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六歲時，碰到過一次飛機以超音速的高速低飛掠過我的頭頂。那時我正走在林子裡面，可能在替我要寫的故事構思情節吧，要不就是在想多琳·福尼爾哪個禮拜五晚上在我們把車停在庫什曼路底的時候，若肯遷就一下，讓我脫下她的小褲褲，多好！
無論如何，我腦子裡的心思不知跑到哪裡去時，忽然一聲轟隆巨響襲來，嚇得我措手不及，應聲撲倒在滿是落葉的地上，雙手蓋在頭上，心臟怦怦跳得飛快，以為這下子我命休矣（我竟然還是處男）！在我前四十年的生命里，只有這一件事的恐怖，比得上我「曼德雷噩夢集」的最後一場噩夢。
那時，我躺在地上，等待死亡的巨錘敲下。過了約三十秒吧，根本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我這才知道，剛才那是布倫斯威克海軍航空站的噴氣式飛機駕駛員在搞鬼！他等不及飛到大西洋就加速到一馬赫。只是，媽呀！誰想得到聲音會這麼大？
等我慢慢爬起來，站在那裡等心跳慢下來時，我才發覺，不是只有我被這晴天霹靂的巨響嚇破了膽。我記憶裡頭一次，布勞茨內克我家後面的這片小樹林一點聲息也沒有。我呆站在那裡，一束灰濛濛的陽光灑在我身上，T恤和牛仔褲腳沾的都是皺巴巴的落葉。我大氣也不敢出一聲，豎著耳朵仔細聽。我從沒體驗過這種程度的安靜。要知道，即使是一月的大冷天，樹林子里也是鶯鶯燕燕、細語不斷呢。
後來，終於有一隻燕雀開口唱了一聲。又安靜了兩三秒後，一隻藍鳥回應了一聲。再過個兩三秒，一隻烏鴉奉上它不成敬意的迴響。再後來一隻啄木鳥開始敲木頭抓它的小蟲，一隻花栗鼠在我腳邊的矮樹叢里東突西躥。在我站起來一分鐘後，樹林子又到處響起窸窸窣窣的聲音。一切回歸正常，我也回頭去做我的事。只是，我從沒忘記那一天的晴天霹靂，也沒忘記事後的那一片死寂。
那場噩夢過後，我時常想起小時候的那個六月天，這沒什麼大不了的！感覺是會有一點不一樣，或可能會不一樣……但同樣先是一片寂靜，讓我們確認自己未受傷害，而危險——若有危險的話——已經不見了。
反正，那個禮拜後來的幾天，德里完全停擺。暴風雪帶來的冰雪和強風造成極大的破壞，事後氣溫又陡降二十度，以致鏟雪不易，清理的速度就更是緩慢。不只如此，三月暴風雪過後的氣氛向來陰沉又低落。我們每年都要熬一下這樣的天氣（運氣不好的話，四月說不定還要再碰上三四次），但大家始終都沒辦法安之若素。每一次碰上這樣的風雪，沒一個人的心情不受影響。
那個禮拜快過完時，天氣終於開始放晴了。我馬上抓住機會，出門到「萊德愛」再過去三家的那一家小餐館，去喝一杯咖啡，吃一份上午茶的餡餅。我去的「萊德愛」就是約翰娜死前去辦事的那家。就在我邊喝咖啡、吃餡餅，同時填報紙上的字謎時，有人問我：「努南先生，可以坐在你旁邊嗎？今天這裡蠻擠的。」
我抬起眼來，看見一個老人家。我認得他，但想不起來名字。
「我是拉爾夫·羅伯茨，」他說，「在紅十字會裡當義工，和我太太露易絲一起。」
「哦——好，請坐。」我說。我大約每隔六個禮拜就去紅十字會捐一次血。那裡有不少老人家在你捐完血後，會分果汁和餅乾給你，叮囑你若是頭昏，千萬別急著站起來或有突然的大動作；拉爾夫·羅伯茨便是其中一位。
「請坐，請。」
他就座時，看了一眼我在讀的報紙。報紙正折在填字遊戲那邊，攤在曬進來的一方陽光裡面。「你覺不覺得填《德里新聞》的字謎有一點像打棒球時把投手三振？」他問我。
我笑了起來，點一點頭：「我玩這跟有些人去爬珠穆朗瑪峰的理由一樣，羅伯茨先生……純粹是因為它就在那裡。只是，填《德里》的字謎，沒人會失敗。」
「請叫我拉爾夫，謝謝。」
「好，我叫邁克。」
「好。」他咧嘴笑了一笑，露出不太整齊的一嘴黃板牙，但還全是原裝貨。「我喜歡光叫名不用姓，就像是可以拿下領帶一般。我們這一陣的風雪很夠看吧，對不對？」
「對，」我說，「但現在暖和多了。」溫度計相當靈敏，朝上跳了一下三月的舞步，從前晚的二十五度跳到那一天早上的五十度。還有比氣溫上升更棒的好事：太陽又暖暖地曬在你的臉上了。就是因為太陽的暖意，才把我從屋子裡給哄了出來。
