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戰分子獎
鮑林又可以揚眉吐氣了。新聞媒體打到護林小站的電話泛濫成災，鮑林從中了解到事情的經過。就在部分禁試條約生效的那一天，挪威議會所屬的諾貝爾獎委員會史無前例地宣布，同時頒發兩個諾貝爾和平獎：一個獎給鮑林，算是前一年（1962年）的和平獎，因為當年沒有頒發和平獎，委員會也未作說明；另一個獎是1963年的和平獎，獎給了國際紅十字會。
這一消息來得太突然，鮑林思想上根本就沒有準備。他整整用了四個小時向從世界各地來到護林小站的記者訴說自己驚喜交集的心情。他一遍又一遍地重複，他非常高興，因為他為和平所做的事情總算得到了認同。有一次他在與記者會見的時候，突然間插進了一個陌生人大聲講話的聲音：「上帝保佑您，鮑林博士！」護林員不好意思地解釋說，他們正在舉行慶祝會，這方海岸線附近的人都像他一樣感到很興奮。
美國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不是沒有先例——馬歇爾①本奇②50年代就曾得到過諾貝爾和平獎——但這一次很特別，鑄成了一條大新聞。當鮑林掛斷電話回到自己的小屋時，媒體已經開始熱炒這件大喜事。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成群結隊飛抵蒙特里和聖西農赫斯特城堡的小型飛機場，接著又租車南下風塵僕僕地來到這個遠離城市的牧場。鮑林夫婦看到這一情況，感到還是開車回到帕薩迪納去更好些。
①馬歇爾（Gee Catlett Malshall，1880—1959），美國陸軍五星上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任陸軍參謀長（1939－1945），後任調解中國內戰的特使（1945—1947），國務卿（1947—1949），國防部長（1950—l951），提出「歐洲複習計畫」（即「馬歇爾計畫」），獲1953年諾貝爾和平獎。
②本奇（Ralph Johnson Bunche，1907—1971），美國國務院官員，聯合國創始人之一，1947年任聯合國託管部主任，後升任副秘書長，在調解國際爭端方面有貢獻，獲1950年諾貝爾和平獎。
當他們抵達家裡的時候，發現許多記者已經在愛娃的花園裡搭起了帳篷。攝影機在不停地搖轉，攝影燈光在閃爍，一批批電報從四面八方飛來，電話鈴聲不絕於耳。鮑林來不及喘一口氣就舉行了一次簡短的記者招待會。會上，他首先感謝諾貝爾獎委員會，然後談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次獲獎也許能在美國促使爭取和平的活動成為受人尊敬的事業。隨後，他推開簇擁在身邊的記者，試圖儘快擺脫這一切，腳踏實地回到現實的生活中。
鮑林心頭充滿了喜悅。多少年了，因為參加爭取和平的活動，他曾經受到多少人的指摘、謾罵和壓制。現在，他總算洗清了不白之冤。既然世界用這種方式承認了他工作的價值，怎麼還會有人說他是受人指使走上了迷途呢？他和愛娃談論這一點時，又領悟到了另一層意思：歷史上誰也沒有獲得過兩次由一人獨享的諾貝爾獎。愛娃很快就指出，居里夫人就獲得過兩次，但鮑林說她有一次是與別人共享的，而他的兩次獎都是他一人獨得的。
至少從字面意義上可講，這兩次獎都是他一人獨得的。不過，鮑林當然也同意一些祝賀電報的說法，認為愛娃有資格共享這項諾貝爾獎，而且愛娃本人也不諱言她無愧於分享這一榮譽。「我們將這一榮譽看作為一個明證，證明這麼多年來我們的立場是正確的，」愛娃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同時又謙和地提到了自己在鮑林的政治活動中所起的作用。「您當然清楚，我丈夫原本希望不聲不響地待在自己的實驗室中搞他的科學研究。但是，人比科學真理更重要……」每次發表有關這次諾貝爾獎的聲明，鮑林總會非常細心地提到，這也是對羅素所做工作的承認，是對全世界各地反對核武器的和平人士所作努力的承認。
然而，話雖這麼說，這個獎畢竟還是他得到的。在鮑林的眼裡，這比他獲得的任何其他獎勵更珍貴。「我得到了諾貝爾化學獎，只是因為我做了自己喜歡做的事，而且做得比較有成效……況且那時我心情很舒暢。那時我正在做的事，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我可以做而且也喜歡做的事。因為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而獲得諾貝爾獎，那當然不錯。不過，我已經說過，我總是要做一些事情的，」他對採訪他的一位記者這樣說。另一方面「我曾經作過五百次講演，談論放射性塵埃，談論核戰爭，談論在大氣層停止核試驗的必要性，談論最終消滅戰爭的必要性。您知道，我並不喜歡作這類講演……我在做的事是我不感興趣的事，只是出於道德和信念的驅使，我才這樣做。在某種意義上我是逼出來的……因此，當我在1963年得悉我已被授予諾貝爾獎時，我感到我們作出的犧牲還是值得的。」
