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李潼又邀兄長共進早餐，並順便了解下蜀中如今的狀況。
蜀中是關內重要的補充，就算神都朝廷再如何封鎖大行台對外的交流聯繫，但因為地理的緣故，也無法切斷關中與蜀中的溝通。
此前姚元崇便提過要在適當時間裡將漢王招到長安來，以加強行台對蜀中的管制與經略。所以這一次李光順入京，並不僅僅只是護送蕃國公主，更主要目的還是要將蜀中正式納入大行台的結構中來。
儘管朝廷並沒有明確的指令將蜀中歸入陝西道，但也禁絕不了大行台對蜀中實際的管控。除非朝廷能夠派遣一名身份、名位乃至於權柄都不遜於李潼兄弟的人選，坐鎮蜀中以取代李光順。
這樣的人物並不多有，身份上無非李旦的幾個兒子，但幾個小豆丁也只能遙領其職，具體坐鎮管理蜀中，還需要資望深厚的大臣，起碼也得是李昭德、狄仁傑那種級別。
但不說已經被架空的李昭德，狄仁傑在朝情局勢如此的情況下，是絕不可能出都的。崔玄暐剛剛身死，無論實情死因如何，都讓朝情局勢變得撲朔迷離。就算狄仁傑本身願意離都，單憑皇帝李旦一人威望手段，也並不足以主持朝情秩序的調整。
皇帝李旦還有另一個選擇，那就是他的姻親長者。但這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那就是嫡長子豫王李成器並沒有母族親長，劉皇后一家幾乎被武則天殺得滅族。
如果不是由豫王外族親長擔當益州官長，換了任何一個皇子外戚，都分分鐘有可能將局面引往奪嫡之爭的氛圍中。雍王兄弟已經讓皇帝李旦頭大不已，若再滋亂於家門之內，那真是要他老命。
其實這一類的苗頭，眼下就有了。比如說王美暢，此前在神都就不乏鬧騰，後來託庇雍王才避免了被流放邊遠。
如今大行台創建，以他這樣的身份是絕不適合繼續留事行台，神都方面也的確有專門針對王美暢的召令下達長安。但也不是李潼要刻意搞事情，王美暢自己便來求見，不願意返回神都任職，希望能繼續留事大行台。
李潼對此自沒有拒絕的道理，且頗為豪爽的將王美暢任命為正式的萬年縣令，至於原本打算授任的許敬宗之子許景，則以主簿佐事。
王美暢能力、品德高低且不論，但在萬年縣令這個位置上，也真的不是閑散不事，整治其長安城中那些勛貴豪強們手段強硬，不留情面，而且其態度階段變化頗為明顯。
竇氏的竇孝諶此前歸都，王美暢便率領縣府衙役遊走治下諸坊，狠狠整頓了一下市容。一些勛貴人家為了出入方便私開坊門、或者破壞坊牆，都被王美暢狠狠懲罰了一通。
竇孝諶繼承竇氏莘國公封爵後，王美暢又化身環衛使者，繞著長安諸勛貴門庭周邊一通遊走，若街曲植株被破壞，自是一通威罰。若院舍內外植株太茂密，那更不得了，你是要用樹蔭遮擋藏匿什麼？直接拿入縣衙一通審問。
王美暢辦案全憑意氣，這自然不好。但這一份意氣怨情，李潼也實在不好插嘴干涉，勸王美暢大度一些。畢竟勸人大度，天打雷劈。只要其人能保證基本的政務不荒，偶有一些遷怒行為，也在容忍尺度之內。
說到底，終究還是皇帝李旦在家務處理方面過於多情軟弱，沒有樹立起一個說一不二的強硬形象，才讓這些親戚門戶各自生出許多斤斤計較的怨情。
拋開這些皇帝家事不談，李光順講起蜀中的情況也是井井有條，其人能力或許不強，但做事勝在用心。
而且蜀中由於其閉塞環境，本身又遠於朝廷核心的利益紛爭，在事的官員得以專註於事，沒有受到太多外界時局動蕩的干擾，政治還算清明，民生也算穩定。諸眾情況匯總起來，不失作為一個穩定後方的條件。
對於蜀中這樣的情況，李潼也頗感欣慰，眼下的大行台需要的就是這種能夠切實助益的補充，而不是利害糾纏、雖然利益不少但麻煩也一大堆的板塊。
蜀中成都平原，雖然也有天府之譽，但周邊惡劣的物流環境，並不利於大規模的錢糧外調，如果只憑常規手段進行管控，也並不足以成為關中的大糧倉，運輸條件實在是達不到。
但蜀中物產豐饒、宜於囤聚，兼之外部環境相對安全，這又是其他地區所比擬不了的優勢。正常情況下，蜀中這種優勢可以使其成為一個絕佳的避難所，周邊有亂可以避難其中。
