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
在1960年左右，阿特·魯濱遜還是加州理工學院一名年輕有為的一年級新生，學的是普通化學。那時，該班的上課教師是尤格·華塞，但魯濱遜有時也看到鮑林應邀來為學生講課。大家對鮑林的一些事情都略知一二，知道他名聲很大，一直與美國政府作鬥爭。此時此刻，鮑林大步走進教室，高高的個子，挺直的腰桿，一副堂吉訶德式化學家的模樣，後面跟著他的潘沙①——華塞，上氣不接下氣地扛著沉重的支架和模型。在學生們的心目中，鮑林成了一個傳奇式人物。一天，他們知道鮑林來講課，有人就在講台後的黑板上非常潦草地寫下了這樣的字句：「鮑林是上帝，華塞是他派到塵世的先知。」
①堂吉訶德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所著小說《堂吉訶德》中的主人公，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潘沙則是他腑首貼耳、唯命是從的忠實侍從。
魯濱遜記得，鮑林看到了這句話，停頓了一會，就把「華塞是他派到塵世的先知」這幾個字擦去了，然後又繼續講他的課。
在場每一個人都注意到了這一點，魯濱遜得到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兩年以後，他找到機會在鮑林手下從事麻醉這一課題的研究時，他高興得跳了起來。這位年輕人雖然還只是一個研究生，但他已經顯示出在實驗方面有非凡的才能。他幫助鮑林進行了一次革新，用海水豐年蟲代替金魚來測定麻醉的作用。為此，他得以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並得到鮑林的青睞。
魯濱遜後來轉到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在物理學家馬丁·卡門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在卡門的記憶中，魯濱遜是他帶過的最聰明的研究生——正因為這一點，他在研究生院畢業時立即就被學校聘任為助理教授。也就是在這裡，他和鮑林又再次相逢，此時正值60年代末，鮑林來到聖地亞哥作短暫停留。在聖地亞哥分校，兩人談論起分子矯正醫學的精神分裂症問題，談論起跑林先前為尋找精神病的生化機理而對血液和尿樣進行篩選最終卻遭到失敗的原因。兩人構成了奇怪的組合：一個是年邁的理論家，另一個是年輕的實驗師。兩人的政治觀點正好是兩個極端。魯濱遜出生在保守的得克薩斯休斯敦，自我標榜是一位「自由主義者的保守派」。但是，科學超越了任何觀點的分歧。魯濱遜認為，在鮑林的精神分裂症課題中，自己懂得怎樣把問題的頭緒理清楚。可以採用一些非常靈敏的方法，輔之以色譜分析，對人尿那樣的生物學複雜混合物中各種化學成分進行分離和測定，並利用計算機貯存和比較從成百上千人身上測得的大量數據。魯濱遜很高興有機會與鮑林在一起工作，並且有志於進行有關的實驗，因此，他將自己研究的重點進行了調整，以適應鮑林研究的需要。兩個人在聖地亞哥分校的交往密切起來了。不久，魯濱遜將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改進測定各種疾病造成的生化改變的方法。鮑林和魯濱遜從國家精神健康研究所得到了資助，專門用於精神分裂症尿樣分析的研究課題。魯濱遜的父母就在這段時間裡相繼故世，因此，他將鮑林夫婦看作為自己父母的替身，後來成了鮑林夫婦在大蘇爾牧場的常客，甚至聖誕節也是與他們在一起度過的。
當鮑林轉到斯坦福大學時，魯濱遜竟然也跟著他同行，幫助他安裝日益複雜的用於尿樣分析的設備。他向聖地亞哥分校請了假，著實使他的導師們感到很驚訝。1972年初，鮑林的研究興趣開始轉向維生素Ｃ和癌症，魯濱遜感到鮑林交給他的建立在帕羅·阿爾托的小型臨時實驗室太小了——此時，已有16台氣體色譜分析儀，還有各種各樣的計算機設備——因此，他和鮑林要求斯坦福大學提供更大的場地。
校方不大想滿足他們的要求。再說，鮑林從來就不是一個安分守己、循規蹈矩的教師。儘管1972年聯邦調查局最終認定鮑林對國家安全不再是威脅——結束了這個機構對這位科學家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調查，將搜集到的材料整理成多達2500頁的檔案，得出結論說，最終未找到過硬的證據可以證明他曾是共產黨員——但鮑林繼續進行政治方面的活動。他攻擊尼克松總統所做的每一件事，從轟炸柬埔寨到他在巴基斯坦執行的政策，他接著還對記者說，尼克松應當服用維生素Ｃ；他用尖銳的言辭批評了斯坦福大學校方解僱了一名員工，這位員工曾發表演說，要求學校停止在軍事研究方面的投入；他還再三敦促斯坦福大學的學生起來反對越南的戰爭。
