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在書桌上看到一張粉紅色的便箋紙，讓我儘快去監獄長辦公室一趟。我知道是怎麼回事，這裡有雖不成文卻很重要的遊戲規則，而我昨天有那麼一會兒沒有照規則辦事。於是，我盡量拖著不去。我想，這事就像我不願意為泌尿毛病去看醫生。我總覺得這種「非得把事情了了」的做法被高估了。
不管怎麼樣，我沒有趕緊去監獄長穆爾斯的辦公室，而是脫下羊毛制服，把衣服掛在椅背上，打開角落裡的電風扇（又是一樣發熱的東西）。接著，我坐下來，看布魯特斯留下的夜班記錄。沒什麼值得警惕的事情，德拉克羅瓦睡下後哭了一會兒（他常常這樣，更多是為自己哭，而不是為被他活活燒死的人，這我很肯定），接著他從雪茄盒裡拿出了叮噹先生，就是那隻老鼠，它就睡在盒子里。這讓德爾安靜了下來，餘下的夜晚他睡得像個嬰兒。叮噹先生很可能待在德拉克羅瓦的肚子上，尾巴捲起來蓋著爪子，眼睛一眨不眨。好像上帝認為德拉克羅瓦需要一個守護天使，卻又憑他的智慧認定，只有老鼠才能守護這位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耗子似的殺人犯朋友。當然，布魯托爾的記錄中並沒全部都寫。不過，我自己值過很多夜班，足以從字裡行間里看出額外的內容。這裡還有關於柯菲的簡短記錄：「他躺在那裡沒睡著，大多時候很安靜，間或有哭泣。我試著找些話題，但聽柯菲咕噥著回答了一些之後，我就放棄了。保羅和哈里可能運氣會好一些。」
「找些話題」其實是我們工作的核心。我當時還不清楚，但當我在德高望重這個又老又怪的歲數（我覺得對必須要承受衰老的人來說，所有很大的歲數都顯得有點古怪）開始回顧往事時，我才明白確實是這樣的，也明白了我當時為什麼會不清楚，因為這事太重大了，就像呼吸對於生命一樣關鍵。臨時工能否「找些話題」倒不重要，但是我、哈里、布魯托爾、還有迪安會不會找卻很關鍵……而這也是珀西·韋特莫爾之所以成為災難的原因之一。犯人恨他，看守恨他……大概所有人都恨他，除了和他有政治關係的人，除了他本人，也許（也只是也許罷了）還有他母親。他就像撒到結婚蛋糕里的一劑砒霜，我想，我當時就知道，他從一開始就惹禍，他本人就是即將臨頭的事故。對我們其他人來說，我們會自嘲，說自己的職責不是看守犯人，而是當心理醫生。我們有些人到今天還會這麼自嘲，不過我們當時就明白如何「找些話題」……若沒有這些談話，要上「電夥計」的人遲早會瘋了的。
我在布魯托爾的記錄下面寫了幾句，讓他和約翰·柯菲談話，至少要試著這麼做，接著，我跳過去看柯蒂斯·安德森（監獄長的首席助理）留下的話。上面說，他（即安德森）正在等待著很快會到來的關於愛德華·德拉克羅瓦的DOE指示（這裡安德森拼錯了，那人的名字實際上是埃杜亞德·德拉克羅瓦）。DOE指的是處決日 。照柯蒂斯的留言，據確實可靠的消息，他聽說這個小個子法國佬要在萬聖節前不久上刑場，他覺得很可能是十月二十七日，而柯蒂斯·安德森的猜測也是很有根據的。不過在這之前，我們可能要迎來一個新房客，他叫威廉·沃頓。「他就是那種你會稱作『問題兒童』的人」，這段話柯蒂斯是用他那向右傾斜的字體寫的，不知怎麼的，他的筆跡總是有些拘謹。「他很狂野，也為此感到驕傲，大概是去年，他在整個州里流竄，終於癲狂之極，在一次攔路搶劫中，殺了三個人，其中一個還是孕婦，又在道口殺了第四個人，是州巡警。他只放過了一個修女和一個盲人。」讀到這裡，我笑了笑。「沃頓今年十九歲，右前臂上有『野小子比利』的刺青。我相信，你肯定會煽他一兩記耳光的，不過得小心點，這個人壓根不在乎。」他加了雙劃線，然後這樣結尾：「他也可能是常在附近出沒的人。他正在上訴，事實上他還未成年。」
一個瘋狂的孩子，正在上訴，就要來這裡了。哦，聽上去還真不錯。突然，天氣似乎更熱了，我也不能再拖延不去見監獄長穆爾斯了。
