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萬·彼得羅維奇回到俄國來，完全像一個英國人。他那剪短的頭髮，漿硬的高領，有著多層活領的、豆綠色長裾禮服，一臉不滿的神氣，生硬而又冷漠的態度，從牙縫裡發出的聲音，沒有表情的、突然發出的笑聲，板著的面孔，專談政治和政治經濟問題的談話，對半生不熟的煎牛排和葡萄酒的嗜好——他身上的一切都散發著大不列顛的味道，似乎全身都充滿大不列顛的精神。但是——說來真怪！伊萬·彼得羅維奇雖然成了個英國迷，但同時又成了一個愛國者，至少，他自稱是愛國者，雖然他對俄國極不了解，他沒有一點俄國的習慣，講起俄語來也是怪腔怪調：在日常談話中，他那沒精打採的笨拙的言語里夾雜著法文用語，但是談話只要涉及重要的話題，他就滿口都是諸如「對自我努力予以新的嘗試」，「這不符合事情的本質」之類的話。伊萬·彼得羅維奇帶回來幾份有關國家制度與改進的手稿；他對於看到的一切都極為不滿——缺乏制度尤其使他大為惱火。和姐姐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向她宣稱，他打算來個根本的改革，今後，他的一切都要按照新的制度辦理。格拉菲拉·彼得羅夫娜一句話也沒有回答他，只是咬緊牙齒心裡想：「這下子，叫我到哪裡去呢？」可是當她陪同弟弟和侄兒回到鄉下之後，她馬上放心了。家中的確發生了某些變化：那批食客和寄生蟲立刻被趕了出去；其中苦了兩個老婆子——一個瞎子，一個癱瘓，還有一個是攻克奧恰科夫 時期的衰老的少校，因為他實在貪吃得驚人，只給他吃黑麵包和扁豆。還下了命令，不得接待以前的客人：代替他們的是一個遠鄰，一位病弱的金髮男爵，此人受過極好的教育，卻其笨無比。從莫斯科運來了新傢具；使用起痰盂，喚人用的小鈴、盥洗小桌；早餐時上菜也與以前不同，外國酒代替了伏特加和家釀甜酒，僕人穿上了新號衣，家族紋章上加了一條題詞：「io virtus 」。實際上，格拉菲拉的大權絲毫沒有削弱：一切的支出和採購照舊由她做主；從國外帶來的一個阿爾薩斯的侍僕試圖和她較量一下——結果卻丟掉了位置，儘管主人袒護他。至於家務和莊園的管理（這些事情格拉菲拉·彼得羅夫娜也要插手），儘管伊萬·彼得羅維奇一再表示自己的意願：要給這一團混亂里注入新的生命，——但是一切都依然如故，只是有的賦稅反而增加了，勞役加重了，而且農民們有事也不準直接來見伊萬·彼得羅維奇：這位愛國者實在太瞧不起自己的同胞了。伊萬·彼得羅維奇的那套制度只有在費佳身上才得到充分的應用：費佳的教育受到「根本的改革」：做父親的專心致志地來管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