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富豪
在公開場合，鮑林算得上是大獲全勝了。他迫使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後退了一步，他們再也不敢借用蔑視國會的罪名進行威脅了。托德黔驢技窮誹謗鮑林的圖謀似乎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新聞媒體大多數人都沒有理會他那套老掉了牙的指控。聽證會結束不到一個月，肯尼迪在爭奪白宮的競選中得勝，美國政治即將步入新的方向。對鮑林舉行的聽證會實際上成了以反共名義對持不同政見人士政治迫害的最後一次嘗試。
鮑林的堅定立場使他成了和平運動中赫赫有名的偉大英雄。在與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發生的那次衝撞以後兩個星期，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在紐約組織了一次集會，這次集會在後來自發地演變為對鮑林的一次表彰會。聽說鮑林要到會講話，一下子就有兩千多人擠進了賓館遊艇俱樂部舞廳，還有幾百個人擠在附近幾個房間里通過擴音機收聽他的演說。另外有好幾百人經過勸阻才悻悻離去。大家都想親眼看一看這位打敗了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人。為了支持鮑林敢於在國會抗爭的精神，當地有成千上萬名大學生在一份請願書上籤了名。當鮑林接過這份請願書時，與會者熱烈鼓掌。他們認真地聽取了鮑林講述與小組委員會鬥爭的親身經歷。鮑林呼籲永遠結束戰爭，恢複人的權利，贏得全場聽眾的歡呼和喝彩。他從自己的經歷中學到了一些東西。『凈取和平的鬥爭，」他對聽眾說，「離不開爭取自由的鬥爭。」
與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鬥爭取得了勝利。從此開始，鮑林可以偃旗息鼓，馬放南山，將這一段經歷拋在腦後了。但是，他做不到這一點。經受挨人質詢的煎熬時刻，面對處心積慮毀謗他名聲的卑劣伎倆，他的人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鮑林怒氣難消，認為這一切是麥卡錫主義的死灰復燃。他不僅沒有拂袖而去，正好相反，他比過去更加精神抖擻。他連續不斷地到處遊說，頻頻在電視里拋頭露面，攻擊托德，口口聲聲責備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和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不講道德」，責罵那位參議員是「一個混蛋」。
「據我所知，我們美國只有幾千名共產黨員，而在法國和義大利卻有好幾百萬，」在托德召開的聽證會後不久鮑林這樣寫道。「我實在弄不懂美國人民怎麼會受到幾千名共產黨人的危害。共產黨人對我們的人權和自由可能會成為一種危脅，對此我們應當清醒，情況嚴重時，我們還得保持警惕……（但是）反共的壓制力量目前處在有權有勢的地位，因而更加是一種威脅——他們現在就在剝奪我們的正當權利。」此時，鮑林分出了一部分時間致力於取消這一類調查委員會的活動，下定決心與這些即將壽終正寢的宿敵周旋到底。
然而，托德反撲過來了。雖然鮑林成功地推遲了上次參議院聽證會報告的發表——1961年初，有人一直在爭論要不要在這份報告里列入托德沒有宣讀的那部分開場白和其他有關的材料——以托德為首的小組委員會還是發表了另外一份單獨的報告，其內容涉及到普格瓦什運動，簡要介紹了一些運動參加者的可疑背景，其中就有九頁多的篇幅專門介紹鮑林「明顯地傾向於共產主義事業的情況……自然與共產黨人所持觀點保持一致，而這一切都與科學研究活動毫不相干」。原先那份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後來發表於1961年3月，其中包括了托德開場白聲明的全文。隨同此文刊登的還有小組委員會的一則新聞公告，其中提到，「我們有理由懷疑，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散發（鮑林的）請願書的過程中，共產黨的組織機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文中提供的證據主要是鮑林與左派交往的歷史。「在我國共產黨人展開的和平攻勢中，鮑林幾乎在每一次重大的活動中都充當了科學界領頭羊的角色，」這份報告得出結論說，有一系列跡象表明，這一切「並不全是偶然或者在他不自覺的情況下發生的」。他唯恐鮑林的同行弄不明白其中的含意，托德還主動向國家科學院院士和其他著名科學家提供了這份報告的副本。
「造謠……中傷……這是我所見到過的最為惡劣的誹謗，」威林在讀了這份報告以後對鮑林說道。鮑林完全同意這一看法。第二天，他致函美國人道主義協會，猛烈抨擊托德的做法，責問他或者小組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敢不敢放棄國會議員的轄免權，以便讓鮑林控告他們。鮑林在早些時候還曾說過，他可以與托德進行公開的辯論。
