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萬·彼得羅維奇歸國之前，我們已經說過，費佳一直由格拉菲拉·彼得羅夫娜照管。母親死的時候，他還不滿八歲。他不能每天和她見面，卻非常愛她：對於她的記憶，她那平靜蒼白的臉，憂鬱的眼神和那怯生生的愛撫，都永久銘記在他心頭；但是他也模糊地懂得她在家中的地位；他感覺到在他和她之間有著一道她所不敢也不能衝破的樊籬。他怕見父親，父親也從不愛撫他。祖父偶爾還摸摸他的小腦袋，讓他吻自己的手，然而叫他小怪物，當他是一個小傻瓜。馬拉尼婭·謝爾蓋耶夫娜一死，姑姑就完全掌握了他。費佳怕她，怕她那雙目光銳利的、發亮的眼睛和她那刺耳的聲音；在她面前他不敢吭聲，往往他在椅子上只要稍微動一下，她馬上就厲聲喝道：「往哪兒去？給我老老實實地坐著。」每星期天，做完午禱，准許他去玩一會兒，那就是，給他一本厚厚的、內容深奧的書，是一位馬克西莫維奇·安博季克的著作，書名《象徵與圖譜》。書里大約有上千幅圖畫，大部分都非常費解，五種文字的說明也是同樣地費解。這些圖畫裡面，多數是肥胖的裸體愛神。其中一幅題名《番紅花與彩虹》，說明是：《影響最大》；對著它的那一幅上畫著《銜著紫羅蘭的飛鷺》，說明是：《它的要點你知道》，另一幅《愛神與舐幼子的母熊》，說明是：《慢慢來》。費佳把這些畫翻來覆去地看了又看；對於它們的詳情細節，都快背得出了。其中有幾幅——總是同樣的那幾幅——引起他的沉思，刺激他的想像；此外他就沒有任何娛樂。到了他應該學習語文和音樂的時候，格拉菲拉就花很少的錢給他僱用了一個生著兔子眼睛的瑞典老處女，她法語和德語都講得很糟，勉強會彈彈鋼琴，可是，腌起黃瓜來卻是拿手。費佳跟著這位女教師、姑姑和老女僕瓦西里耶夫娜在一起，度過了整整四個年頭。他常常捧著他的那本《圖譜》坐在角落裡——坐著……坐著，低矮的屋子裡散發著天竺葵的氣味。一支油脂蠟燭暗淡地燃點著，一隻蟋蟀好像感到寂寞似的單調地叫著，牆上的小掛鐘匆匆地滴答滴答地響著，一隻耗子在糊牆紙後面悄悄地刨著，咬嚙著；而三位老處女，就像三位命運女神 一樣，默默地、迅速地撥動著織針，她們的手的影子在半明半暗之中時而閃過，時而奇怪地抖動；一些奇怪的、同樣陰暗的思想也紛紛麇集在孩子的頭腦里。沒有人會叫費佳是個漂亮的孩子：他的面色相當蒼白，然而很胖，四肢不勻稱，笨手笨腳——照格拉菲拉·彼得羅夫娜的說法，——是個地道的鄉巴佬；其實，如果讓他常到外面去多見見陽光，他臉上的蒼白很快就會消失。他學習得相當不錯，不過常常要偷懶；他從來不哭，可是有時他那古怪的牛脾氣要是發作起來，那時誰也拿他沒有辦法。周圍的人，他一個也不愛……一顆從小就不知道愛的滋味的心，是痛苦的！
伊萬·彼得羅維奇回來的時候，看到的兒子就是這個樣子。他抓緊時間，立即對兒子實行他的制度。「首先，我要把他教育成一個人，un homme ，」他對格拉菲拉·彼得羅夫娜說，「不僅僅是一個人，而且還是一個斯巴達人 。」伊萬·彼得羅維奇實行自己的意圖，第一步是讓兒子穿上蘇格蘭服裝，這個十二歲的少年就裸露著小腿，舒適的帽子上插一根翎毛，一位熟諳體操的年輕瑞士人代替了瑞典老處女；音樂不是男子漢該學的玩意兒，這門功課乾脆永遠取消；自然科學、國際法、數學、木工（是按照盧梭的主張）；還有紋章學，是為了培養騎士的尚武思想感情，——這些就是這個未來的「人」必須學習的課程；清晨四點鐘他就被叫起來，馬上用冷水沖一衝身子，就被逼著拉住一根綁在高柱上的繩子，圍繞著柱子奔跑；他每天只能吃一餐，只有一道菜，他得騎馬射箭，一有適當的機會，就要依照父親的榜樣，鍛煉堅強的意志；每天晚上要在一本專用的本子上記下一天所做的事和他的體會；至於伊萬·彼得羅維奇呢，他用法語給兒子寫下訓言，在訓言中稱他為mon fils 和vous 。費佳雖然用俄語稱呼父親：「你」，但是在他面前卻不敢坐下。「制度」把孩子弄糊塗了，腦子裡一團混亂，精神受到壓抑；然而，新的生活方式對他的健康卻起了良好的效果：剛開始他生了一場熱病，但是很快就恢複了，成了一個壯實的小夥子。父親頗為得意，用自己的奇怪的語言稱他：「自然之子，我的傑作」。費佳年滿十六歲時，伊萬·彼得羅維奇認為有義務及早給他激起對女性的蔑視——結果，這位年輕的、心裡還懷著膽怯的斯巴達人，嘴上剛長出茸毛，渾身充滿精力和熱情，卻已經竭力裝出一副滿不在乎、冷漠而粗暴的樣子。
