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把車開上一號國道，往南走。我光顧了很多媽媽家庭廚房風格的路邊餐館，這些餐館的藍盤特餐包含作為前菜的水果杯，加冰激凌的派是餐後甜點，特餐要價八十美分。我一家快餐店也沒見到，除非有二十八種口味、以傻瓜西蒙為標識的霍華德·約翰遜餐館也能算快餐店。我看到一隊童子軍在團長的帶領下照管一堆秋葉篝火。我看到女人們穿著大衣和套鞋，在陰沉的下午取回洗好的衣服。我看到長長的客運列車，車名叫「南方快車」或「坦帕之星」之類，朝著沒有冬天的地域飛馳。我看到老人在城鎮廣場上吸著煙斗。我看到成千上萬的教堂和一片墓地。一堆人，至少有上百個人，圍成一圈，站在開放式墓地旁邊，齊聲唱著《古舊十架》。我看到男人們修建穀倉。我看到人們相互幫助。森利納的散熱器爆了，車在路邊拋錨，一輛皮卡停下，兩個人下來幫我。那是在弗吉尼亞州，大概是下午四點鐘。其中一個人問我是否需要睡覺的地方。我如果告訴你在二〇一一年，這樣的事也會發生，那我是在吹牛。
還有一件事。我在北卡州一家亨布爾加油站停下來加油，然後走到拐角處上廁所。那兒有兩扇門，三個標識。「男」字工整地印在一扇門上，「女」字在另一扇門上。第三個標識是一根帶箭頭的木棒。箭頭指向加油站後面掩映在灌木叢中的斜坡。箭頭上面寫著「黑人」。我出於好奇，沿著小路走下去，小心翼翼地避開一兩團顯然是毒葛的綠色和栗色葉子。我真希望爸爸媽媽帶孩子經過這裡，去往不知有什麼設施在等著的斜坡底部時，能夠辨認出這些令人討厭的灌木，因為在五十年代末，多數孩子穿短褲。
根本沒有什麼設施。小路的盡頭是一條狹窄的小溪，小溪上面橫著一塊木板，木板架在幾根破裂的混凝土柱子上。內急的男人只需站在岸邊，解開拉鏈，對著河尿。女人可以拉過灌木叢（假沒那不是毒葛或者毒橡），蹲下去。木板是大便時用的。哪怕下著滂沱大雨。
我先前的描述如果讓你覺得一九五八年的一切都跟《安迪秀》 中一樣，那麼記住這條布滿毒葛的小路，好嗎？還有小溪上的木板。
2
我在坦帕以南六十英里的森塞特波因特鎮安頓下來。在我見過的最美的海灘（而且幾乎空無一人）上租了幢穹頂為半圓形的小屋，八十美元一個月。這片沙灘上有四幢類似的小屋，都同樣簡易。後來在這個地區像雨後春筍般興起的那種醜陋的暴發戶風格的麥克豪宅，我此刻一個也沒見著。往南十英里的諾科米斯有家超級市場叫威尼斯購物中心，了無生氣。四十一號公路，塔米亞米公路，比鄉間小路好不到哪裡去。你得慢慢地開車，特別是臨近黃昏時，因為短鼻鱷魚和犰狳喜歡穿越公路。在薩拉索塔和威尼斯之間有水果店、路邊攤、幾家酒吧和一家叫布萊基的舞廳。過了威尼斯，兄弟，你就只有自己了，至少在到邁爾斯堡之前是如此。
我把喬治·安伯森的房地產商角色拋到身後。一九五九年春，美國進入衰退期。在佛羅里達海灣沿岸，所有人都在出售，沒人購買，所以喬治·安伯森完全變成了阿爾預想的樣子：一個渴望成為作家的男人，有錢的叔叔給他留下的遺產足夠他生活，至少夠他生活一陣子。
我確實寫書，不是寫一本而是寫兩本。早上，頭腦最清醒時，我寫你正在讀的東西（要是這東西會被談到的話）。晚上，我寫一本小說，暫時把它命名為《兇殺地》。小說講的當然是德里，我在書中稱之為道森。寫這本小說完全是為了裝腔作勢，我要是跟人交朋友，別人問我在做什麼，我可以有東西給他看（我把早上寫的手稿放在枕頭底下上鎖的鐵盒裡）。後來，我覺得《兇殺地》不僅是我拿來做做樣子的，我開始覺得自己寫得很好，夢想著有朝一日能看到它付梓。
我早上寫一個小時回憶錄，晚上寫一個小時小說，還有大量空閑時間。我嘗試釣魚，魚很多，但我不喜歡，放棄了。清晨和日落時分散步很好，但白天出太陽後，戶外太熱。我成了薩拉索塔一家書店的常客，在諾科米斯和奧斯普里的小圖書館一泡就是好幾個小時（那多半是快樂的時光）。
我翻來覆去地讀阿爾關於奧斯瓦爾德的筆記。最後我意識到，我簡直像著了魔一般，把筆記本跟我「早上的手稿」一起放到鐵盒裡。我說過這些筆記詳盡無遺，看起來的確如此，但當時間——我們所有人都必須乘坐的傳送帶——引領我漸漸逼近我與年輕刺客生命的交匯地時，我越來越覺得，筆記差強人意，漏洞百出。
