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午，鮑林來到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辦公地點，這時離開被營救的時間還不到24小時。他失蹤的消息曾透過新聞報道傳到四面八方，他的研究組成員人人都非常擔心。此時，他們在鮑林的辦公室門上，掛上了「歡迎鮑林博士歸來」的條幅。有一位秘書還親自烘烤了一盒蛋糕，上面裱糊了一個玩具男子懸在崖邊的景象，下方水中是一個游泳的美女。當鮑林來到時，響起了一陣短時間的歡呼致意聲。鮑林看了一下蛋糕，和誰都沒有搭理，退自走進了自己的辦公室，並隨手關上了門。這一小群聚集起來歡迎他歸來的人頓時感到很愕然。一會兒以後，辦公室門下送出一張小紙條；鮑林要求取消他當天的課和所有的約請。
誰也不知道應當怎麼辦。鮑林的女婿卡姆也和大家一樣，就在不遠處。大家把他叫來後，向他說明了情況。卡姆輕輕地叩了一下鮑林辦公室的門，然後走了進去與鮑林談了一會兒。有些情況很不妙。鮑林似乎非常清楚周圍的情況，就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卡姆決定帶他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鮑林一言不發。愛娃料理他上了床，他仍然是一聲不吭。他的保健醫生給他檢查了身體，對大家說，懸崖事件給他帶來的驚嚇使他處於一種神經非常緊張的狀態，沒有什麼大病，躺在床上休息幾天，一切都會正常的。
那幾天是鮑林一生中最為奇特的日子。大多數時間裡，他都一聲不響地躺在床上，聽憑愛娃照料自己。琳達帶著他剛生下不久的小外孫來看望外公，鮑林哭了起來。這是第一次有人看到他情緒上這麼脆弱，他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掛在懸崖上的那一夜炸開了他一直封閉得緊緊的內心世界。多少年來，他所經受的痛苦，情感上受到的傷害和屈辱，從他父親去世到被迫辭去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主任職務的種種經歷，對自己人格的每次政治攻擊，刺痛身心的每一件事情，曾都被他深深地埋人心底。他忍氣吞聲，一切都置之度外。他強壓怒火，不讓自己的情感受到傷害，但是，實際上他還是受到了傷害。在加州理工學院，在華盛頓，在新聞媒體上，他的自尊心已受到傷害，他的人格受到了污辱。他對誰都沒有顯露自己的這種感情，也許只有愛娃是唯一的例外。這一切，雖然他都全部咽進了肚子，但畢竟未消失。許多令人不快的往事，曾經被他嚴實地隱藏在心口，現在，經過弔掛在懸崖邊的駭人經歷，滿腔苦水就一下子傾吐出來了。
在那些日子裡，鮑林一生中第一次成了多愁善感的人。這是一種恢複平衡的手段。情緒一旦得以宣洩，心清也就舒暢了——事實上，他也沒有把這一切怎麼放在心坎上，最重要的是，經過40年訓練和實踐，他已成了一個理性主義者，他不想讓自己跌人情感衝動的陷阱。因此，幾乎是出於本能，他很快就擺脫了情緒波動的狀態，恢複了往日的平衡。這是保護自己的一種手段，也是避免痛苦的一種方式。
這一經歷反而起到了治療的作用，給了他一個非常需要休息的機會，釋放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使他恢複了自制的能力。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中，他開始與人談話，下床走動，閱讀報紙，對《化學鍵的本質》作一些修改的工作，並且寫了幾封信。看來，他不久就可能恢複正常的生活，開始考慮作幾次已經答應下來的重要報告。
2月13日，他在公眾場合露了面，這也是他懸崖遇險以來的第一次。他在好萊塢的一次小型集會上談論了放射性塵埃和國際性協議的問題。那一天早些時候，法國在撒哈拉試驗了第一顆原子彈，成了參加原子俱樂部的第四個國家，也是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暫停核試驗以來向大氣層散發放射性塵埃的第一個國家。由於這是西方挑起的行為，蘇聯人立即宣布他們不再遵守不進行核試驗的保證。
為了對付這一突如其來的形勢，鮑林再次以全副精力從事宣傳和演說的活動。在整個春天，他一共向大小不同的種種團體作了四十多次重要的講話。這類團體包括：自由論壇與和平組織，基瓦尼斯俱樂部和「扶輪國際」分社，中學生組織和教會團體，等等。儘管法國進行了試驗，蘇聯人發表了威脅性聲明，日內瓦會談在幾個月時間裡似乎仍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進展。艾森豪威爾看來已下定決心在他卸任以前簽署一個文件，因此，在5月份東西方首腦在巴黎舉行最高級會議時，很有希望消除掉最後幾個障礙。
然而到5月初，會議又不歡而散。屬於最高機密的美國U－2型飛機在俄國上空被擊落，對艾森豪威爾來說，這可是奇恥大辱，因為他以前曾發誓不再舉行這一類飛行。這也扼殺了在巴黎高峰會議上最後簽訂禁試協議的任何機會。原子能委員會的麥科恩和特勒乘國際談判破裂之機，施加了新的一輪壓力，要求進行新的核武器試驗。公眾輿論的鐘擺又開始擺動，這次傾向於對蘇聯人採取更加強硬的路線，甚至主張拖延簽訂部分禁試的條約。