如今，時局中有了飛錢這種兼具一定金融屬性的新事物出現，蜀中又可以作為飛錢的本錢金庫所在，成為一個絕佳的承兌中心。
金融或者說資本的力量，在當下這種中古世紀的生產力水平下，當然是沒有強大到能夠成為一國之命脈的程度，否則歷朝歷代便不會以重農抑商為根本。
農耕政權中，土地的產出就是維持一個政權的基礎所在，其他任何獲取資源的途徑都不能與之比擬，因為土地恆有所產且不失度支。任何中原王朝的覆滅，都與土地政策的得失休戚相關，哪怕是自嗨過頭、亡於外族的西晉。
當然也不可否認，商貿政策的合理應用，對於朝廷行政手段的不足也是一大補充。特別是大唐這種幅員遼闊、戰線綿長的強大帝國，單純農耕為本的行政手段，遠不足以維持長期有效的統治。
李潼要把成都打造為一個金都的想法並非起於一時，當他提出飛錢這一概念的時候，心裡就有相關的設想。不過當時的他剛剛結束喪期，仍然面對一個前途未卜的問題，縱有想法，也沒有嘗試的條件。
現在雖不至於說條件完全成熟，但起碼也是擁有了極大的自主權，一些設想可以放開嘗試。
蜀中的人事調整，自有大行台在經過充分權衡後拿出一個整體方案。至於眼下，李潼則就跟李光順商討一些具體的設想細節：「未來蜀中勾連各方的商貿事宜，必然是要做一個統籌監管。之後行台會於益州大都督府之外，加設一個市榷使職，征取榷稅，以金銀為錢，量貨取資。」
「金銀為錢？那絹、錢又將怎麼行用？」
李光順聞言後自有些不解，開口詢問道。
「絹錢仍然照舊行用，無擾民生。只是官府在榷量的時候，憑金銀為尺度。」
金銀等貴金屬，長期的不作為貨幣使用，只是作為一種高昂稀缺的原料，或是打制奢侈器物，或是用作儲存。一方面金銀並沒有一個長期穩定的產出，另一方面金銀如果作為貨幣，其物理屬性又決定了朝廷很難就此動什麼手腳。
以銅為錢並通過濫行新錢來掠奪民間財富，這也是中原政權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這其中最明顯就是魏晉三國時期。
魏蜀吳三國除了在戰場上爭權斗勢，在金融領域也是變著法的比較誰發的錢更爛，魏國搞新五銖，吳國就發當十、當百的大錢，蜀國一看還能這麼玩，當十當百太小氣，老子直接當千。這樣的錢幣，其信用度可想而知，全成一個笑話。
即便不論前朝，本朝高宗行新錢以代替開元通寶，結果也遭到了長安民眾的自發抵制，乃至於為之罷市。
金銀物理屬性穩定，其作為貨幣的優越性自不待言，而且也有人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
王方慶就曾對李潼講過，嶺南特別是廣州等地，民俗就是以金銀當錢，一則嶺南多有金銀產地，二則廣州又是外貿集中地，參與交易的買賣雙方成分複雜，所以對貨幣的要求度就更高。
大行台在行政手段上是要遜於神都朝廷，就需要在商業方面進行補充，需要刺|激商貿，讓交易頻繁發生。採用金銀作為結算貨幣，也是促進商貿發展的手段之一。
但是這種變革，勢必需要一個接受過程。所以李潼還是從商賈下手，商賈們販殖為業、不事耕織、憑本生利，其對風險的承受能力自然要高過尋常小民，而且只要有利潤存在，就不患商業蕭條。
本身抗壓能力不弱，即便新法不合時宜，所帶來的反噬也有限，起碼不足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動蕩，一旦有了成效，又能獲得最直接的反饋與收益，自然是最適合的實驗對象。
李光順對此考慮的自然沒有那麼深遠，總之覺得少弟的決定就是對的，對此倒也沒有提出什麼意見，只是點頭應是。
用過早餐後，楊思勖又來報庭外郭元振求見，李潼舉手吩咐召其人入內，卻見一邊的李光順欲言又止，便笑語道：「阿兄有話要說。」
李光順聞言後稍作遲疑，還是開口道：「郭元振才器的確不弱，但性情卻難恪守恭謹。我倒沒有太高明的觀人之法，也並不是說其人忠義有虧。但此類烈駒，還是需要且策且御。」
李潼聞言後便笑著點頭道：「阿兄良言，我記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