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六月三日，我把兩個行李箱和我的筆記本電腦扔進我那輛中型雪佛蘭的後備廂，開始從車道倒車，但馬上又停下車，再次走進屋裡。屋裡空蕩蕩的，有一點凄涼，像忠貞不渝的愛人忽然被人甩了，卻百思不得其解。傢具都還沒蓋防塵套，電也沒斷（我心裡清楚我的「舊怨湖大實驗」可能很快就宣告徹底失敗），但這班頓街14號給人的感覺卻仍然像沒人住的廢屋。一個個房間滿是傢具，應該不至於會有迴音，但我走在中間，卻有迴音傳來。到處都是游塵飄移的蒙蒙光線。
我書房裡的電腦顯示器蒙著防塵罩，看起來活像劊子手的腦袋。我跪在書桌前，拉開一個抽屜，裡面有四令 紙。我拿起一令紙夾在腋下，剛起身走開，又回過頭來。喬那張穿著泳衣的驚艷照片，我收在中間的大抽屜里了。我拿出照片，撕開我拿的那一令紙的包裝邊緣，把它像書籤般夾在中間。我若真有幸能重拾寫作，而且還寫得下去，就可以在寫到第二百五十頁時，和喬重逢。
我離開屋子，鎖上後門，坐進車裡，開車離開德里。而且，就此一去不回。
在這之前，我有好幾次真的很想回湖邊一趟，看看整修的工程做得怎樣——那次的整修工程，到後來比比爾·迪安原先想的要大很多。擋下我沒去的理由，是我心裡有一種感覺，用理性說不清楚卻依然很強烈的感覺：我不應該去。我回到「莎拉笑」的時候，就應該是打開行李長住下來。
比爾雇了肯尼·奧斯特重修木屋的屋頂，也雇了肯尼的親戚蒂米·拉裡布幫木屋「刮痧」：用原木蓋的屋子，有時跟馬桶一樣也需要好好刷一刷。比爾又叫來了水電工檢查管線，徵得我的同意後，換掉了一部分老舊的管線和水井泵。
比爾在電話上核對這些開銷，不時會大呼小叫一下，發一發牢騷，我就隨他去。一旦第五代或第六代揚基佬和花錢的事情攪和在一起，你最好是袖手旁觀，隨他們一吐胸中不快。要揚基佬把一張張綠油油的鈔票送出去，簡直有如要他們在大庭廣眾之下親熱一樣離譜。至於我自己呢，倒是一點也不在乎這些開銷。我大部分時候過得相當節省，不是為了什麼勤儉持家的大道理，而是因為我的想像力在許多地方都會活蹦亂跳，唯獨碰上花錢的事就不太會動了。我所謂的「擺闊」，就是到波士頓玩上三天，看一場紅襪隊的比賽，去淘樂音樂城逛一逛，外加到劍橋的華茲華斯書店 去一趟，就夠了。這樣的生活，連利息都用不了多少，遑論本金，何況我在沃特維爾的財務經理很出色。我鎖上門離開德里朝TR-90去的那天，我的身價可是五百萬美金不止。我和比爾·蓋茨當然沒得比，但在這一帶算是大富翁了。因此，修房子的花費就算高一點，我也不至於擺臉色。
那一年的晚春和初夏對我來說相當特別。我的日子大部分都耗在等待，耗在理清我在德里的雜事，耗在回比爾·迪安打電話來報告又出了什麼最新的亂子，還有，耗在想辦法不去多想。接受《出版人周刊》的訪問時，記者問我「喪妻過後」重拾寫作有沒有困難？我板著臉，斬釘截鐵回他一句「沒有」。哪有？真的。我的問題是在寫完《從巔峰直墜而下》之後才開始的，在那之前，我可是像掃黑大隊一樣虎虎生風！
六月中旬，我在「星光咖啡屋」和弗蘭克·阿倫約了一起吃午餐。這一家「星光」開在劉易斯頓，正好在他那邊和我這邊的中間點。我們吃甜點（「星光」最有名的草莓酥餅）的時候，弗蘭克問我有沒有再交女朋友。我看著他，很驚訝。
「你看什麼看？」他問我，臉上露出了世上九百大莫名情緒之一——「好笑」又「好氣」。「我不覺得你這樣是對喬不忠，到八月份她就過世四年了。」
「沒有，我誰也沒有。」
他瞅著我看，沒吭聲。我也看著他，幾秒鐘後，開始搖手裡的湯匙，攪拌澆在酥餅上面的發泡奶油。酥餅剛出爐，還熱著，奶油遇熱即溶。我想起一首很好笑的老歌，講一個人把糕餅留在雨里忘了拿走。
「你有女朋友嗎？」
「這不關你的事吧。」
「唉，你這個人！比方說去度假的時候啊，你——」
我把眼睛從化掉的發泡奶油上面抬起來。「沒有，」我說，「誰也沒有。」
他又沉默了一會兒，我想他是在想該怎麼轉入下一話題。談什麼我倒是無所謂。只是，他反而單刀直入，直接問我約翰娜死後我有沒有跟誰上過床。這問題我若騙他，他就算不信也會將信就信混過去——天底下的男人哪個在談到上床的事時不騙人的？但我說了實話……還帶著些許邪門兒的快感。