我任冷山看守期間有過三任監獄長，哈爾·穆爾斯是最後一任，也是最好的一任。他平易近人，誠實，直率，甚至缺乏柯蒂斯·安德森的基本才智，但他具備了政治技能，足以在那幾年艱難時期維持住自己的位置……他也很正直，經得住誘惑。他不會再提升了，但這樣似乎也不錯。他那時五十八歲，要不就是五十九歲，臉上的皺紋很深，像條警犬，大概就是波波·馬錢特很熟悉的那種。他滿頭白髮，雙手因為痙攣之類的原因顫抖著，不過他還是很強壯的。前一年，當一個監獄犯拿著一根由板條箱的板條削成的棍子向穆爾斯衝來時，他站在那裡，抓住那惡棍的手腕，一把折斷他的骨頭，發出了干樹枝著火後斷裂的聲音。那惡棍忘了所有的憤慨，跪倒在地上，尖聲叫娘。「我不是你娘，」穆爾斯用他很有修養的南方口音說道，「不過我要是的話，我會拎起裙子，用生你出來的傢伙朝你撒尿的。」
我走進他的辦公室，他立刻站了起來，我一擺手讓他坐回去，然後在他桌子對面坐下，先從他妻子說起……只不過在我們那裡，問候是與別處不同的。「你那漂亮妞怎樣了？」我就是這麼問的，好像梅琳達才十七芳齡，而不是六十二三歲了。我的關心是真誠的，她是那種我若有緣分自己也會愛上和迎娶的女人，但我也在乎讓他從該談的正事兒上分分心。
他深深嘆了口氣：「不太好，保羅，確實不太好。」
「頭痛更厲害了？」
「這禮拜只痛了一次，不過是最糟糕的一次，前天她基本上整天躺著，現在她右手乏力的情況更嚴重了——」他舉起自己那隻滿是肝色斑點的右手，我們兩人看著它在記事簿上顫抖了一陣子，接著他又把手放下了。我知道，他極其不願意說出上面這番話，而我寧願沒聽見。梅琳達的頭疼病是春天開始的，整個夏天醫生一直說這是「精神緊張引起的偏頭痛，」也許是因為擔心哈爾馬上要退休。我老婆曾告訴我，偏頭痛是年輕人的病，不是老年人常得的，到了梅琳達·穆爾斯的年紀，病情通常會好轉，而不是惡化。現在她的手又出現乏力癥狀，我看這可不像是精神緊張，而像是倒霉的中風。
「哈維斯特羅姆醫生想讓她去印第安諾拉住院，」穆爾斯說，「做點檢查，他的意思是拍X光片，誰知道還有什麼，她都怕死了。」他停住了，然後點點頭，「說實話，我也很害怕。」
「是啊，可你都看到她的情況了，」我說，「別再等了，如果真有什麼的話，X光能照出來的，沒準是他們可以治療的。」
「是的。」他應著。過了一會兒，我們的眼神對視了，並停在那裡。據我回想，這也是我們這次見面的唯一一次，那是一種袒露而徹底的相互理解，一切盡在不言中。沒錯，也許就是中風，也可能是惡性腦瘤，如果真是的話，印第安諾拉的醫生也差不多無能為力了。要知道，這是一九三二年，當時就算尿路感染之類相對簡單的病症，不是用磺胺類藥劑讓人噁心，就是忍痛熬著。
「謝謝你這麼關心，保羅，現在，讓我們談談有關珀西·韋特莫爾的事。」
「今天上午我接到州里的電話，」監獄長平靜地說，「電話里很生氣，我想你也能想像的，保羅。州長有如此的姻親關係，他沒法不感情用事，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話。他的妻子有個哥哥，哥哥有一個兒子，那人就是珀西·韋特莫爾。昨晚，珀西給他老爸打電話，而珀西的老爸又打給珀西的姑姑，還要我把下面的事情全講了嗎？」
「不用了，」我說，「珀西告發我，就像學校的孬種告訴老師，說他看見傑克和吉兒在衣帽間里親嘴。」
「沒錯，」穆爾斯應道，「差不多就這碼事。」
「你也知道，德拉克羅瓦進來的時候，在珀西和他之間發生了什麼吧？」我問，「珀西還拿著他那該死的胡桃木警棍？」
「知道，不過——」
「你也知道他有時候是怎麼拿著它在監獄裡顯擺的，他純粹為了找樂子。他很卑鄙，又愚蠢。說實話，我都不知道還能忍他多久。」
我們彼此認識五年了，對於相處得好的人，這時間算長了，尤其是我們的一部分工作是和死亡打交道。我的意思是，他能理解我。倒不是說我會放棄，大蕭條正在監獄外頭徘徊，就像危險的罪犯，而且還不受我們掌管，不受牢獄控制。比我更能幹的人不是流落街頭，就是得逃票乘車。我知道自己算是幸運的，孩子們成年了，還有房貸，那兩百磅重的大理石塊，兩年前也終於不再是胸中塊壘。可人總得吃飯，還有老婆要養。而且，只要有能力，我們也習慣了給女兒和女婿寄上個二十塊錢（有時候即使一時沒錢，如果簡寫信流露出異常的窘迫，我們也設法寄去）。女婿是失業的中學教師，如果這樣的情況在那年頭還稱不上窘迫的話，窘迫這個詞也就沒啥意思了。因此，人們絕不會放棄像我這樣有穩定收入的工作……絕不會鐵著心冷冷地放棄的。不過那年秋天可沒那麼冷，外面的溫度不合季節地高，尿路感染在我體內肆虐，把我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