鮑林的反應也延伸到了那些跟著托德亦步亦趨的人和事，其中包括緊跟在小組委員會後搖唇鼓舌的報刊文章，還有那些鮑林認為是詆毀自己人格的談話聲明。「有些報紙成了麥卡錫主義捲土重來的幫凶，」他說。「這些報紙應當停辦。」為此，他又單槍匹馬地展開了戰鬥。在下一年裡，他和自己的律師們先後提出了五起法律訴訟。他要求華盛頓貝林漢姆的《先驅報》賠償6萬美元，因為該報登載了一些致編輯部的信，對鮑林的愛國主義表示懷疑；要求賓夕法尼亞州約克群反共聯盟賠償10萬美元，因為該組織根據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報告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聖路易斯《全球民主》雜誌發表了一篇反對鮑林的社論，鮑林要求賠償叨萬美元；紐約《每日新聞》稱鮑林是親共「半公開的美國喉舌」，他又要求賠償50萬美元；他還要求赫斯特報業集團和國王報刊辛迪加賠償100萬美元，因為右翼專欄作家、一直與鮑林作對的老冤家富爾頓·小劉易斯寫了一篇攻擊他的文章。
與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發生的糾葛，再加上其他方面一些不順心的事，其中也包括那次懸崖遇險的經歷，鮑林的身體日益消瘦。以前，他對一些批評意見通常採取不予理睬的態度，如今，無論批評來自右派還是左派，他都變得非常敏感。在參議院聽證會後的兩年時間裡，他就得罪了不少以前在和平事業中的盟友。他辭去了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發起人的頭銜，不再搭理創始人諾曼·庫辛斯，認為他向托德屈服了。他認真地考慮了是否要向《原子科學家學報》起訴，要求賠償100萬美元。鮑林曾一度通過愛因斯坦的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幫助過這家雜誌，但是，這家雜誌卻刊登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有名的反對核武器積極分子本特利·格拉斯將他與特勒混為一談，認為這兩個科學家在解釋核試驗數據時都心懷鬼胎，染上了各自的政治色彩。這家雜誌的編輯部工作人員花費了好幾周時間勸說鮑林取消這次訴訟。在此之後的許多年裡，鮑林與這家學報和它的編輯歐仁·羅比諾維奇再也沒有多少聯繫了。由於普格瓦什會議的組織者堅持邀請格拉斯、羅比諾維奇等他不贊成的人與會，他也和會議組織者鬧翻了；他感到，普格瓦什的討論會已經由超越政治自由公開地表達新思想的講壇，淪為只會鸚鵡學舌重申官方政府路線的場所。
促使他敏感性發生改變的另一因素可能就是愛娃·海倫。在意識形態上，愛娃向來比丈夫更左。她個人認為，那些基於宗教信仰的老式和平團體是「反動的」，而像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那樣的新組織也好不到哪裡去。這些組織都不願意將反對核試驗的活動置於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她想，如果你不去變革醞育戰爭的經濟制度，怎麼能夠消滅戰爭呢？此時，鮑林在批評美國社會時，用詞也就更加尖銳了。資本主義是一種因素，還得加上國防工業和華盛頓當局之間的骯髒交易。為什麼有人對禁止核試驗持反對態度呢？「毫無疑問，賺取冷戰利潤是一重要動機，」他注意到了這一點。
在鮑林的心目中，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特別是身為科學家，從戰爭和人們的苦難中獲取不義之財，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種人更加卑鄙的了。他從一家新聞刊物上學到了一個新的用語，並且開始運用到自己的演講中，就是「學界富豪」。大約有一百名左右的科學家，利用了自己的研究才能，在國防工業上為自己聚斂財富。在鮑林眼裡，這些學界富豪如同特勒一樣，賣身求榮，他們的出現乃是一度曾是高尚的行業開始腐敗和墮落的象徵。
但是，能夠這麼居高臨下地觀察問題的，除了他本人以外，就只有愛娃、羅素和少數幾位積極活動的朋友了。看來，在反對核武器的純潔事業中，誰也沒有達到他們的境界。
鮑林仍然享有崇高的威望——舉例來說，1960年，理性主義學會將他提名為那一年度的理性主義者；《時代》周刊將他作為封面人物刊登在1961年1月號上，鮑林成了被評為「年度人物」的科學家之——但是，作為和平運動的領導者來說，與其說他是一位英雄，還不如說他已經成了一門比較自由的大炮，一位受人歡迎的發言人，一個用來抗衡特勒的砝碼，同時也是一個不可捉摸、愛鬧獨立、越來越喜歡與人爭吵。離左派核心越遠就越感到舒服的人。
肯尼迪，奧斯陸，腦冰
美國新總統也沒有逃過鮑林銳利的眼睛。長期以來，鮑林一直是斯蒂文森的支持者，而對來自馬薩諸塞州的這位闖勁十足的年輕參議員，他始終保持不溫不火的態度。1960年，就有一些人私下議論，要將鮑林推選為諾貝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