這時候，光陰流逝。一年之中，伊萬·彼得羅維奇多半時間在他祖傳的主要莊園拉夫里基度過，冬天就隻身去莫斯科，住在小飯店裡，頻繁地去俱樂部，在人家的客廳里高談闊論，闡說自己的種種計畫，舉止之間表現出比任何時候都像一個英國派，像一個牢騷滿腹的政治家。可是一八二五年 到來了，隨著帶來了重重苦難。伊萬·彼得羅維奇的熟人和友好都受到嚴峻的考驗。伊萬·彼得羅維奇趕緊避往鄉間，閉門不出。又過了一年，伊萬·彼得羅維奇的身體不行了，他突然消瘦，變得虛弱起來，一蹶不振了。這個自由思想者——竟開始去教堂，還請牧師來做祈禱；這個歐化的人——竟然洗起蒸氣浴 ，兩點鐘吃午飯，九點鐘上床，讓一個老家人絮絮叨叨地說著家常來給他催眠；這位政治家——竟把自己全部的計畫和來往信件都付之一炬，在省長面前戰戰兢兢，見了縣警察局長都要巴結奉承；這個意志堅強的人——竟會因為長了膿瘡而啜泣，因為給他端來的湯不熱而訴苦。格拉菲拉·彼得羅夫娜重又掌握起全家的大權；管家們、村長們、普通的庄稼人，又開始從後門進來見「老潑婦」（僕人們給她起的外號）了。伊萬·彼得羅維奇的變化使兒子大為震驚；他已經十九歲了，他開始思考問題，要從壓制著他的巨掌下擺脫出來。他原先已經發現父親的言行不一，嘴裡奢談著自由主義的理論，行動上卻是冷酷狹隘的專制主義，但是他絕沒有料到會來這樣一個突變。冥頑不靈的利己主義者竟突然原形畢露了。年輕的拉夫列茨基正準備去莫斯科進大學，可是一個新的災難竟像晴天霹靂似地臨到了伊萬·彼得羅維奇的頭上：在一天之內，他雙目失明了，無可挽救地失明了。
他不相信俄國醫生的醫道，想方設法申請出國就醫。他的請求被駁回了。於是，他就帶著兒子整整三年走遍了整個俄國，不斷地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到處求醫。他既沒有膽量，又沒有耐性，把醫生們、他的兒子和僕人都弄得束手無策。回到拉夫里基，他完全成了一個廢物，成了一個好哭任性的孩子。痛苦的日子來了，全家都為他受罪。伊萬·彼得羅維奇只有在吃東西的時候才能安靜，他從來沒有這麼饞，吃得這麼多過；剩下的時間，他自己既不得安寧，也不讓別人安寧。他祈禱，怨天尤人，罵自己，罵政治，罵政治制度，罵他從前吹噓和誇耀過的一切，罵他從前逼著兒子奉為典範的一切；他一再說他什麼都不相信，說完又禱告起來；他連片刻的孤獨都不能忍受，要求家人們不分晝夜地陪著他坐在他的圈椅旁邊，給他講故事，可是他又不時打岔，喊著：「你們都是撒謊——簡直是胡扯！」
最受罪的是格拉菲拉·彼得羅夫娜；他少了她簡直不行——她也始終滿足病人的種種任性的要求，雖然她有時不能立即回答他問的話，免得自己的語調里會流露出她的滿腔怨恨。就這樣，他又拖了兩年，終於在五月初死去。那一天，他被抬到陽台上曬太陽。「格拉莎，格拉什卡！ 我要清湯，我要清湯，你這個老傻……」他的僵硬的舌頭嘟嘟噥噥地說，最後一個字沒有說完，他就永遠地沉默了。格拉菲拉·彼得羅夫娜剛從僕人手裡接過一碗清湯，這時她望了望弟弟的臉，愣住了，慢慢地畫了一個大大的十字，默默地走開。當時在場的兒子也是一言不發，倚著陽台的欄杆，久久地凝視著花園。花園裡芳香撲鼻，滿目青翠，在春天金色的陽光下絢爛奪目。他已經二十三歲了。這二十三個年頭是多麼可怕、多麼迅速地不知不覺地過去了！……現在，生活在他面前展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