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有戰爭！
鮑林對辭職一事採取了不聲不響的態度，他對誰也沒有提起杜布里奇對他施壓的情況。他對學校里每一個人說的都是同一句話：他決定從行政事務中抽身，以便用更多的時間進行科學研究和從事政治活動。他不想讓公眾知道，他最終是被迫辭職不幹的。
社布里奇讓恩斯特·斯威夫特接替了鮑林的職務。這是一位相貌嚴肅、溫文爾雅、出身於弗吉尼亞的化學家。他雖不大有名，但資格較老，曾對諾伊斯很崇拜，在鮑林手下時則一直是忍氣吞聲。按照斯威夫特的看法，鮑林牌生物化學和醫療化學「只不過是沽名釣譽」的貨色，系裡原先的學科重點都受到忽視。因此，他要以恢複學科的平衡為己任。為此，很快就成立了化學系系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最早是在30年代根據諾伊斯的提議創立的，每一個化學分支學科都有代表參加，其中就包括長期受到鮑林冷落的物理化學和無機化學。此外，對實驗場地也重新進行了安排，特別注意縮小鮑林這個攤子佔用場地的面積。鮑林本人也從他的大型辦公室搬到了較小的職工樓，他的工資則從系主任的18000美元降到普通教授的15000美元。
這是迎面打來的一記耳光。錢倒不那麼重要——鮑林寫書的稿酬在不斷上升，已經超過他的工資了——但鮑林認為，這樣做的方式實在讓人丟臉。在他看來，杜布里奇並沒有像他在公開場合標榜的那樣要堅持言論自由，他在壓力面前卑躬屈膝了。鮑林認為自己是因為政治觀點而受到懲罰的。由此造成了這樣的局面：鮑林和杜布里奇彼此之間已沒有多大關係，兩個人只是在一些社交場合還有那麼一點接觸。不過，在一般情況下，鮑林並沒有公開流露出不滿和被人拋棄的情緒。表面上，他裝出了一副自我剋制的樣子，給人以這樣的印象，也即發生的一切都是出於他自己的選擇。他之所以這樣做，因為他仍是加州理工學院一名優秀的戰士，因為他仍然堅信小時候在俄勒岡學到的一條準則：整天怨天尤人，就不是真正的男子漢。
辭職這件事一刻也沒有影響到鮑林爭取和平的活動。他像往常一樣，到處作演講，每周兩三次，可能是在中學裡或本地的談話節目中，也可以是在猶太人聚居區或本地反核團體的集會上。他仍在向醫療界和心理學界的各方面人士談論自己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精神病冶療的想法，儘管到那時為止，他在這方面的工作還沒有取得值得稱道的成果。鮑林的名聲已經夠響了，他每天都要收到許許多多的來信。有些寫信人請求鮑林幫助停止核試驗。中學生請求他題辭，指導他們如何面對人生。也有些人徵求他治病的建議，如何對付佝僂病、癲癇、抽煙、齲齒等。有人專門徵集名人的簽名，要求鮑林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的願望。電視節目《埃勒莉皇后》的劇組曾致函鮑林，詢問能不能將他的一些分子模型搬到災屏上。一位心事重重的母親來信說，因為存在著放射性塵埃和核災難的危脅，她害怕生育更多的孩子。鮑林回信說，他非常樂觀，將不再有戰爭。出版商來函請他寫一部自傳，鮑林說，只要找到時間，他一定寫。也有一些信件他沒有回覆。有一封長信的字跡很潦草，洋洋洒洒寫了好幾頁信紙，在一些關鍵詞句下還畫了紅線。另有一封奇怪的來信，天花亂墜地吹噓已經找到了醫療癌症的靈丹妙藥，並且還有一些使人長生不老的祖傳秘方。有一個傢伙竟然異想天開，聲稱有辦法培育一種母牛，從這種母牛身上擠出的牛奶含有更多的不飽和脂肪。另外還有一個人稱發明了一種所謂的「聯合科學」，能把宗教原子物理以及人類行為的研究綜合在一門學科中。
鮑林不斷地收到邀請信，要他去龍波克、聖約瑟、波特蘭以及當地的小學裡作報告。他還收到了訪問巴西、古巴、一些非洲國家和保加利亞的官方邀請。看來，各種各樣的和平組織、學術團體和醫療機構都希望他成為它們的名譽會員。
鮑林忙得不可開交了。一般情況下，他只能婉言拒絕，抱歉自己抽不出時間。他不再參加任何社團，特別是一些政治性團體。即使是健全核政策全國委員會，也無法說服他參加。這個組織的宗旨是充當各方面反對核試驗人士的主要發言人，在50年代後期是很有聲勢的。鮑林曾經對這個組織的一次集會講過話，但是，他對招募會員的人員說，他寧願作為一名「不受任何團體支配的獨立人士」開展自己的活動。
