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感冒的終結
鮑林對醫生並不討厭，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對他們不怎麼尊重。
其中部分原因可追溯到50年代末。有一天，他在聖地亞哥醫學協會舉行的一次宴會上，談論分子型疾病的問題。在他發表演講的時候，有些醫生不時地談笑和碰杯，使他有一點惱火。隨後，他和愛娃出席了在一位協會官員家裡舉行的招待會，他在無意中聽到有人議論說，因為鮑林事先同意免費作講演，所以他們可以集資去請一位真正有本事的醫生下一個月來作一次演講了。鮑林夫婦倆感到這是對他們的輕慢，從中看到了醫學界人士心目中高低貴賤的標準。「無意中聽到這些議論後，我下定決心，自此之後，任何醫學團體要我去講話，如果我認為給我的津貼和酬金，與他們給醫生支付的相應酬謝不相稱，我就一定會拒絕這一類邀請，」他說道。
醫學界在金錢上的態度還是問題的一方面。在鮑林看來，有些情況下，醫生們並不真正懂得他們本人研究的成果所具的價值。這種現象促使鮑林決定就維生素Ｃ問題展開一場公開的討論。
60年代末，在一般情況下，鮑林對抗壞血酸及其作用一直採取沉默的態度，只是偶而談到這種物質與其他營養成分一起可以用來治療精神分裂症。但是，到了1969年下半年，鮑林感到斯通在理論上進行的論述是正確的，再加上自己在防治感冒方面成功的經歷，他開始就抗壞血酸與一般健康之間的關係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在對西奈山醫學院的醫生們所作的一次講演中提到，他本人運用維生素Ｃ來預防感冒，收到了成效。他的意見在報紙上刊登出來後，收到了維克多·赫伯特博士寫來的一封「言辭非常尖銳」的來信。赫伯特是一位著名的臨床營養師，曾經幫助過制定維生素日薦量的美國標準。他在信中攻擊鮑林說，他用維生素Ｃ的所謂優點為江湖騙子提供了幫助和安慰。赫伯特質問鮑林：哪裡可以找到處於嚴密監控下臨床研究的資料，可以用來證明抗壞血酸的確對感冒具有防治的作用？
鮑林感到很意外。的確，他從來就沒有查閱過有關維生素Ｃ的文獻，僅僅讀了斯通寫的幾篇論文的摘錄。於是，「在赫伯特這位老兄尖銳言辭的刺激下，」他開始像以往習慣的那樣，一頭鑽進有關的科技雜誌里，搜尋有關的資料。
與此同時，《小姐》雜誌的一位作者與鮑林聯繫，徵求他的意見，寫一篇關於維生素Ｃ有益健康的文章。鮑林提供了自己觀察到的一般性結果，認為「維生素Ｃ的最佳用量將有利於健康和智力的增進」。他還請讀者閱讀他用分子矯正法治療精神病方面的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1969年11月號《小姐》雜誌上。文中的論點遭到哈佛大學營養學教授弗雷德里克·斯戴厄的反駁。斯戴厄說，鮑林「不是營養學權威」，目前尚無證據表明維生素Ｃ有助於普通感冒的預防；事實正相反，二十年前在明尼蘇達大學對五千名學生進行過一次大規模調查，結果使人確信，維生素Ｃ對感冒根本就不起作用。
這可刺痛了鮑林。他很快找出了有關的研究資料，發現斯戴厄說明的事實是錯誤的。他所提到的1942年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一共調查了363名學生，在為期28周的時間裡，有些學生服用的是安慰劑，有些學生則服用了過量的抗壞血酸。的確，論文作者在結語中提到，就上呼吸道感染而言，維生素Ｃ沒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鮑林對文中的數據作了更加嚴密的研究，發現作者的結論是錯誤的。儘管鮑林認為試驗者給學生服用的劑量很小——平均每天只有180毫克，而鮑林現在講的是要用3000毫克——這些研究者在事實上還是見到了作用：過量服用維生素Ｃ的學生中，感冒減少15％，而且其中患上感冒的人，與服用安慰劑的學生相比，其嚴重程度要輕30％。維生素Ｃ既不是預防葯，更不是特效藥，但根據鮑林的估計，它所產生的作用在統計學上是顯著的。
鮑林發現，在維生素Ｃ與感冒之間的關係問題上，其他一些報告也有同樣的情況——維生素Ｃ產生的某種功效未受到人們的重視。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現象。從事這方面研究的醫生似乎一門心思企求找到一種特效藥，因而對顯示出來的部分功效就不感興趣了。他們使用的劑量都比較低（在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只有150—250毫克——這雖比美國的日薦量高了好幾倍，但比鮑林和斯通認為具有保護性的劑量卻要低許多倍），而且他們希望尋找的是一種藥效很強的物質。
鮑林認識到，問題就在於學者們的意圖是讓維生素Ｃ起到一種藥品的作用。在檢驗藥物療效時，傳統的做法是弄清楚藥物劑量的微小改變能不能引起療效的巨大差異，而劑量過大就可能產生致命的影響。一般的傾向是期望相對較小的劑量能帶來重大的療效。
