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來的十一個星期里，我再次過上雙重生活。我對其中一重（外界的生活）幾乎一無所知，對另一重心知肚明。那是我身體裡面的生活：我經常夢見黃卡人。
在外界的生活中，拄著助步器的老婦（艾伯塔·希欽森。薩迪找到她，給她買了一束花）在人行道上站在我身邊，大聲呼喊，直到一位鄰居出來，看到情況之後打電話叫了救護車，救護車把我載到帕克蘭醫院。救治我的醫生名叫馬爾科姆·佩里，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和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後來死前都經他救治。在我身上，他的運氣更好，儘管三人的情形沒差多少。
我牙齒脫落，鼻子骨折，顴骨骨折，左膝蓋骨折，左胳膊骨折，手指錯位，腹部損傷。還有大腦創傷，這處創傷最令佩里醫生焦慮。
我被告知，醫生觸診我的肚子時，我醒了過來，大聲號叫，但是我不記得這件事了。我被插入導管，立刻開始尿拳擊解說員所謂的「紅葡萄酒」的東西。我的重要器官開始還穩定，但稍後衰弱。我被驗了血型，醫生進行血型配對，然後給我輸了整整四個單位的血……薩迪後來告訴我，約迪居民九月下旬在集體獻血行動中獻了四百多個單位的血。薩迪得不斷對我重複這一點，因為我不斷忘記。他們準備對我的腹部做手術，但是術前要進行神經諮詢和脊椎穿刺——在過去的國度里，還沒有CT掃描或者核磁共振成像這類東西。
我還被告知，我跟為我做穿刺的兩位護士聊了一會兒。我告訴她們，我的妻子酗酒成性。其中一個護士說這很不好，然後問我她叫什麼名字。我告訴她們，她是一條魚，名字叫旺達，然後我開心地笑了。接著我又暈了過去。
我的脾臟壞掉了。他們做了切除手術。
我還處於昏迷中，脾臟不再發揮作用時，被送到整形外科。在那裡，我斷掉的胳膊被夾上夾板，斷腿被打上石膏。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很多人在護士站登記，來看望我。我有時候認識這些名字，但多數時間不認識。
我被灌下鎮靜劑，腦袋被固定在床上，床被立起三十度。他們對我使用苯巴比安，是怕我突然清醒（但你有時候已經含混不清地說話，薩迪說），繼續傷害自己。總的來說，佩里和其他醫生（埃勒頓也經常來查看我的情況）對待我這個被打碎的笨蛋，就像對待未爆炸的炸彈。
我到現在也不能確定血球密度和血紅蛋白是什麼東西，但是我的這些指標開始上升，這讓每個人都高興。三天後，我又接受了一次脊椎穿刺。這一次的結果顯示有舊血的跡象。在脊椎穿刺中，舊血比新血好。這表明我確實遭受嚴重的腦創傷，但是他們不用在我的顱骨上鑽個孔了。在我的腦袋上打個洞非常危險，因為我的身體正在其他陣地上奮力抗爭。
但是過去執拗地保護自己，不想被改變。我入院五天之後，脾切除手術切口附近的肌肉開始變紅髮熱。第二天，切口裂開，我開始發高燒。在第二次脊椎穿刺之後，我的病情本來已經從危重變成嚴重，現在我回到危重。病歷顯示，我「按照佩里醫生的意見服了鎮靜劑，神經反應達到最低限度」。
九月七日，我短暫恢複意識。別人是這麼告訴我的。一個臉上有疤但很漂亮的女人，以及一個膝蓋上放著牛仔帽的老男人，正坐在我的床邊。
「你記得自己的名字嗎？」女人問。
「普通人，」我說，「再問我我還是這麼說。」
「普通人」傑克·喬治·埃平·安伯森先生在帕克蘭醫院住了七個星期，之後被轉移到康復中心：一處小型的患者住所，位於達拉斯市北邊。在這七個星期里，我接受靜脈注射抗生素，之前是脾臟的地方現在被感染盤踞。胳膊上的夾板換成了長長的石膏模，石膏模裡面充滿各種我不知道其名稱的東西。我在轉移到伊登法洛斯康復中心之前，胳膊上的石膏模變小了。幾乎在同一時間，一位外科醫生開始折騰我的膝蓋，膝蓋似乎恢複了一些活動能力。別人告訴我，我在整個過程中鬼哭狼嚎，但我不記得了。
馬爾科姆·佩里和帕克蘭醫院的其他醫職人員挽救了我的生命，我對此毫不懷疑。他們還無意間送給我一個我並不想要的禮物，這個禮物一直陪伴著我在伊登法洛斯的時光。這就是輸進我身體對抗第一次感染的抗生素造成的二次感染。我模糊地記得自己嘔吐不斷，屁股整天都坐在便盆上。我記得自己當時想過，我得回到德里去拜訪基恩先生。我需要高嶺土果膠。但基恩先生是誰，德里又在哪裡？
