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進盧班車站的旅客大廳，第一眼就是看鐘。我要再等兩小時十分鐘才能乘上去巴黎的快車。
我就像剛走了十法里的路似的，突然感到很累。我環視四周，彷彿要在牆壁上找到某種消磨時間的方法。接著我又走出來，在車站門口站住，腦子裡一直想著找點什麼事兒做。
那條街，是一條大馬路，種著瘦小的洋槐，兩旁是小城市常見的大小不一﹑式樣各異的房屋，通向一個小山崗；遠遠望去，街的盡頭有一些樹木，似乎是一個公園。
時不時有一隻貓輕巧地躍過陽溝，穿過街心。一條餓得心急的小狗嗅著每一棵樹的樹根，尋覓著廚房剩餘的飯菜。我看不到任何行人。
一股無精打採的情緒襲上我的心頭。做什麼呢？做什麼呢？我已經在想著坐在鐵路小咖啡館裡，面對一杯喝不下去的啤酒和一份讀不下去的當地報紙，那沒完沒了﹑無法避免的苦況。就在這時，我看到一個送葬的行列從一條橫街轉到我所在的這條街上。
看到靈車我反倒鬆了一口氣。至少可以消磨十分鐘的時間了。
不過我的興趣卻突然增強了。跟在死者後面的只有八位男士，其中的一位在哭，其他人都在友好地交談。沒有教士隨行。我心想：「這是一次世俗的葬禮吧。」我繼而又尋思：像盧班這樣的城市至少也該有百來個自由思想者，也許他們認為有必要舉行一次示威哩。接下來會怎麼樣呢？這群人那麼行色匆匆，說明他們給這個死者下葬也不會講究什麼繁文縟節，當然更不會舉行什麼宗教儀式。
我既好奇又正無所事事，便潛下心來做出種種再複雜不過的揣測；等靈車經過我面前時，我又生出一個古怪的想法：索性跟這些先生走一遭。我至少又可以打發掉一個小時了，於是就擺出一副悲傷的神情，開始跟在他們後面走。
最後面的兩個人回過頭來驚奇地看了看，然後低聲說著什麼。他們一定在互相打聽我是不是本城的人。接著，他們又詢問前面的兩個人，那兩個人也打量起我來。這種探究式的關注弄得我不大自在，為了讓他們別再東猜西猜，我索性走近緊鄰的兩位先生。向他們打過招呼以後，我就說：「先生們，請原諒我打斷了你們的談話。不過，看見這是一次世俗的葬禮，我就想跟著看看，雖然並不認識你們送的這位去世的先生。」兩位先生中的一個說：「死者是一位女士。」我有些意外，問道：「不過，這確實是一次世俗的葬禮，是不是？」
另一位先生，顯然想向我提供些情況，接過話題：「既是也不是。其實是教士拒絕我們進教堂。」這一次，我驚愕得「啊！」了一聲。我簡直是一頭霧水了。
一個緊挨著我的熱心人於是低聲向我透露道：「噢！這件事說來話長了。這個年輕的太太是自殺的，所以我們沒能為她舉行宗教葬禮。您看，走在最前面正在哭的那個人，就是她的丈夫。」
於是，我有些躊躇地說：「先生，您的話讓我很驚訝，也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我想請您跟我說說這件事，不知是否有些唐突？如果我的要求討您的厭，您就當我什麼也沒說。」
那位先生親熱地抓住我的胳膊說：「一點也不。喏，咱們走在後面一點。我來講給您聽，這件事很悲慘。到墓地以前，我們有時間；您看高處的那些樹，墓地就在那兒。這個坡很陡。」
然後他就講起來：
您可知道，這個年輕女人，保爾·阿莫夫人，是本城一位富商馮塔奈爾先生的女兒。她十一歲那年，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有過一次可怕的遭遇：一個僕人玷污了她。她被那個卑鄙的傢伙糟蹋得差一點死了。那個壞蛋的惡行敗露了。打了一場駭人聽聞的官司，查明原來這可憐的受害者被那個畜生可恥地蹂躪了三個月之久。那個壞蛋被判處終身苦役。
小女孩慢慢長大，卻留下了那恥辱的烙印。她孤孤單單，沒有夥伴，連大人們都不願親吻他，以為碰一碰她的額頭就會弄髒嘴唇。
在本城人的心目中，她簡直成了一種妖魔，一個怪物。她走在街上，所有的人都會扭過頭去。人們經常低聲嘀咕：「你知道吧，這就是小馮塔奈爾！」她家幾乎找不到一個領她散步的保姆。別的家庭的女僕都躲她遠遠的，彷彿她身上帶著一種傳染病，誰接近她就會傳染給誰。