「依我看，春天就要到了。有的年頭它會有一點迷路，但總還是找得到回家的路。」他小啜一口咖啡，放下杯子，「最近都沒在紅十字會看到你。」
「還在間隔期。」我說，但我在說謊，兩個禮拜前我就可以再捐兩品脫的血了。提醒卡就貼在冰箱上面，我只是壓根兒沒想起來。「下個禮拜就會去，一定。」
「我只是提醒一下，因為我知道你是A型血，A型血向來很好用。」
「替我留位子。」
「包在我身上。你還好吧？我這麼問，是因為你看起來很累。若是失眠，這我感同身受，沒騙你。」
他倒真的看起來像是失眠，眼睛四周都塌下去了。不過，他的年紀也有七十好幾了吧，我想任何人到了他那年紀大概都會失眠。只要多活個一陣子，生活就會在你的臉頰和眼睛周圍打出凹陷的印子；只要多活個一陣子，你的樣子就會像傑克·勒·摩塔 打了一場十五局的硬仗。
我才要開口說我每次碰到有人問我過得怎樣時的制式答案，心裡就想，我幹嗎非扯這些「萬寶路牛仔」 的鬼話不可？我這是要騙誰？眼前這一位，可是在紅十字會的護士一替我拔下針頭就一定為我奉上巧克力夾心酥的人。我就算跟他明說我不好，又能怎樣？引發大地震？大火？洪水？狗屁！
「不太好，」我說，「我最近其實不太好，拉爾夫。」
「流行性感冒嗎？現在傳染得厲害呢。」
「不是，這一次流行性感冒還真的放過了我。我睡得也還可以。」這倒是真話——「莎拉笑」的噩夢沒再回來，不管是正常版還是高八度的尖叫版。「我想就是憂鬱了一點吧。」
「嗯，那你應該去度個假才好。」他說完又小啜一口他的咖啡。等再抬眼看我的時候，他皺起了眉頭，放下手上的杯子：「怎麼了？有事嗎？」
沒事，我很想跟他說，只是你是第一隻打破死寂的鳥兒，拉爾夫，就這樣。
「沒事，沒事。」我說完後，把他講的話重複了一遍，「度個假……」因為想感覺一下這幾個字從我嘴裡講出來的滋味。
「是啊，」他說時帶著笑，「大家都會度假的嘛。」
大家都會度假的嘛。他說的對，就算力有未逮的人，也照樣去度假。累的時候，去度假；被麻煩事弄得焦頭爛額，去度假；被賺錢、花錢壓得喘不過氣來，去度假。
我當然有錢度假，也絕對可以暫時放下手邊的事——什麼事啊？哈哈！——但我卻需要由這一位在紅十字會發餅乾的人，替我指出眼前明擺的出路！虧我還大學畢業！打從我和喬一起去百慕大的那次後，我就再沒度過假。那是她死前最後一年冬天的事。磨坊早打烊了，我卻還緊盯著磨盤不放。
但要再到夏天，我在《德里新聞》上面看到拉爾夫·羅伯茨的訃聞（被車撞死），我才發現我欠他的有多少。我跟各位說，他的建議比我捐血後喝的橘子汁都要補。
那一天，我離開餐館後沒直接回家，而是跑去軋馬路，走遍德里這鬼地方一半的地頭，那份只填了一半字謎的報紙夾在腋下。我一直走到身體發冷才停下來，雖然那時氣溫已經回暖。我什麼也沒想，卻又什麼都想。那是很特別的「想」。我每次醞釀文思到了快要可以動筆時，都會這樣子「想」。雖然我有好幾年沒這樣子「想」了，但我還是很容易、很自然就會上手，就像我的寫作從沒斷過似的。
我的「想」，就像有幾個彪形大漢開來一輛大卡車，把一堆東西搬進你家的地下室——我最多也只能這樣解釋。你看不出來那些東西是什麼，因為全包在棉墊里，但你也不需要去看。就是傢具嘛，讓家像個家，剛好的家，一切都像你要的家。
等那些彪形大漢爬上他們的卡車走了，你就走進地下室，四下看看（跟我那天早上在德里鎮上四處亂走，穿著我的雨鞋上山丘、下溪谷亂走一通一樣），摸一摸這邊包在棉墊里的弧線，摸一摸那邊包在棉墊里的稜角。這一件是沙發嗎？那一件是梳妝台嗎？無所謂。該有的都在這裡，搬家工人什麼也沒漏掉。雖然得靠你自己往上搬（往往還會害你一身的老骨頭腰酸背痛），但沒有關係。全都搬來了才重要。
而這一次，我想——或者是希望吧——貨運卡車把我往後四十年需要的東西全都送了來。往後這四十年，我可能都得住在「非寫作區」。這四十年一股腦擠到了我的地下室門口，禮貌地敲了門，可是連著幾個月沒人來應門，最後它們只好弄來一具攻門槌來撞門。喂，老兄，這麼大聲沒嚇著你吧，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