有時候，我詛咒阿爾逼迫我手忙腳亂地接受這個任務。但我頭腦清醒時，意識到我時間充裕情況也不會有什麼不同。那樣事情也許會更糟，阿爾很可能知道這一點。他即使沒有自殺，我也只有一兩周時間，其間，又有多少本關於導致達拉斯之日的連鎖事件的書出版？一百本？三百本？很可能接近一千本。有人同意阿爾的觀點，奧斯瓦爾德是一人所為；有人認為他是精心策劃的陰謀的一部分；有人肯定地說他根本沒有扣動扳機，如他被捕後的聲明一樣，他只不過是替罪羊。阿爾自殺後，把學界的所有糟糕之處也帶走了：拖沓、失焦，因此永遠得不出結論。
3
我偶爾去坦帕，經過小心探詢，認識了一位賭注登記經紀人，此人名叫愛德華多·古鐵雷斯。他確信我不是警察後，高興地接受了賭注。我首先賭在一九五九年籃球錦標賽中，明尼阿波利斯湖人擊敗凱爾特人，由此建立起菜鳥形象。湖人一場都沒贏。我又押四百塊，賭冰球斯坦利杯賽中加拿大人隊擊敗楓葉隊，結果贏了……但只是把先前輸的錢贏了回來。不過是些零錢，兄弟，我的好朋友查茲·弗拉蒂肯定會這樣說。
我在一九六〇年春天下了一個大注。我賭在肯塔基州備受關注的賽馬德比大戰中，威尼斯路擊敗巴利·阿切。古鐵雷斯說，我如果押一千美元，他可以給我一賠四，押兩千一賠五。我適當猶豫之後，押了兩千，贏了一萬。他像弗拉蒂一樣高興地付了錢，但眼睛裡閃著冷酷的光，不過我對此毫不在乎。
古鐵雷斯是古巴人，體重不超過一百四十磅，被匪幫趕出了新奧爾良，新奧爾良匪幫那時候由一個叫卡洛斯·馬爾切洛的惡棍領頭。這些流言我是在古鐵雷斯的理髮店旁邊的撞球室聽人說的（理髮店的密室之中，在黛安娜·多絲一張近乎赤裸的照片底下，開設了一桌顯然永遠不會散場的牌局）。在撞球室里，跟我一起玩九球的傢伙湊上前來，看看四周，確認角落的桌子旁只有我們兩個之後，低聲說：「喬治，你知道人們怎麼形容匪幫嗎？一旦進去，別想出來。」
我本來想請古鐵雷斯談談他在新奧爾良的經歷，但轉念一想，覺得過於好奇很不明智，尤其是在我贏了他一大筆錢之後。我要是敢提起這件事——我如果能想到一個貌似合理的由頭引起話題——肯定會問古鐵雷斯是否認識馬爾切洛匪幫里另一位赫赫有名的成員，此人之前是位拳師，名叫「杜茨」查爾斯·穆雷。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過去很和諧。杜茨·穆雷的妻子是瑪格麗特·奧斯瓦爾德的妹妹。也就是說，他是李·哈維·奧斯瓦爾德的姨父。
4
一九五九年春季的一天（當地人告訴我，佛羅里達有春天，春天有時長達一個星期），我打開郵箱，發現諾科米斯公共圖書館的一張索書卡。我預定了《醒著的夢》，巴德·舒爾伯格 的新作，書已經到了。我跳進森利納——不遜於後來著名的陽光海岸——開車去取書。
我從圖書館出來，留意到大廳亂糟糟的布告欄上貼著一張新海報。明亮的藍色海報很顯眼，上面有個打哆嗦的卡通人，卡通人正看著一支特大的溫度計，溫度計裡面的水銀對準零下十度。「有溫度（學位） 的問題嗎？」海報上的文字說道，「你可能夠條件從俄克拉荷馬聯合大學得到一張郵購文憑！欲知詳情，請來函諮詢！」
俄克拉荷馬聯合大學聽起來比燉鯖魚更靠不住，但讓我有了個想法。我會產生這個想法，主要是因為我厭煩了。奧斯瓦爾德還在海軍陸戰隊，九月份才會退役，他退役後會去蘇聯。他到蘇聯後首先會放棄美國公民身份。他沒有成功，但他在莫斯科酒店嘗試了一次表演性的——很可能是偽造的——自殺行動之後，蘇聯人讓他留在他們的國家。可以說，他得到了「官方批准」。他會在那兒待三十個月左右，在明斯克的一家無線電工廠上班。他會在一次聚會遇見一個名叫瑪麗娜·普魯沙科娃的女孩。穿著紅色裙子，白色拖鞋，阿爾在筆記中寫道，風姿綽約，一襲舞會裝扮。
奧斯瓦爾德有艷福了，但我在此期間該做些什麼呢？聯合大學提供了一個選擇。我寫信諮詢詳情，並迅速得到答覆。目錄兜售一大堆學位。我驚奇地發現，我花三百美元（現金或者匯票），就能拿個英語學士文憑。我只需通過一項僅有五十道選擇題的測驗。
我準備好匯票，默默地跟三百美元吻別，遞交了申請。兩周之後，我從聯合大學收到一個薄薄的馬尼拉紙信封。信封裡面是兩張滿是污點的油印紙。測試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