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往納伊 的小火車剛駛過瑪約門，正沿著通往塞納河岸的林蔭大道行駛。小車頭拖著它那節車廂，鳴著汽笛趕開路上礙事的行人車輛，像一個氣喘吁吁的長跑者，噴吐著蒸氣；活塞像是匆匆運動著的鐵腿，發出嗑嗵嗑嗵的響聲。夏日傍晚的悶熱籠罩著路面；雖然一絲風也沒有，還是揚起陣陣白色的塵土，石灰似的，濃濃的，嗆人的，而且熱烘烘的。這塵土粘在人們濕漉漉的皮膚上，迷住人們的眼睛，甚至鑽進人們的肺里。
大道兩旁，不少人走到戶外來透透氣。
車窗的玻璃都放了下來；車子開得很快，所有的窗帘都在飄舞。只有寥寥幾個人坐在車廂里（在這樣的大熱天，人們更喜歡待在車的頂層或平台上）。其中有幾個裝束格調不怎麼雅緻的胖太太；這些郊區的中產階級婦女，缺乏高貴的風采，卻傲慢得不合時宜。還有幾個在辦公室辛勞了一天、已經疲憊不堪的男士，臉色蠟黃，躬腰縮背，因為長年伏案工作，看上去一個肩膀有點高。從他們焦慮不安、愁眉不展的面孔，就知道他們家庭生活中煩惱重重，經常手頭拮据，昔日的希望已經註定成為泡影。他們全都屬於那支落魄潦倒的窮鬼的大軍，在巴黎周邊近乎垃圾場的田野上，在石膏抹灰的單薄的房子里過著枯燥乏味的日子；門外的一小塊花壇就算是他們的花園了。
緊挨著車門，一個矮胖的男子，面頰有些浮腫，肚子垂在叉開的兩腿中間，穿一身黑色衣服，掛著勳章綬帶。他正在跟一位先生聊天。對方身材瘦長，不修邊幅，穿著骯髒的白色亞麻布衣服，戴一頂陳舊的巴拿馬草帽。前一位是海軍部的主任科員卡拉旺先生，說起話來慢慢騰騰，吞吞吐吐，有時候簡直就像個結巴。後一位曾經在一條商船上當過衛生員，最後在古爾波瓦 圓形廣場附近安頓下來，用他一生走南闖北僅剩的似是而非的醫學知識，在當地貧苦居民中間行醫；他姓舍奈，要人家稱呼他「醫生」。關於他的品行，很有些流言蜚語。
卡拉旺先生一向過著標準的公務員的生活。三十年來，他每天早上守常不變地去上班，走的是相同的路，在相同的時刻，相同的地點，看見趕去辦公的相同的臉；每天晚上他循著相同的路線回家，又遇見他親眼看著變老的相同的臉。
他每天在聖奧諾萊城廂街的拐角花一個蘇買一份報紙，又去買兩個小麵包，然後就走進部里，那神情活像個投案自首的犯人。他馬不停蹄趕到辦公室。他總是惴惴不安，時刻都在擔心自己有什麼疏忽，會遭到申斥。
從來也沒有發生過什麼事能改變他單調的生活規律；因為除了科里的事，除了升級和獎金，他對什麼都不關心。不論在部里還是在家裡（他已經不計較什麼嫁妝，娶了一個同事的女兒），他從來不談公務以外的事。他那被枯燥的日常工作弄得萎縮了的腦子裡，除了和部里有關的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思想、希望和夢想。不過這個科員想起一件事總是憤憤不平：那些海軍軍需官，因為有銀線飾帶而被人稱做「白鐵匠」的，一調進部里就能當上副科長或者科長。每天晚上他都要在飯桌上，當著與他同仇敵愾的妻子，有根有據地論證：把巴黎的官職給那些本應該去漂洋航海的人，無論從哪一方面都極不公平。
他現在已經老了。可是他竟沒有感覺到自己這一生是怎麼過去的，因為他出了中學大門就直接跨進了辦公室，只不過從前望而生畏的學監，如今換成了他怕得要命的上司。一看見這些衙門暴君的門檻，他就渾上下身直打哆嗦。他在人前總顯得窘迫不安，和人說話總是低聲下氣，甚至緊張得口吃，就是這種持續不斷的恐懼心理所致。
他對巴黎的了解，並不比一個每天牽著狗到同一家門口討飯的瞎子更多。即使在他那一個蘇一份的報紙上讀到什麼大事或者醜聞，他也認為都是憑空杜撰的故事，編出來供小職員們消遣的。他是個秩序的擁護者，保守派，雖無一定的政見但敵視一切「新鮮事物」的保守派。凡是政治新聞他都略過不看，何況他那份報紙拿了某一方的錢，總是為滿足該方的需要而對新聞加以歪曲。每天晚上，他沿著香榭麗舍林蔭道回家，望著熙熙攘攘的行人和川流不息的車輛，就像是人地生疏的旅遊者彷徨在遙遠的異鄉。
