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約定的那一天，我們那輛六匹深褐色馬拉的、四個座位的家用大馬車平穩地駛到我們宅子的台階前，車夫台上坐著那個當過「御車夫」的領班，灰白鬍子的胖子阿列克謝伊奇。哈爾洛夫著手辦的事情的重要性，和他邀請我們的莊重態度影響了我的母親。她親自吩咐套上這輛特別的輕便馬車，還叫我和蘇威尼爾穿上節日的衣服：很明顯，她要尊敬她的protégé 。至於克維欽斯基，他一向總是穿燕尾服，打白領帶的。一路上蘇威尼爾像喜鵲似地說個不停，哧哧笑著，談論他的姐夫會給他什麼，接著又罵他姐夫是傻瓜，是妖怪。克維欽斯基是一個陰沉的、容易激怒的人，他終於忍耐不住了。「您盡瞎扯這種沒有意思的廢話，」他帶了很重的波蘭口音說起來，「何苦呢？難道您不說這些『對什麼人都毫無益處』〔這是他的口頭禪〕的廢話，就不能安安靜靜地坐著嗎？」「好，麻上（馬上）不說，」蘇威尼爾不高興地、含糊不清地說，便把他的斜眼移向小窗了。不到一刻鐘，在新馬具的細皮帶下面穩步跑著的馬剛冒出熱氣的時候，哈爾洛夫的田莊已經看得見了。我們的馬車穿過大開的門，駛進了院子。騎在前排左馬身上的小馬夫（他的腿垂下來還不到馬身體的一半）發出一聲孩子氣的尖叫聲，最後一次在柔軟的馬鞍上跳起來，同時老阿列克謝伊奇的雙臂便張開，微微地舉起，一聲輕輕的吆喝聲，我們的馬車便停住了。不見一隻狗帶著狂吠出來迎接我們，那些敞開長襯衣、微微露出大肚皮的家僕的男孩們也不知道躲到哪兒去了。哈爾洛夫的女婿在大門口等著我們。我記得，最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彷彿像在「三一節」 似的，插在台階兩邊的小白樺枝子。「錦上添花，」蘇威尼爾哼著鼻音說，他最先跳下了馬車。果然，一切都現出莊嚴的意味來。哈爾洛夫的女婿繫上一條結著緞子蝴蝶結的長毛絨領帶，穿一件非常窄小的黑色燕尾服，他背後出現了馬克西姆卡，他的灑上克瓦斯 的頭髮濕得直在淌水。我們走進客廳，便看見馬丁·彼得羅維奇一動也不動地屹立——真是屹立——在屋子當中。我不知道蘇威尼爾和克維欽斯基看見他巨大的身體有什麼樣的感覺，我卻有一種類似肅然起敬的感情。馬丁·彼得羅維奇穿一件黑色高領的、灰色哥薩克寬大上衣，這也許是一八一二年他在民團服務時的制服吧，胸前佩著青銅勳章，身邊掛了一把馬刀，左手按著刀柄，右手撐在鋪紅氈的桌子上。這張桌子上放了兩張寫滿字的紙。哈爾洛夫動也不動，連氣都不透一口；他的態度顯得多麼尊嚴，他對他自己，對他那種無限的、而且無可置疑的權力又是多麼相信啊！他只是點點頭來歡迎我們，一邊聲音嘶啞地說：「請坐！」——用左手的食指指著一排椅子。客廳里右面牆邊，站著哈爾洛夫的兩個穿禮拜天服裝的女兒：安娜穿了一件丁香色帶綠色的裡面一樣的衣服 ，束了一根黃色綢帶；葉芙蘭皮亞穿一件鑲深紅色邊的粉紅色衣服。日特科夫站在她們旁邊，他穿了一身新制服，他的眼睛裡流露出平時那種遲鈍而又貪婪的期待神情，他那多毛的臉上冒出了比平常更多的汗珠。客廳里左面牆邊坐的是神父，這個老人長著一頭褐色硬發，身上穿了一件鼻煙色的舊法衣。這種頭髮，無精打採的、沒有光澤的眼睛，生繭的大手（這雙手似乎是他自己的重負，像一堆石頭似地壓在膝蓋上），和法衣下露出來的一雙擦過油的皮靴——這一切好像在訴說他那沒有歡樂的、辛苦的生活：他的教區是很窮的。坐在他旁邊是縣警察局局長，一個肥胖而帶蒼白色、邋遢的紳士，有著肥軟而短小的手和腳，黑眼睛，修剪得整齊的黑色唇須，臉上經常帶著雖然快樂、卻毫無意義的微笑：照當時的說法，他是出名的大受賄者，甚至是個暴君；但是不單是地主，就是農民也跟他很熟，而且都喜歡他。他非常隨便，而且略帶嘲諷地朝四周望望：看得出來，他覺得這整個「手續」都很可笑。他感到興趣的，事實上只有就要端上來的冷盤和伏特加。可是坐在他旁邊的那個書記官（這是一個乾瘦的人，有一張長臉，從耳邊到鼻端的中間留了一片窄窄的亞歷山大一世時代流行的連鬢須），卻全神貫注地參加馬丁·彼得羅維奇主持的儀式，他那雙嚴肅的大眼睛牢牢地盯住馬丁·彼得羅維奇；由於聚精會神和同情的緣故，他一直在動、在扭他的嘴唇，卻並不把嘴張開。蘇威尼爾先告訴我，他是本省共濟會 的領袖，然後便挨著他坐下，低聲跟他談起話來。人人都知道，縣法庭臨時分庭是由縣警察局局長、書記官、警長三個人組成的，可是警長也許並沒有出席，不然他就躲在我看不到的地方；然而，在我們縣裡他有一個「不存在的人」的綽號，好像總是「無法查明此人」似的。我坐在蘇威尼爾的旁邊，克維欽斯基坐在我的旁邊。在這個講究實際的波蘭人的臉上明顯地流露出對這次「對什麼人都毫無益處」之行，和徒然浪費時間的懊惱來……他彷彿在小聲地自言自語：「貴族太太！俄羅斯貴族的幻想！這些俄羅斯人實在叫我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