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人員抵達洛陽後，立刻便給朝廷的運轉帶來了極大的改善。李元素、楊再思等早年本就先後在朝廷擔任宰相，主持行台政務數年之久，有他們領銜政事堂，自可以快速的將原行台官屬們納入到朝廷中來。
有了西京舊官屬們的加入，政務方面李潼可以抓大放小、除了一些政策框架的擬定，不需要再事無巨細一一垂問，有了更大的精力著眼于軍事方面。
他四叔遺留下來的爛攤子絕不只有都畿這一處，後續讓人頭疼的問題同樣不少，且一件比一件難解決。
去年春天，朝廷挑選了多名朝臣派往州縣任職，主要的外派區域就是河北。這一批外放的刺史們，除了地方長官的基本權力之外，各自職權還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就州組織團練，徵收錢糧。雖然原本目的是更便捷的控制河北人物以征討突厥，但實際上又給如今的朝廷重新掌控河北增加了不小的難度。
唐家立國以來，一直是重內輕外的方針，除了人事格局上的安排，對於外任方伯的權力給授也都極為慎重，還會頻繁的派遣御史等巡察人員宣撫天下。
垂拱年間，李唐宗室作亂，雖然籌劃多時，但當真正發動起來的時候，不過幾千雜卒，而朝廷則在極短的時間裡就聚集起了十幾萬人馬，快速將叛亂平定下來。由此可見地方與中央在徵發動員力上，有著極為懸殊的差距。
可現在，河北多達十幾州都有自行招募錢糧人馬的權力，而本來應該代表朝廷節制這一份權力的竇孝諶又死在契丹人的亂刀之下，使得整個河北都處於一種將要失控的狀態。
李潼本來打算將張柬之作為突破口，將之召回朝中、授以高位，給其他河北諸州刺史們做一個表率。可是他這裡命令還沒有發出去，河北已經扯起了反旗，且懷州刺史張柬之也不幸遇害。
相州刺史孫佺是高宗朝宰相孫處約之子，且與他四叔此前給李成器選定的姻親道國公戴氏交情不俗，從時間上來看，幾乎是在洛陽驚變的消息傳入州境、即刻便舉旗造反，這也說明如今的朝廷幾乎沒有招降其人的可能。
河北一連串的變故消息，早在數日之前便傳到了洛陽，但是為了確保都畿局面不受衝擊，李潼並沒有公之於眾，一直等到後路人馬增援抵達，這才派遣軍隊過河。
河陽位於黃河北岸的太行陘關口附近，是連接山西與河北的重要通道，黑齒常之身為當世名將、攻守兼備，由其率軍入駐河陽，李潼自是極為放心。
當黑齒常之率軍渡河之後，河北方面的變故自然也就無從隱瞞。不過在李潼一番虛張聲勢的操作之下，朝臣們普遍都覺得朝廷已經具有了出兵平叛的實力，倒也沒有因此產生多大的惶恐。
不過相州刺史孫佺造反一事，也讓一部分朝臣對於河東方面的態度有所改變。如果後續河北諸州果然普遍以李成器為借口、站在朝廷的對立面，這顯然是朝廷所不能接受的。
關乎鼎業安否，自然不存婦人之仁，因此便有一部分朝臣主張對河東方面態度要強硬起來，如果李成器滯留不歸，便要奪其嗣相王的資格，同時傳告天下其人不忠不孝之罪。
不過李潼心裡明白，他雖然不會縱容河東、河北人事力量以李成器為幌子在外作亂，但眼下也實在沒有足夠的力量指使大軍北上。特別隨著黑齒常之等人東進，就連潼關、蒲州的防務都變得空虛起來，雖然後續關內也在繼續招兵增補，但也會留下旬日的空窗期。
河東問題當然要積極解決，但直接出兵則就是下下之計。其實李潼心裡早就有了解決的方案，並且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此前朝臣們上書進言希望能夠通過交涉和平解決，這與李潼的思路基本相同，只不過李潼所選擇的接觸目標並不是他堂弟李成器又或者幾名統軍大將，而是直接與營伍中的士卒進行對話。
就在朝臣們還在猜測的時候，朝廷政事堂也終於以書令的形式《告天兵道諸將官甲員敕》，表達出對河東問題的解決態度。
敕文中先是肯定、褒揚了天兵道此番抗拒突厥入侵的功勛，雖然這場仗本身打得實在是一言難盡，但十萬大軍滯留河東，總要給一個正面的評價與說法。
其次便是再次重申朝廷對突厥的態度，那就是絕不議和，凡持此調立言立事者，俱以叛國論罪！突厥默啜永不給赦，單于道諸羈縻州凡有抗拒交戰事迹者，散階遞給一到三等，並各加歸義將軍號。
朝廷以兵部尚書姚元崇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再使新軍掌總討伐突厥賊寇事宜，原天兵道大軍見敕即日歸國，原諸軍總管各領存撫使職，不再掌節征討，除此前一戰功勛之外，將能活卒者為功，卒能自活者為功。