「沒有。」
「一次也沒有？」
「一次也沒有。」
「那按摩院呢？你知道的，就是至少——」
「沒。」
他坐在那裡，用湯匙敲他盛甜點的小碗碗口。他一口也沒吃，打量我的眼神像是在看最新發現的噁心小蟲標本。我不喜歡他這樣看我，但可以理解。
我是有兩次機會離現在說的「發生關係」很近，但沒一次是在拉戈島，雖然那裡約莫有兩千位美女，身上只掛著零星的布條和一試就成的誘惑，打我眼前走過，供我隨興品頭論足。其中一位女主角是紅髮的女侍，叫凱莉，在外延道路上的一家餐廳工作，我常去那裡吃午餐。去了一陣子後，我們兩個開始聊上兩句，開一開小玩笑什麼的。再之後，就會偶爾四目交投——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對望的時間有一點太久的那種。我開始瞄她的腿，瞄她轉身時制服緊繃在臀部上的線條。她也知道我的眼神會跟著她跑。
另一位主角是「新生」里的一個女的。「新生」是我以前健身的地方。那裡有一個身材高挑的女人，喜歡上身穿粉紅色的健身胸衣，下身穿黑色的自行車短褲，挺賞心悅目的。還有，她坐上健身腳踏車，開始踩那不知要走到哪裡的有氧之旅時讀的東西，我還蠻中意的——不是《仕女》或《大都市》一類的雜誌，而是約翰·歐文 、埃倫·吉爾克里斯特 這一級作家的作品。我喜歡正經讀書的人，倒不是因為我自己也寫書。讀書人跟天下人都一樣，開口講的一定以天氣為先；但一般而言，讀書人更有辦法把話題從天氣往外面拉。
這位愛穿粉紅運動背心加黑色短褲的金髮佳麗，叫做阿德里亞·邦迪。我們兩個有一次並肩踩腳踏車踩到雲深不知處時，聊起了書。後來，我在重量訓練區一個禮拜要陪她做一兩次重訓，當她的防護員。防護這件事，會給人怪怪的親密感。我想，舉重的人平躺的姿勢固然是其一（尤其舉重的那人是女人的話），但也未必盡然。主要還在於彼此間有依賴關係。雖然不能說是真到了生死相許的地步，但舉重時，一個人真的有一點像是把身家性命都交給了做防護的人。到了一九九六年冬天，我們四目交投的時刻開始出現。她躺在長椅上，我站在旁邊，看著下方她仰卧朝上的臉龐。我們眼神的交會開始比平常要長一點了。
凱莉年約三十，阿德里亞可能比她要小一點。凱莉離了婚，阿德里亞還沒結過婚。對於她們兩個，我都還不算老牛吃嫩草。而且，我想，她們兩個也都願意視需要和我上床，算是某種「隨性而來」的甜蜜之事。我處理凱莉的方式，是換到另一家餐廳吃午餐；基督教青年會送我健身試用券後，我也馬上抓住機會辦了手續，沒再回「新生」去健身了。我記得，在我換健身房後約六個月吧，有次在街上偶遇阿德里亞·邦迪。我雖然跟她說了一聲「嗨」，但硬是不去看一下她不解又傷心的眼神。
純粹就生理需求而言，她們兩個我都想要（說實在的，我記得我好像還做過一場春夢，夢裡面我還真的兩個一起上，同一時間，同一張床）。但話說回來，我又誰都不想要。有一部分原因在於我沒辦法寫作——我的日子已經夠慘了，謝謝你，其他的麻煩能免就免。另一部分原因在於要搞清楚朝你大送秋波的女人真正感興趣的，到底是你的人，還是你相當可觀的銀行存款，這相當費事兒。
但我想，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那時喬依然佔據了我絕大部分的心，我的心空不出來地方放別人進去，即使已經過了四年。這悲傷好像變成了膽固醇。各位若覺得這說法好笑或很怪，還真該感謝上蒼。
「那麼朋友呢？」弗蘭克又問，他現在終於開始吃他的草莓酥餅了，「應該還是會和老朋友見見面的吧，有嗎？」
「有啊，」我說，「還不少。」又撒謊，但我真的有很多字謎可以做，有很多書可以讀，有錄像機可以在晚上看很多電影。我連片尾聯邦調查局關於不得盜版的警告都背得出來。但要談到有血有肉的真人，我離開德里時打電話辭行的人，就只有我的醫生和牙醫。那年六月我寄出去的信，多半是寄給《哈珀》和《國家地理》等雜誌，為了更改郵遞地址。
「弗蘭克，」我說，「你講話怎麼跟猶太老媽子一樣？」
「跟你在一起時，我就是忍不住要當一下猶太老媽子。」他說，「只是，這老媽子覺得烤馬鈴薯的療效比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