這已經是夠糟糕的了。但是，到了1966年，鮑林在維生素Ｃ問題上的執著達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和魯濱遜對一些精神病患者進行維生素配方的試驗，給他們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然後觀察他們尿液中維生素Ｃ的含量（其用意是，體內缺乏抗壞血酸，將會導致攝入量增加，因而排泄物中的含量就降低）。在好幾個月的時間裡，鮑林不斷要求醫學院的人幫助他測試維生素Ｃ在病人身上產生的作用。醫學界對鮑林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抨擊，使斯坦福大學的校方開始感到很尷尬。
鮑林要求將實驗室搬到一個更大的場所，遭到了校方的拒絕。他又提議為他和魯濱遜的研究工作新建一所中等規模的建築，學校撥出一部分資金，他本人再籌集一部分錢款。此時，校方開始認真起來了，他們提醒鮑林說，他已過了斯坦福大學為教授規定的退休年齡。最後，1972年年底，他們正式通知，建造新大樓是不可能的。
魯濱遜想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他和鮑林已經籌集到一筆資金。出資人名叫基恩·迪米克是一家製造氣體色譜分析儀的公司已經退休的老闆，同時也是熱心支持鮑林維生素思想的信徒。這筆資金一共是5萬美元，原本可以充當在斯坦福大學擬議建造的大樓自籌資金的一部分。為什麼不告訴斯坦福大學，事情到此為止了，迪米克的資金將在校外租一個地方用作實驗室？魯濱遜和鮑林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從根本上擺脫校方的干預，建立他們自己的研究所。
兩個人和迪米克一起商談這件事。1973年5月15日，他們正式宣布，從此以後，他們將在門羅公園的一個新的研究機構里進行他們的工作。這個地方離斯坦福大學有好幾英里遠，他們將其稱為「分子矯正醫學研究所」。
鮑林現在已經72歲了，但他還像年輕人一樣精力充沛地用全部身心投入了新近開始的事業。過了幾個月，他就辭去了斯坦福大學的職位。魯濱遜也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割斷了最後的聯繫。兩個人又開始向各方面尋求研究的資助。鮑林首先勸說他的朋友和同行參加研究所理事會——這是一種象徵性職位，這些頭面人物的名字將出現在信頭上，有利於提高研究所的身價，更便於籌集資金的工作——一共有30個人接受了這一名譽，其中包括克里克、威爾金斯和另外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
迪米克的捐款已足夠支付研究所新大樓的租金，除此之外，鮑林和魯濱遜只有原來那一筆國家醫學研究所提供的用於尿樣分析的資金，因此，兩人不得不用自己的錢來支付工作人員的薪金和某些購買設備的費用。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兩個：一個是魯濱遜的尿樣分析的課題，另一個就是鮑林新近提議進行研究的維生素Ｃ。在魯濱遜方面，取得更多資助並沒有碰到多大的麻煩，但鮑林籌資的活動就不那麼成功了。
1973年3月，鮑林拜訪了國家癌症研究所，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鮑林和愛娃帶著卡梅隆在蘇格蘭最早給予治療的40名癌症患者的病歷，抵達貝塞斯達，並將其交給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十幾名官員查看。鮑林提議說，也許現在美國就應當進行一些對照試驗了。但是，這些官員在經過兩個小時的討論後，聲稱必須首先在動物身上作試驗，如果表明這種治療方法是安全有效的，然後才能採取下一步行動。鮑林心裡想，這些醫學專家同樣是把維生素Ｃ當作一種藥物而不是當作一種營養品來看待的，儘管是這樣，他還是願意照他們的要求作分階段試驗。他迅速提出了申請，要求資助10萬美元在他新開的研究所里對動物作試驗。但是，國家癌症研究所的評估人員對這一建議投了票，結果贊成票很少，資助一事未得到通過。鮑林後來根據評估人員指出的缺點進行了更改，並在1叨4年再次提出了申請，申請書照樣被退回。1975年和1976年又兩度申請，每一次都沒有結果。
1973年稍後，卡梅隆本人到美國旅行，順道和鮑林一起走訪了國家癌症研究所。這也是兩個人的第一次見面。然而，兩個人在一起所作的努力，仍然是一無所獲。國家癌症研究所學者們的態度與其他醫生們的態度如出一轍：在一家蘇格蘭小醫院裡偶然出現的幾個病例，還不足以證明可以得到大規模研究的資助。卡梅隆在給鮑林的信中讀到了他從國家癌症研究所那裡得到的印象。他寫道，在貝塞斯達，醫生們使用著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和外科手術等手段，他考察了這些「的確使人失望」的辦法，「我真不清楚他們到底得到了怎樣的結果，這些方法毫無疑問會造成許多細胞變異的現象，病人也隨之承受了許多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