我的肚子盛得住食物之後，他們讓我出院，但是腹瀉停止之前，我在伊登法洛斯已經待了差不多兩個星期。那時，時間已經是十月末。薩迪（我通常能記住她的名字，但這個名字有時也會從我的腦子裡溜走）給我帶來一盞南瓜燈。我對南瓜燈的記憶非常深刻，我看到燈時驚叫起來。那是某人想起非常重要之事時發出的驚叫。
「怎麼了？」她問我，「怎麼了，親愛的？出什麼事了？是肯尼迪嗎？跟肯尼迪有關嗎？」
「他準備用鎚子把他們都殺了！」我對她喊道，「就在萬聖節晚上！我得阻止他！」
「誰？」她抓住我揮舞的雙手，臉上充滿恐懼，「阻止誰？」
但是我不記得，我又睡著了。我睡很多，這不僅是因為腦傷痊癒緩慢。我很疲勞，跟鬼魂相差無幾。我被打那天，是一百八十五磅重。我從醫院出來、進入伊登法洛斯時，只剩一百三十八磅。
這就是傑克·埃平——一個被打得嗚呼哀哉，差點在醫院喪命的人——在外面世界的生活。我身體裡面的生活是黑暗，各種聲音，以及雷電般的意識的閃光：它們完美地遮住我的視線，我藉助閃光，剛看到一絲風景，一切旋即消失。
我發現自己熱得要死，一個女人喂我吃冰片，冰片讓我涼爽極了。照顧我的就是「臉上長疤的女人」，我有時候認得她是薩迪。
我坐在房間角落的便桶上，搞不清自己是怎麼到那裡的。我釋放好幾加侖火辣辣的稀水，肋部癢痛不已，膝蓋發出吼叫。我記得我希望有人殺了我。
我發現自己想從床上起來，因為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整個世界好像都在等待著我做這件事。「戴牛仔帽的男人」在那兒。他抓住我，在我摔倒之前將我放到床上。「還不是時候，夥計，」他說，「你離康復還遠著呢。」
我發現自己跟兩位身著制服的警察談話——或者說試圖談話。他們來詢問我被打這件事的情況。其中一個警察的名牌上寫著「提皮特」。我想告訴他他很危險。我想叫他記住十一月五日。月份沒錯，但是日期錯了。我不記得確切的日期，便沮喪地捶自己的頭。兩個警察面面相覷，疑惑不已。「不叫提皮特的那位警察」叫了護士。護士帶著醫生過來，醫生給我打了一針。我又失去知覺。
我發現我自己聽薩迪讀書。首先是《無名的裘德》，然後是《德伯家的苔絲》。我知道這些小說，再次聽到這些故事真的覺得很舒服。有一天，薩迪讀《苔絲》時，我想起了什麼。
「我讓苔西卡·卡爾特羅普別管我們。」
薩迪抬頭看我。「你是說『傑西卡』嗎？傑西卡·卡爾特羅普？你說的是這個名字？怎麼回事？你想起來了？」
但是我想不起來。記憶又消失了。
我發現自己看著薩迪，她站在小窗戶前，看著窗外的雨，流著淚。
在大多數時間裡，我沒有記憶。
「戴牛仔帽的男人」是德凱，但我一度以為他是我爺爺，並因此異常恐懼，因為格蘭佩·埃平已經死了，而且——
埃平，這是我的姓。等等，我告訴自己，但是一開始做不到。
「一位紅唇年長女人」來看過我好幾次。我有時覺得她是米米女士，有時又覺得她是埃利女士。還有一次，我很確定她叫艾琳·賴安，在《貝弗利山人》中飾演克萊佩奶奶。我告訴她我把手機扔進了一個池塘。「它現在跟魚兒一起睡覺。我真的希望能把那玩意兒拿回來。」
「一對年輕夫妻」來了。薩迪說：「你看，邁克和博比·吉爾來了。」
我說：「邁克·科斯勞。」
「年輕男子」說：「很接近了，安伯森先生。」他笑了。他笑時，一滴眼淚從他的臉頰滑落。
過了一段時間，薩迪和德凱來到伊登法洛斯。他們跟我一起坐在沙發上。薩迪會抓著我的手問：「他叫什麼名字，傑克？你從來沒有告訴我他的名字。我們如果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者他要在哪裡動手，怎麼阻止他呢？」
我說：「我要阻止他。」我使勁嘗試回憶。我的頭一陣疼痛，但是我使出更大力氣。「阻止他。」
「你沒有幫手，可阻止不了混蛋。」德凱說。
但是薩迪是我最在乎的人，而德凱年紀又太大。她壓根就不應該告訴德凱。或許沒問題，因為德凱不怎麼相信。
「你們如果插手，黃卡人會阻止你們，」我說，「我是他唯一不能阻止的人。」
「黃卡人是誰？」薩迪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