人」了！她不許蘇威尼爾到她跟前去，而且過了好久，她還生他的氣，稱他為殺死她朋友的兇手。這種冷淡使他深感痛苦，他經常在我母親待的屋子的隔壁屋子裡踮起腳走來走去，發作了一種驚惶不安的、卑怯的憂鬱，他一面打顫，一面低聲說：「麻上（馬上）！」
在教堂里，和在葬儀舉行的時候，我覺得斯廖特金又恢複他的好興緻了。他又像從前一樣地發命令，忙起來，還是毫不放鬆地監督著，不讓多浪費一文錢，雖然這回辦喪事本來並不要他掏腰包。馬克西姆卡穿了一件我母親賞給他的全新的寬大上衣，在唱歌班中發出那樣的男高音的歌聲，不用說，更沒有人會懷疑他對死者的忠誠了！姐妹兩個人照例都穿上喪服——可是看起來，她們惶惑不安的樣子倒比悲痛多些，尤其是葉芙蘭皮亞。安娜現出一種溫順的、愁眉不展的樣子，可是她並沒有哭，只是不停地用她那美麗的、瘦小的手摸她的頭髮和臉頰。葉芙蘭皮亞一直在沉思。在哈爾洛夫死去的那一天，我所看到的那種普遍的、不能變更的疏遠和譴責，現在我似乎又在所有到教堂參加葬儀的人的臉上，在他們的一切動作上，和一切眼光里看到了，——但是它更嚴肅，更冷淡了。彷彿所有這些人都感覺到哈爾洛夫家屬所犯的罪過——那種重大的罪過——現在已經交給惟一的、公正的裁判者來判斷了，因此，他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理由為它不安或者憤慨了。他們誠心地替死者的靈魂禱告——那人活著的時候，他們並不特別喜歡他，他們甚至害怕他。死來得實在太突然了。
「兄弟，要是他喝醉倒好了，」在教堂門口，一個農民對另一個農民說。
「有人不喝酒也會醉的，」那個農民答道。「這是多麼意外的事情。」
「他們傷害了他，」第一個農民又說了這句決定性的話。
「他們傷害了他，」另外一些農民附和道。
「可是，死者本人不是對你們也很兇嗎？」我向一個農民問道。我知道他是哈爾洛夫的農民。
「當然，他是老爺，」農民回答道；「不過……他們還是傷害了他！」
「他們傷害了他……」人叢中又響起了這句話。
在墳地上，葉芙蘭皮亞還是惘然若失地站在那裡。沉思……痛苦的沉思在折磨她。我看到她對待斯廖特金的態度，斯廖特金好幾次對她講話，她對待他，好像她從前對待日特科夫那樣——而且更要凶些。
幾天以後，在我們附近流傳著一個消息：葉芙蘭皮亞·馬丁諾夫娜·哈爾洛娃永遠離開了她父母的家，把她的財產全部送給她姐姐和姐夫了——她隨身只帶了幾百盧布……
「看來，安娜當真獨攬一切了！」我母親說，「只是我們，」她對著那個陪她打牌的日特科夫（他現在代替了蘇威尼爾的位置），接下去說，「你我的手段太不高明了！」
日特科夫垂頭喪氣地望著他的厚大的手掌……「它們真不高明！」他好像是在對自己說話……
這以後不久，母親和我就搬到莫斯科去了，——許多年過去以後，我又有機會見到了馬丁·彼得羅維奇的兩個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