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朔日朝會所公布的人事政令，真有幾分平地驚雷的味道。不獨諸財司官員們大感震驚，就連那些原本抨議財司官員行政效率低下的朝士們也多生出一股風雨欲來的感覺。
大唐朝廷自有一整套完善的文書勾檢制度，大體上分為自勾與他勾。諸司掌印主簿便是當司勾檢官，負責本司行政產生的文書勾檢，每季一報，上合都省，每年再由尚書都省進行隱漏審察。
至於他勾，便是由專司勾檢的部門進行系統性的勾檢，財政勾檢最重要的部門便是刑部下屬的比部。比部因此號稱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是整個朝廷最重要也是最後一道財政審核機構。
這樣的安排也體現出三省六部之中的分權制衡思想，比部專司財政勾檢，但本身卻並不具有財政度支的權力。
儘管勾權獨重，但卻僅僅只是刑部下屬一曹，既沒有執法權，也沒有行政權。想要完善行使其勾檢權力，仍需戶部中的金部與倉部執行配合，每有察發隱漏，則需御史台、大理寺等執行追審。
理論上而言，內外官府勾官都可以算作比部的下屬同僚，但實際上諸司勾官各有上司，與比部並沒有上下隸屬關係。所以在諸京司當中，比部也算是頗為特殊一個，號為獨司，另有一個不太好聽的別號，那就是紙墳。
諸如大唐這樣龐大的政權，每季每年所產生的財政收支情況可謂浩如煙海，而這些行政程序結果都以文書呈現，比部所需要勾檢的文書總量之大可想而知。
財政審計又需要保持相對的獨立性，比部在司官吏們只有這麼多，那真是只要坐下去就有文山文海將人淹沒，跟提前進了墳堆也沒有區別。由此可見官員們給諸司取別號的時候，也是充滿了惡趣的幽默。
此前朝臣們憂慮財司效率緩慢，就是因為諸司自勾、匯入都省之後，按照流程還需要由比部進行勾檢，世博會各項財利收益才可納入庫藏並作度支。
世博會所涉錢款事項極多，諸司勾計都用了一個多月還沒了結，相關文書若再轉入比部這個紙墳，只怕明年三月都未有定論。眼看著一座座金山擺在眼前卻因流程所限，不能分潤些許，朝臣們焦慮有加也是理所當然。
現在朝廷專置勾院，以兩員大臣為使、匯聚諸司勾官勾檢事項，效率自然提了上來，也算是切實應急的需要。
而且往腹黑里說，原本諸司自勾的程序進行的這麼慢，所涉錢款事項又如此驚人，究竟是為了勾檢得失還是抹平賬目，也實在是讓人心生疑竇。
早在朝廷公布政令之前，其實御史台諸御史們已經聞腥而動，出沒於諸司衙堂與財司官員們府邸之間，所存的正是類似的心思，想要從當中勾出幾條肥羊出來。
若朝廷政令僅止於此，群臣們多數也都覺得理所當然。可是這勾院除了具有勾檢職能之外，居然還配給了甲兵，等於是掌握了一定的執法權，這就不得不讓人心生凜然了。
京中台省曹司雖多，但能直接掌握兵權的卻幾乎沒有，哪怕是政事堂以及新設總掌兵事的樞密院，也要通過別的書令程序才能調度人馬。而這新設的勾院，卻能直接在衙下養兵，危險性便陡增起來。
眼見到群臣凜然模樣，李潼不免微微一笑。財賦歷來都是立國之根本，特別因世博會所衍生出來的一系列收入，都是在原本政府收入之外的新財源，無論怎麼重視都不為過。
商貿的收入不同於以往的賦稅收入，天下籍戶田畝在一定時期內自有定數，對此進行的勾檢可以按照流程進行。
可是商貿的一大特點就是高流通性，若再用舊法子實施監察，就算查出來什麼問題，相關人事及罪證只怕也早已經消失一空。
所以針對這方面財政的管理與審計，必須要靈活高效，為此不惜諸權匯於一司。
勾院文武二使配合行事，格輔元與朱敬則都是官德極高的人選，而郭達則是他絕對的心腹爪牙。為了避免宰相當司典兵的情況，他還特意罷免了格輔元的相位。
從高宗時期開始，尚書左右僕射便加同中書門下號參政，到了開元年間不加參政號者便不屬於宰相，唯當省直事。
若是尋常時節，朝廷做出這樣的新人事決定，少不了會生出一通爭執。
諸如樞密院的設置，就是用了很長的時間，從行台時期開始便分設小司，一直到了去年張仁願入朝才正式設立樞密院，諸司公務納入一院又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至於設立更早的集英館，眼下仍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存在，還是遭到舊有機構的排斥。
