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發生在一八三三年夏天。那時候我十六歲。
我住在莫斯科我父母那裡。他們在無愁園 對面卡盧加門附近租了一所別墅。我在準備大學的入學考試，不過並不用功，也不著急。
沒有人妨礙我的自由。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尤其是在我的最後一個法國家庭教師離開以後。這個法國人想到自己像炮彈似的（e une bombe）落到俄國來，實在忍受不了，所以他整天帶著怨恨的神情躺在床上。我父親對我親切，卻並不關心，我母親差不多不理我，雖然她就只有我這一個孩子，她的心讓別的一些憂慮佔據了。我父親當時還算年輕，而且非常漂亮，他為了財產的緣故跟母親結了婚，母親比父親大十歲。我母親過著悲慘的生活，她老是激動，嫉妒，生氣，可是不敢在我父親面前露出來；她非常怕他，他總顯得那麼嚴肅，冷靜，疏遠……我從沒有見過比他更鎮靜、更自信、更有威風的人。
我永遠忘不了我在別墅里過的最初幾個星期。天氣好極了，五月九日，就是聖·尼古拉 節那一天，我們搬到城外去。我有時在別墅的花園裡散步，有時到無愁園，有時就溜到郊外；我隨身總帶一本書——例如蓋達諾夫的教科書 ，可是我很少去翻它；我倒常常高聲朗誦詩篇，我背得出很多詩句；那時候我的血在沸騰，我的心在發痛，有一種極舒服、而又莫名其妙的感覺。我總是在期待著，又好像有什麼東西叫我害怕似的，而且我對什麼都感到驚奇，我整個的身心都準備好去接受什麼。我的幻想在活動，一直繞著那一些同樣的形象急急地轉來轉去，就像雨燕在晨光中繞著鐘樓飛翔一樣；我沉思，我憂傷，我甚至掉下了眼淚；然而即使在有音樂旋律的詩歌，或者黃昏的驚人的美所引起的眼淚和憂傷中間，青春和蓬勃生命的歡樂感情也還像春草似地生長起來。
我有一匹小馬，我常常親自給它上鞍，騎著它獨自遠行，我縱馬疾馳，想像自己是一個古代比武場中的騎士——風在我的耳邊叫得那麼高興！——或者仰望天空，把它那明媚的陽光和蔚藍吸引到我的開放的心靈里來！
我記得那個時候，女人的形象，女性的愛的幻影在我的腦子裡差不多還沒有成型，然而我所想到的，我所感覺到的一切中間，已經有一種新鮮的、說不出的甜蜜的女性形象的預感——一種半意識的、羞澀的預感偷偷地在那兒隱藏著了……
我整個身體充滿了這種預感，這種期待：我呼吸它，它跟著我的每一滴血流遍我全身的血管……它是註定了很快就要實現的。
我們的別墅是一所有圓柱的、木結構的宅子，兩邊各有一所側屋。左邊的側屋是製造廉價糊牆紙的小工場，我不止一次溜到那裡去，觀察那十多個身體瘦弱、頭髮蓬亂、穿著油膩長衫、面容憔悴的小孩，他們不停地在壓著印刷機矩形版的木槓桿上跳動，靠他們瘦弱身體的重量，印出糊牆紙的各色花紋。右邊側屋還空著，是預備出租的。有一天——五月九日以後三個星期的光景——那所側屋的百葉窗打開了，露出來女人的臉；有一家人搬進來住了。我記得就是這一天午飯的時候，母親問起僕人，我們的新鄰居是什麼人，她聽到扎謝金娜公爵夫人的名字，起先倒帶點敬意地說：「啊，公爵夫人……」後來又添上一句：「一定是一位窮的。」
「他們雇了三部出租馬車來的，太太，」僕人恭敬地端上菜盤，一邊說；「他們自己沒有馬車，太太，他們的傢具也很簡單。」
「可是，」母親說，「那倒好些。」
父親冷冷地望她一眼，母親不做聲了。
的確，扎謝金娜公爵夫人不能算有錢的女人，她所租的那所側屋是那麼破舊，窄小，而且又是那麼低，稍微有點錢的人都不樂意住在那裡。不過當時我聽過就忘了。公爵的頭銜對我沒有什麼作用：我剛念過席勒的《強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