孩子們每天下午都喜歡在林蔭道旁玩耍。看到這可憐的小女孩在那裡的情景，真讓人憐憫。她總是孤單一人靠著女僕站在那兒，凄慘地看著其他的孩子遊戲。有時候她抑制不住和那些孩子一起玩的願望，羞答答、怯生生地往前挪，好像自慚形穢似的混進孩子群。可是坐在長椅上的那些母親、保姆、親姑表姨立刻跑過來，抓住她們看護的女孩的手，粗暴地把她們拉走。只剩下可憐的小馮塔奈爾孤零零地站在那兒，張皇失措，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她傷心得哭起來；然後就跑去把臉藏在保姆的圍裙里，啜泣個不停。
她長大了；但是情況更糟。家長們都讓年輕的女孩離她遠遠的，像躲避瘟疫一樣。您想想呀，這個年輕女人已經沒有任何東西要學的了，沒有；她再也沒有戴那象徵性的橙花的權利 ；她在會識字以前就已經知道了那可怕的秘密，而通常那是母親在女兒新婚之夜才用顫抖的聲音隱隱約約透露給她們的。
她上街時總由家庭女教師陪著，彷彿生怕再發生新的可怕的意外而需要守護著她似的；她走在街上總是低著頭，彷彿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恥辱的重壓；街上的女孩子們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天真，她們陰險地看著她，竊竊私語，暗地嘲笑她；她偶爾看著她們，她們就連忙裝著沒事似的扭過頭去。
幾乎沒有人跟她打招呼。只有幾個男子見了她脫帽致意。母親們都裝作沒看見她。幾個小流氓甚至叫她「巴蒂斯特太太」，那是侮辱和毀了她的那個男僕的名字。
沒有人了解她心靈深處經受著多麼痛苦的折磨；因為她很少說話，從來不笑。連她的父母在她面前都有些尷尬，就好像她犯了什麼不可彌補的過錯，對她永遠耿耿於懷。
一個規規矩矩的人是不大樂意向一個被釋放的苦役犯伸出手的，對不對，即便這個苦役犯是他的親生兒子？馮塔奈爾夫婦對待自己的女兒，就像對待一個從苦役牢里放出來的兒子。
她長得很好看，臉兒白皙，身材修長，舉止優雅。先生，如果沒有這檔子事，我也會很喜歡她的。
一年半以前，我們這兒來了一位新上任的專區區長，他還帶來一個私人秘書，一個挺有意思的年輕人，好像他在拉丁區 生活過。
他一見到馮塔奈爾小姐就愛上了她。人們把一切都告訴了他。他只是這樣回答：「啊！這正是對未來的一個保證。我倒認為先發生比以後發生好。和這個女人在一起，我反而能睡得安穩。」
他追求她，向她求婚，娶她做了妻子。他不畏成見，帶著新婚妻子到處拜訪，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似的。有些人回拜了，有些人沒有回拜。總之，人們開始不念舊事，而她在社會上也有了地位。
必須告訴您，她把丈夫當神一樣崇拜。您想呀，他恢複了她的名譽，他幫她回到共同法律的保護之下，他蔑視並戰勝了偏見，他經受住了各種侮辱，總之，他完成了很少有幾個男人能夠完成的壯舉。所以她對他的愛既狂熱又容易受驚。
她懷孕了；聽說她懷孕，最潔身自好的人也向她打開了大門，好像懷孕把她的污點一下子洗刷乾淨。這很滑稽，但事情就是這樣。
直到本地的主保聖人 節那一天，一切都再好不過了。區長由他的幕僚和一些官員簇擁著主持音樂比賽，他剛發表完演說，就由他的私人秘書保爾·阿莫向獲獎者頒發獎牌。
您知道在這些事情里總有一些嫉妒和敵對情緒讓人失去分寸。
本城所有的太太們都在看台上。輪到莫爾比雍鎮樂隊隊長上前領獎。他的樂隊只得了一個二等獎牌。總不能給大家都發一等獎牌，對不對？
當私人秘書把獎牌發給他的時候，這個人竟然把獎牌摔到他的臉上，還大聲吼叫：「這獎牌，你把它留給巴蒂斯特吧。你不但應該發給我一個一等獎牌，也應該發給他一個。」
現場有一大堆老百姓，他們都哈哈大笑。老百姓是沒有憐憫心也不知輕重的，所有的目光都投向這位可憐的太太。
啊，先生，您見過一個女人變瘋嗎？——沒見過。——哎呀，我們可親眼看到那場面了！她接連三次站起來又倒在她的座位上，就好像她想逃跑而又明白自己無法穿過這包圍她的人群。
觀眾里，不知什麼地方，有人喊了一聲：「喂！巴蒂斯特太太！」於是掀起巨大的喧聲，有高興的，也有憤怒的。
那就像一波巨浪，一次騷亂；所有的人頭都在攢動。人們重複著那句話，踮起腳尖看那可憐的女人的表情；有些丈夫把妻子舉起來看；有些人在打聽：「哪一個？穿藍衣服的那個嗎？」頑童們學著公雞打鳴；大笑聲此起彼伏。
她不再動彈，驚魂不定地坐在華麗的靠背椅上，好像就是陳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