但是，在鮑林眼裡，維生素Ｃ只是一種營養品，並非是藥物。在醫學研究人員看到某種細微的療效時，他認為理所當然地應當採用更大的劑量去作進一步研究。鮑林在查閱有關文獻時，至少發現有一份報告，表明如果作下一步研究將會發生怎樣的結果。1961年，一位名為李澤爾的瑞士學者對279名滑雪者作了一次試驗，他給其中一半人每人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維生素Ｃ——這是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用劑量的5倍多——另一半人則服用安慰劑。李澤爾發現，與服用安慰劑的滑雪者對照，服用抗壞血酸的滑雪者患上呼吸道感染的天數少了61％，而且患者的癥狀減輕了65％。
鮑林認為，這是有利於自己想法的一個非常有力的佐證。將其繪成示意圖，沿著基線標明維生素Ｃ的服用量，沿著邊線標明對感冒的影響，那麼，從明尼蘇達研究的結果出發（較小劑量產生較小影響），就會有一條直線指向瑞士的研究結果（較大劑量產生較大的影響），鮑林還找到了另外一些論文，其結果與這種圖形是完全吻合的。的確也有一些考察過的研究結果根本就看不出任何影響——鮑林估計這種情況是由研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研究者所用的劑量太小，試驗周期也太短，有些研究者則因為故意的失察或無意的盲目視而不見有關的結果——但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是，有那麼一小批認真進行的臨床研究支持鮑林和斯通關於維生素Ｃ和健康的一般性理論：服用的維生素越多，越接近越大劑量的標準，患病的概率就越小，即使患病，癥狀也越輕。鮑林查閱文獻後得知，抗壞血酸對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如小兒麻痹症和癌症，也有良好的效果。不過，在文獻中，有更多的實例涉及到普通感冒的作用。
1970年春天，鮑林打算將自己的發現分之於眾了。
他認為自己不能再等待。他心裡想，有過硬的證據表明，這是一種價格便宜、容易買到的營養品，至少可以用來使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免生折磨過千百萬人的一種疾病。再說，也許會帶來比這更有意義的結果。鮑林曾經讀到過一些資料，說是在冬天為大雪封閉的幾個小村莊，村民們誰也不會生感冒，因為此時根本就不存在呼吸道病毒源。但是，當春天來臨時，有客人造訪，他們也把感冒帶進了村莊，每個人都將是受害者。如果服用維生素Ｃ，許多人增強了抵禦感冒的免疫力，那又將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呢？世界上流行著兩百多種感冒的病毒，它們複製自身的地方會減少很多；流行感冒的情況會緩解；感冒病毒的數量也會減少。「如果在世界範圍內降低感冒的發病率，」鮑林心裡想，「那麼普通感冒也會像英倫三島的天花一樣徹底地消失。我可以預測，也許再過十年或二十年，世界上有些地方就能達到這一個目標。」廣泛而又適當地應用維生素Ｃ，也許就意味著普通感冒的終結。
當然，這不但會大大減輕這個世界上人們承受的痛苦，而且也會使萊納斯·鮑林的名聲更響亮。鮑林已經是快到古稀之年的人了。他發現阿爾法螺旋並獲得諾貝爾獎，從而在國際上出了名，從那時算起，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此時，已有人開始談論，因為他在鐮狀細胞上所做的工作，要不要給他頒發第三個諾貝爾獎，也就是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不過，這種說法並沒有兌現。在這幾年中，他的精力都投入政治了，而他近來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他已置身於科學發展的門外，成了一個歷史性人物。
鮑林可不甘心做這樣一個人。他不打算躺在徒有虛名的榮譽位置上，僅僅在一些禮儀性場合露露臉，讓年輕人去摘取一頂頂桂冠，而沒有他鮑林的份。他身體仍健壯有力，頭腦仍機敏聰慧，他仍然是一名戰士。分子矯正醫學是他發揮雄心壯志的最新陣地。他主張為身體和大腦創造最佳的分子環境，至今尚無人能表明這一思想有什麼不當之處。他發現了壞血病與維生素Ｃ之間的關係，表明人體大量攝入維生素Ｃ具有增進健康的作用。事實證明，他是正確的。將這些成果公之於眾，不但有利於公眾的健康，而且是用令人信服的實例證明他的一般理論是正確的。
1970年3月引日，他與長期來一直為他出版教材的弗里曼公司簽訂了一份協議，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