像在不久前開始的冬集銓選中，李潼提議集英館諸學士的觀歷注入官資中，卻遭到了選司與宰相們的反對。至於理由，則就是集英諸員雖伴駕近侍，但卻功不彰於朝軌、事不明於典章，憑幸注資，恐亂選法！
朝臣們反對理由也很正當，集英館眼下只是近侍備問，甚至連真正的侍臣都算不上，兩名學士李嶠與馬懷素都是以別職在館，下屬的館生有的乾脆連正經官身都無，也實在是無從注歷考核。
若連這樣的存在都納入官資之中進行銓授，那選法的標準就遭到破壞了。如此官資的含金量完全無從體現，難免會遭到魚目混珠的譏諷，甚至還不如擺明了走後門的斜封官。
哪怕身為帝王，也有繞不開的規矩，制度之所存在，意義不只在於能否切實執行，更在於提供了一個行事的是非標準。
這裡面也有一個比較顯著的例子，那就是早年的宰相劉禕之。
劉禕之北門學士出身，原本也算是女皇心腹，卻在武周革命前夕因為反對武則天稱制而遭到殺害，臨死之前還要說上一句「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
人的身份立場不同，所秉承的堅持便不同。劉禕之北門得幸，高居宰執後便要維護中書、門下的制度。雖然最終難免一死，但由此一言可以宣告他是遭到了冤殺，而非確有其罪。
李潼這一次之所以能一步到位的設置勾院，且不遭到宰相與群臣的反對，一則是勾院所處理的乃是舊體制不能處理的新問題，二則此事的確迫在眉睫、事關重大。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的存在，眼下朝堂中怕就要出現兩三個犯言直諫的人，甚至就連朱敬則這個堅持原則的憲台長官怕都要抗拒任命。
大唐官制完整，想要進行全面的改革並非朝夕之功，而且在沒有切實需求的情況下，也實在沒有必要過度殘害原本就已經存在且尚能運行的系統。
無論樞密院，還是新設的勾院，李潼主要的意圖還不是設立新的機構，而是給朝廷灌輸一種理念，那就是遇事置院、連署辦公，繞開原本程事繁瑣的刻碎治事，削減行政的成本，提高辦事的效率。
至於院這種新的行政單位究竟要設置多少，不必刻意的去追求，遇事則置，大臣領銜，事了則罷，悉歸本署。只有遇到了頻繁產生的相同事務需要反覆設院，才最終考慮作為常設的機構保留下來。
眼下中樞制度還需要進行調整，所以院的設置與罷除以及相關事員的任命，自然掌握在李潼這個聖人手中。未來中樞調整穩定下來，可以漸漸的分撥給政事堂。
早朝結束之後，聖駕回返內朝，並在內朝延英殿召見諸宰相併台省官長們，繼續商討事務。
這種情形，又可以引申出一個中晚唐比較重要的決策制度，那就是延英奏對。
中晚唐時期，地方藩鎮割據，中央權力衰弱，皇帝又常受太監挾持，政事堂作為國家政令最高決策機構早已經名存實亡。皇帝便常在延英殿召見宰相併大臣，商討並決策國務政令。
其實這種形式早已存在，早在高宗時期開始，便常常在延英殿召見宰相議事。廢王立武過程中，褚遂良激烈反對廢后而觸怒武則天，暴喝「何不撲殺此獠」，就發生在這一場景中。
皇帝之所以不在外朝召見臣員、或是參與政事堂會議，要麼是威望不足，對朝政情況失於完全的把控，要麼是要做的事情不符合朝論輿情，自然不會去外朝堂與政事堂這些朝臣們的主場。
李潼的情況自不屬於這兩種，他是權威太足，所以懶於追求形式，延英殿地處內朝，講完事情抬腿就能回家，去了政事堂還有各種繁瑣規定。不在自己主場，終究不夠舒服隨意。
當然想擺這種譜，也要臣下們給面子。像是去年拜相不久的張仁願，李潼備好餐食都請不來。不過現在張仁願就乖巧多了，到現在看見烤肉還犯噁心。
不說延英殿的奏對情形，外朝群臣在散朝之後，仍然沒有從設立勾院的震撼中擺脫出來。特別那些相關諸司官員們，他們的衙堂都已經被封鎖，已經是無處可去，算是提前放了年假。
但早放假卻談不上多高興，朝廷突然來上這麼一手，搞得他們措手不及，許多事務收尾還沒有完成。
特別一些本就不甚乾淨的官員們，這會兒更是憂心忡忡，擔心被查出來問題所在，又搞不清楚朝廷此番勾檢追懲力度的大小，心內自是愁腸百結、五味雜陳。
作為光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