諾貝爾和平獎使鮑林迴旋的餘地增大了，光獎金就是五萬美元——相當於他在加州理工學院三年的工資——他和愛娃立即籌劃利用這筆錢建造一個現代化的新家，以取代鹿寓牧場那所陳舊的小屋。
同時，他離開加州理工學院的打算也更加堅決了。
鮑林回到帕薩迪納那一天中午，當地報紙刊登了杜布里奇對他這位傑出而又使人頭疼的教授最近獲得的榮譽所作的反應：「諾貝爾和平獎是對鮑林博士長期來百折不撓的努力給予的崇高獎勵，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示了核戰爭的危險以及達成禁試協議的重要性，」這位加州理工學院校長說。然而，他接下來加上了錯誤的一句：「儘管許多人不贊成他使用的某些方法和從事的某些活動，但這已清楚地證明，他對世界輿論具有重大的影響。」
鮑林正要找借口離開加州理工學院，杜布里奇的聲明使他下了最後的決心。在鮑林的心目中，作為兩度獲得諾貝爾獎的唯一在世的人，一直以學校為家，這就使學校在國際上的知名度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然而杜布里奇的反應卻是強調許多人認為他的「方法和活動」是錯誤的。找不到個人表示祝賀的詞句，絲毫沒有顯示出學校的自豪感。愛娃在讀到這份聲明時，幾乎肺都氣炸了；琳達打電話到校長辦公室，「用非常生氣的語調」痛斥杜布里奇對待她父親的態度。
加州理工學院其他人的反應則各不相同。鮑林研究組的人一個個笑逐顏開，他們在鮑林的辦公室上掛上了一塊標語牌——「鮑林確定了和平競賽的步伐」——大家興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暢飲香檳酒，共享大蛋糕，紛紛向鮑林表示熱烈的祝賀。科里比誰都更清楚，鮑林為了履行自己對和平事業的承諾，在科學研究方面曾經付出過沉重的代價，因此，他走進鮑林的辦公室，默默地與他緊緊擁抱在一起，這是多麼令人激動的情景啊！
但是，化學系和校方卻出奇地平靜，難得聽到幾句祝賀聲，而且其中夾雜著一種敷衍的味道。更沒有跡象表明要舉行任何一種慶祝會。
社會上對鮑林得獎的反應也有很大的差異。許多左翼小報，也有幾家大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華盛頓郵報》，都表示祝賀。然而在主流報刊中，大多數一反往常而持批評的態度——在一般情況下，它們對諾貝爾獎新得主總會極盡吹捧之能事。有些報刊發表社論說，要講誰有資格得獎的話，那就是肯尼迪，他在古巴導彈危機中堅持強硬的立場，教訓蘇聯人：他們最好和美國坐下來談判。肯尼迪用美國人所喜歡的方式贏得了和平：逼對手乖乖地就範。而鮑林卻相反，採用了姑息養奸的辦法，正如《紐約先驅論壇報》所稱，他「只知道舉著標語牌反戰」。《芝加哥論壇報》和《華爾街日誌》說，給鮑林發獎，實際上是對美國親共運動的獎勵。盧斯①辦的那幾家雜誌就更不像話了。例如，《時代》雜誌竟然借用鮑林這次得獎的機會，羅列了與鮑林發生過聯繫的共產黨陣線組織的名單；《生活》雜誌發表了一篇用心極為險惡的文章：「舉止怪癖的鮑林博士，作為化學家也許是出類拔萃的，但他那些荒誕不經的政治觀點卻從來就沒有受到美國輿論認真看待過。」該文最後得出結論說，這個獎「對美國來說是非常嚴重的污辱」。在獲獎消息宣布以後的幾天時間內，鮑林不但沒有受到這些雜誌的吹捧，而且他不得不親自拿起筆桿給盧斯寫信，「表示我本人的氣憤和對貴刊的蔑視」。
①盧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美國雜誌發行人，創建了《時代》、《財富》和《生活》雜誌，是美國新聞史上最有勢力的人之一。
鮑林擔任過美國化學學會的主席，因此他曾期望這一團體會向他表示祝賀，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美國化學學會的學報對得獎的事冷眼相看，實際上採取了不予理會的態度，僅僅在一期的封底印一小段文字隱隱約約地提到了這件事，
鮑林對許多人不約而同採取的冷漠態度感到很意外，因而在感情上受到了傷害。但是，他和往常一樣，咽下了這口氣，行動上顯得很爽快，裝出了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然而，他在內心深處卻很不平靜。得獎時喜出望外的心情，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