對鮑林來說，U-2事件進一步證明了美國在禁試談判中充當了頑固堅持對抗的一方，這個國家似乎總想找茬將事情搞糟。這就無異於陰謀策劃讓冷戰的陰風繼續刮下去。此時，鮑林演講的中心內容不光停留在核武器的恐怖上，而且也涉及到他看到的軍界工業集團如何支配美國政策的情況。這一集團的頭目是特勒，還有鮑林所稱的「為數很少但頗具影響的一小撮人」，他們聚集在特勒的周圍。「世界各國的軍國主義者、實業界大亨、氫彈科學家和政客正在不遺餘力地尋求一種繼續進行冷戰的辦法，目的是要把本國的意志強加在世界各國的頭上。」他還說，這個由軍國主義者和實業界大亨組成的集團「就是我們的敵人」。
5月中旬，鮑林和愛娃驅車前往伯克利，準備在那裡發表更多的演說。他們從電台中聽到消息說，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一個審判團預定在舊金山開庭，在市政廳外面引來不少人舉行強烈的抗議，其中多數人是學生。他們還聽到了記者描述現場的情況，說警察使用消防龍頭和警棍驅趕示威者，抗議活動演變成一次小規模騷亂；現場一片混亂，到處是高聲尖叫的學生，許多人被揪著頭髮拖到囚車上。當夜電視台就播送了這一場面，美國公眾普遍感到很震驚。
鮑林感到非常激動。在他看來，任何反對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行動都是好事。但是，這一次抗議有美國大學生參加，意義就更重大，因為在整個50年代，這個群體在政治上一直是不夠活躍的。舊金山騷亂實際上標誌了一個新的反政府學生運動的開始，這也是在新左派的發展過程中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第二天，鮑林按預定計畫去聯合廣場舉行的一次集會上發表演說。會後，為了聲援學生的正義行動，他和愛娃一起加入由成千上萬名抗議者組成的糾察隊。大批人聚集在市政廳外，高呼口號反對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抗議政府粗暴對待學生的行徑。鮑林對記者說，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不講道德，應當解散。他又補充說：「最近幾年裡，美國學生在集會抗議、遊行示威或參加政治活動方面是相當遲鈍的，我認為，現在美國學生開始覺醒起來了，這確實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
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
6月，鮑林在東海岸進行和平演說的巡迴活動。期間，他在華盛頓對愛娃非常喜愛的一個婦女團體發表了一次講話。這個團體的全名為爭取和平和自由婦女國際聯盟。會後，他被崇拜他的與會群眾團團圍住，她們感謝他作了一次令人振奮的演說，希望得到他的具體指導，並把一些資料交到他的手中，其中有剪報，即將舉行活動的通告，還有一首專門為他寫的詩歌。鮑林對大家表示感謝，然後將大多數材料塞進了自己的衣袋。一直到他回到下榻的旅館房間脫下外衣時，他才將這些材料從袋裡倒了出來。然後，開始閱讀這堆亂糟糟的資料。突然，他停了下來，就在這些會後塞給他的材料中，有一張是傳票，命令他到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一次執行會議上出庭。他不得不兩次查看具體的日期。他必須在星期一，也就是6月20日——後天的上午到場。
用這種方式給人送傳票，確實是出人意料的事。不過，來自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的這一類干擾，已經不是罕見的事了。鮑林先前領教過這個小組委員會。它是在1951年由參議院發起成立的，為的是配合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活動，那時，後者已經以反共著稱。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先後由一系列保守派人士擔任主席，在50年代曾經上演了一幕幕轟動全國的聽證會醜劇，矛頭直指外事局、青年組織和電視行業中共產黨的影響。這個小組委員會曾在1956年將鮑林列為贊成共產黨綱領的主要人物之一，並在1957年威脅要傳喚他到小組委員會回答幾個問題，說清楚有沒有共產黨人在背後支持他反對核試驗的請願活動。最近，這個小組委員會的代理主席托馬斯·托德又威脅說，要是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不將內部赤色嫌疑分子清除出去，就要舉行一次聽證會來弄清是否這個組織受到共產黨影響的情況；用鮑林的話來說，這一組織的領導人諾曼·庫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