就在今年，他完成了按規定所必需的三十年的服務。一月一日那天，他獲得了榮譽勛位團 十字勳章。在這些軍事化的機關里，就是用它來獎勵那些被釘在綠色卷宗上的犯人，獎勵他們漫長而又悲慘的苦役（或者美其名曰「忠誠服務」）的。這個意外的榮譽使他對自己的才幹有了新的、更高的認識，徹底改變了他的生活態度。出於對自己所屬的「勛位團」理所當然的禮貌和尊重，從那以後，他就取締了雜色的長褲和式樣花哨的上衣，只穿黑褲子和更適合佩帶他那寬寬的「勳章綬帶」的長禮服；他每天早上都要刮臉，仔細清潔護理手指甲，並且每兩天就換一件襯衫。總之，轉眼之間，他就變成了另一個卡拉旺，整潔，莊重，而且待人接物還頗有些屈尊俯就的意味。
在家裡，他說什麼都要扯上「我的十字勳章」。他甚至驕傲到如此程度，對別人在扣眼上掛的任何一種勳章都無法容忍。他見了外國勳章尤其怒不可遏——「這種勳章，根本就不應該允許在法國掛出來」。他特別看不慣舍奈「醫生」，因為每天晚上在小火車上遇見他，他總是掛著一條不三不四的勳章綬帶，有白的，有藍的，有橙黃的，還有綠的。
從凱旋門到納伊的這段路上，他們兩個人的對話仍是老生常談。這一天和往常一樣，他們先涉及的是地方上的種種弊端；他們對這些弊端都很反感，可是納伊市的市長卻偏偏不聞不問。接著，正像和醫生做伴必然會發生的那樣，卡拉旺把話題轉到疾病上，指望通過閑談的方式撈到些許免費的指點，甚至是一次診斷呢，只要做得巧妙，別讓他看出破綻。再說，他母親的情況近來讓他十分擔心。她常常昏厥，好久才能醒過來。雖然九十高齡了，可她就是不同意去看病。
卡拉旺一提到母親的高壽，就心情激動。他一再地對舍奈「醫生」說：「活這麼大歲數的人，您常見嗎？」說罷，他就深感幸運地搓搓手，倒不是他希望看見老太太在世上沒完沒了地活下去，而是因為母親壽命長也是他本人長壽的預兆。
他接著說：「嘿嘿！我家的人都長壽；因此，我可以肯定，除非遇到意外事故，我一定能活到很老才死。」衛生員憐憫地看了他一眼；他在轉瞬間端詳了一下對方通紅的臉、肥肥的脖子、墜在兩條鬆軟的粗腿之間的大肚子，以及這虛胖的老職員容易中風的渾圓的身坯；然後，他一隻手掀了掀扣在頭上的那頂灰白色巴拿馬草帽，冷冷一笑，回答：「未必吧，老兄，令堂瘦得皮包骨，而閣下呢，胖得像個湯桶。」卡拉旺被他說得心慌意亂，啞口無言。
好在這時候小火車到站了。兩個夥伴下了車。舍奈先生提議請他到對面，他倆經常光顧的環球咖啡館喝杯苦艾酒。老闆和他們是朋友，向他們伸出兩個手指頭，隔著櫃檯上的酒瓶握了一下。然後他們就走過去，找從中午起就坐在那張桌上打多米諾骨牌的三個牌迷。他們互相熱情地打了招呼，並且問了那句少不了的「有什麼新聞呀」，然後打牌的人繼續打牌，他倆就告辭出來。他們頭也不抬，只是伸出手來互相握了一下，便各自回家吃飯。
卡拉旺住在古爾波瓦廣場附近的一座三層小樓里。樓下是一家理髮店。
這套住宅有兩個卧室﹑一個飯廳和一個廚房，幾把修過的椅子根據需要從這間屋子搬到那間屋子。卡拉旺太太把時間都花在打掃衛生上。她的十二歲的女兒瑪麗-路易絲和九歲的兒子菲利普-奧古斯特跟鄰里的孩子們在大街邊的陽溝里遊戲。
卡拉旺把母親安置在樓上。老太太的小氣在這一帶是出了名的，而她又長得瘦骨嶙峋，所以人們說：「天主」把他精打細算的原則都用在她身上了。她總是心情惡劣，沒有一天不跟人吵架、不發脾氣。她經常隔著窗戶，沖著站在門口的鄰居、賣菜小販、清道夫和兒童破口大罵。為了報復她，她出門的時候，孩子們就遠遠地跟在後面大叫：「老—妖―精！」
一個粗心得叫人難以相信的諾曼底來的小女傭，給他們做家務活。為了預防意外，她睡在三樓，老太太旁邊。
卡拉旺回到家的時候，他那愛潔成癖的妻子正在用一塊法蘭絨布擦那幾把分散在幾個空蕩蕩的房間里的桃花心木的椅子。她總是戴著絨手套，頭上扣著一頂便帽，那便帽綴有五彩緞帶，還老往一邊耳朵上滑。每逢有人撞見她上蠟、刷呀、擦呀﹑洗呀，她總是這麼說：「我不是有錢人，家裡一切都很簡單；不過我也有我奢侈的地方，那就是清潔，它跟別的奢侈同樣有價值。」
她生來就講究實際，而且固執己見；在一切事情上她都是丈夫的嚮導。每天晚上，在飯桌上，然後在床上，他們總是喋喋不休地談論著辦公室里的事。雖然她比他小二十歲，他卻像對神父似的，對她無所不談，並且不論什麼事都遵從她的意見。
她壓根兒就不曾漂亮過；現在更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