有時，榮譽是強加到他頭上的。6月下旬，鮑林收到一封信，說他和國家科學院院長戴特列夫·布隆克一起，已被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他們是最早享有這一殊榮的兩個美國人。鮑林心裡很清楚，在蘇聯，很少有比「院士」頭銜更高的榮譽了。他對新聞記者說，他「感到非常愉快和榮幸」。在另一方面，新聞媒體則提到，「在今天這個世界格局中，簡單而又天真地忽視這一榮譽的政治含義，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世界格局正從根本上發生變化。儘管特勒有很大的影響，原子能委員會遵循著一條強硬的路線，一貫反對禁試的談判，但是艾森豪威爾還是改變了航向。其部分原因是他受到了溫和派顧問的影響，另一部分原因則在於他注意到了公眾在放射性塵埃問題上接連不斷的抗議。由於鮑林公開發起的運動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這方面活動的力量仍是相當強大的。總結回顧了過去十八個月里的政績，希望自己在離開政壇以前能做一點實事來推進世界和平的事業。
於是，出於種種原因，美國政府在1958年夏天突然同意進行禁試的談判。1958年7月，在日內瓦召開了一次有關專家的會議，在技術上研究核查的可行性——談判雙方都需要保證，條約一旦生效，要是某一個國家有欺詐行為，就能立即被抓住，因此，核查是在這個方向上邁出的第一步。那年夏天，專家們在緊張地談判，另一方面，核試驗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不過，到了8月下半月，鮑林聽到了好消息：日內瓦專家會議已認定，要識別一次非法的核試驗，甚至是地下核試驗，在技術上是可以辦到的。現在，通向禁試的大門已經打開了。美國和英國已經完成了一系列最新的試驗，因而能正式宣布，它們準備停止核試驗一年，條件是蘇聯人也這樣做。
在此之前六個月，提出禁止核試驗的任何想法都被認為是共產黨顛復活動的證據。如今，這已成為政府官方的政策。
這一驚人的轉變使鮑林興奮不已。此時正值鮑林的新書《不再有戰爭！》開始上書架發售之際，鮑林旋風般地周遊於全國各地，進行促銷的活動，希望能在公眾中產生一種轟動的效應。但是，也許美國政策的變化降低了這本書的吸引力，儘管它受到廣泛的好評和推崇，評論界也不乏褒詞和贊語，欽佩他勇于堅持禁試的立場，稱讚書中的「論述簡潔有力」，但這本書的銷售情況卻令人失望。鮑林最後自己掏腰包買了幾百本，分發給他認為在禁試問題上有些影響的人物。他還向世界各國領導人寄送了一些，向美國參議院議員各送了一本，甚至還在加州理工學院同事的辦公檯上留下了幾本。
鮑林成了艾森豪威爾改革的倡導者，不過，這一地位並不意味著他將不再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了。8月底，他抵達英國，一方面是出席學術會議，另一方面是要親自露面，支持《不再有戰爭！》一書在英國出版。他還要向「核裁軍運動」發表演說，這是以羅素為首的和平人士組成的一個團體。移民局官員強迫鮑林縮短訪問英國的時間，使他無法參加反對核試驗的群眾集會。鮑林和羅素設法將這一事件在新聞媒體上曝光，各報將其作為冷戰歇斯底里的一個例子作了廣泛的報道。結果產生了預期的影響：英國政府只好讓步，允許鮑林回到集會上講話。經過這一番吵鬧，鮑林出現在集會上，引來了一片歡呼喝彩聲。正如一家報紙報道的那樣，移民局弄巧成拙，幫助鮑林成了「在英國反氫彈積極分子面前講話的一位最惹人注目的名人」。
此時，鮑林對自己將要發表的講話完美無缺地打好了腹稿，這將是一篇標準有力的反對核試驗的政治演說，估計歷時一小時左右。開頭總是一樣的：「我們生活在一個無與倫比的世界上」，他要對在場聽眾說，「一個美妙的世界！我喜歡世上的一切：星星，高山，海洋、湖泊和河流，森林，礦產，分子——特別是人。在最近幾個世紀里，關於這一個世界，科學家已經發現許多神奇的事情……」他要簡單地列舉自己頗感興趣的幾項新發現，談談血紅蛋白的結構，說明中微子的特性有點像小小的推進器，等等。在此之後，他還要從科學怎樣使社會進步，一直談到醫學、交通和通訊事業的發展。
不過，他希望說明，科學上也有一些發明和創造，已經將這個世界完全置於空前的危險中。他接下去就要進入中心的議題，論述1945年的原子彈和1954年的鈾彈「這兩次重大的突變」使戰爭成了人們不敢想像的事。他還打算向聽眾描述一番恐怖的景象，說明放射性塵埃和全面核戰爭災難將會造成怎樣的破壞，然後再用一些具體的數字激起聽眾的憤怒，讓他們了解美國正在花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