同時，朝廷即日起運錢糧物料，沿汾水一線發給諸營，以供大軍開拔行軍之物耗。營士凡涉行百里，即積勛一轉，積勛十二轉即卸甲出軍，免三年課役，並於原籍給田，寬鄉給田一頃，窄鄉給田五十畝。
諸軍存撫使能活千員即給散一階，三階給蔭一子，入補三府宿衛。
李潼從來也不畏懼、不迴避殺戮，但也要看對象是誰。天兵道這十萬大軍雖然數量看起來很驚人，但實際的戰鬥力則就馬馬虎虎，一旦到了五月、關內大軍完成集結，要解決掉這一威脅並不困難。
但那些軍士們絕大多數都是去年才新編入戶的民丁，並不是長久征戰的老卒，也談不上有多高的組織性與服從性，如果為了上層人物的權位糾紛便犧牲掉這些人眾，李潼是真的捨不得。
過去這段時間，他在洛陽城中大肆清洗，都畿周邊的田園產業也有大批收歸官有。河洛並不同於其他境域，沒有必要進行大規模的官方屯墾，生民均田、各自立戶對於都畿秩序與統治的穩定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特別是隨著關中地力負荷越來越大，已經很難再負擔朝廷龐大的人事結構。雖然李潼也要在十月返回關中，完成祭祖並登基大典，但也並不會將朝廷完全挪回長安。特別是未來朝廷的用事重心需要在河北，還不知要花多長時間才能將河北重新平定下來，所以未來洛陽仍然會是聖駕駐蹕的政治中心。
關中的漕運，李潼近年內並不打算深作改革，要將這一部分人力、物力節省下來，疏通與開發河北的漕運環境。
河北、遼東方面，他並不僅滿足於消滅掉造反的契丹，絕不容許遼地因為契丹造反而遺留下一個渤海國，三韓故地也不再僅僅維持一個羈縻統治的狀態，需要建立真正的編戶統治。
這樣的目標，當然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內完成，眼下的政治中心格局自然也要長期保持。
垂拱、天授年間，朝廷雖然強遷幾十萬關中民眾到河洛，但是由於後續的編戶、授田等安置工作沒有及時跟上，原本遷出的民眾再次大量的流回關中。
此前行台與朝廷處於分裂狀態，李潼對此自然樂見其成。可是隨著他入主朝廷，壯大河洛之間的元氣也是一個繞不過的問題。
即便沒有招撫河東大軍的問題，大規模的編戶均田也是誓在必行。現在兩事並作一事，更加沒有理由再任由河東那些軍士們被裹挾作亂，成為國內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而且眼下的時機也非常合適，一方面朝廷已經確立了一個靖國時期的運作規律，監國元嗣的政令得到最大程度的執行，幾個大罪追懲、清洗了眾多的官僚地主，朝廷得以重新掌握大批的生產資料。
另一方面，河東問題稍有不慎便會激化成為同室操戈的兵禍，此前朝臣們便普遍希望能夠和平解決。監國元嗣做出這樣的招撫指令，本身也是蘊含了濃厚的人倫情懷，極力避免與嗣相王李成器發生衝突、戰爭。
所以當這敕書頒布出來之後，本來頗為嚴肅沉重的朝情氛圍反而變得緩和、融洽起來。
在河東問題上，監國元嗣慎於用兵，以活人為當務之急，顯然要比一個威重刻薄的形象要更有溫度，更符合臣民們對於一個仁君的期望。儘管這一份仁德，是建立在血腥的殺戮上，但起碼也預示著世道風向已經開始發生轉變，讓人安心。
當然，朝廷敕令宣布是一方面，而河東滯留的大軍究竟能不能夠有效接受到朝廷的善意釋放與仁政施給，也是一個頗為關鍵的問題。
有關這一點，李潼也有著配套的策略，仍然是儘可能的發揮民力。此前兵部便忙於計點天兵道軍籍，將都畿周邊的軍屬們集中起來，沿河安置並發給補助。接下來朝廷還會組織一部分軍屬家眷隨朝廷人馬北上，向河東歸鄉諸軍提供物料補給。
有朝廷仁政的關照，有錢糧物料的供給，再加上鄉音鄉義的感召，李潼相信能夠最大程度的化解河東滯留大軍的問題。
至於他堂弟李成器的態度與反應，他並不是很在意，只要河東軍勢瓦解，關中的大軍想必也已經集結完畢，屆時沿河東進、進入河東地區，再有什麼負隅頑抗的叛亂之眾，一概掃滅！
其實李潼內心裡還隱隱希望他堂弟不要太過柔順的接受朝廷安排，他肯留下他四叔家幾個小子，是幾人年紀都還不大，在外朝也乏甚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