鈾彈
諾貝爾獎能夠改變科學家。對於有些人來說，獎章是一個標誌，表明他們已不是昨天的無名小卒，一夜之間已經成了國際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得獎證書代表著一種通行證，他們將進入新的領域去闖蕩。當然，對於幾乎所有的獎主，得獎意味著人生出現了一個轉折的時期，從此開始，成果將不斷減少，研究的中心也逐漸模糊。
鮑林對名聲已經習以為常了。回國以後，面對堆積如山的信函，大把大把的請帖，新聞媒體爭先恐後的採訪，他絲毫也沒有產生飄飄然的感覺。當然，這次得獎確實使他的生活發生了變化。他已為世人公認，登上了科學成就的頂峰，因而不必再擔心自己的學術地位。有了三萬五千美元的獎金，他也不必再在經濟上求人了。
這樣，他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再一次投身於政治活動的天地。他以前曾經迫使自己在政治上沉默，一方面是因為不想丟掉自己的飯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杜布里奇勸說過他，說他的活動對加州理工學院不利。現在，鮑林心裡想，倚仗諾貝爾獎的崇高聲譽，他再也用不到有這方面的思想顧慮了，加州理工學院不至於要解僱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吧。幾個月來慷慨地向他獻出的贊語和頌辭似乎給人以這樣的印象，舊的傷口已逐漸癒合。不管他的政治觀點是什麼，他所在的學校可以再次因他而感到自豪了。
比基尼島的核試驗，還有奧本海默的案子，促使鮑林又重新回到社會行動主義的軌道。諾貝爾獎使他有可能全心全意地走這一道路。在接下來的六年時間裡，反對核武器的政治活動在鮑林的思想和行動中將會佔據壓倒一切的地位。正如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所說的那樣，「在一段時間裡，他與科學已不沾邊了。」
鮑林一回到加州，重點就開始轉移。他在電台和電視台發表了一項聲明，說他這次週遊世界後，他開始真正相信，再也不會發生另一次世界大戰。全世界人民都熱愛和平，氫彈使戰爭成了不可想像的事。鮑林寫道，現在的危險並不是戰爭，而是由核武器試驗釋放出來的放射性。「我們到底有什麼理由不顧後果地促使人類素質不斷下降呢？」他這樣問道。與此同時，他著重指出，放射性的微小增加，都可能導致發病率上升和畸形兒童數增加。「為了限制或根本禁止一切原子武器的試驗，進行國際談判極為重要。是採取實際行動的時候了。」
他堅信自己的聲明是合情合理的。他曾讀過有關的資料，非常清楚放射性的危害性；他曾與遺傳學家交談，並且與日本科學家交換過意見。對各種動植物進行的試驗已經證實，基因會受到放射性的破壞，而且還有一些初步的證據表明，受到照射的放射性越強，這種破壞就越嚴重。放射性減小，其破壞程度會直線下降。非常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只有放射性完全消失，這種破壞才能真正停下來。因此，放射性的微小增加都可能給人體健康帶來更多的麻煩，這種風險雖不大，但確實是存在的。
這是有關數據顯示的結果，不過仍需做更多的研究工作來證明這一點。特別是對人體健康的影響，更加需要過硬的證據。當然，已有足夠的證據讓人擔憂了。鮑林和許多科學家相信，核武器試驗及其放射性塵埃的增加，對人類健康是一大危險。對動物所作的研究已經表明，放射性能破壞卵細胞和精細胞，導致生育方面的缺陷。另外也有一些證據顯示，放射性能損害體內其他類型的細胞，使癌症的發病率上升。儘管這麼說，畢竟幾乎還沒有人直接考察過，放射性微量增加，比方說，放射性塵埃增多，到底會產生怎樣的結果。
不過，鮑林在自己的談話中很少有模稜兩可的說法。他接受了全國廣播公司的採訪，因此受到全國上下的注意。他在講話中斷言，「白血病是一大危險，」並且聲稱，放射性塵埃也許足以在易感人群身上誘發這種形式的血癌。
1955年春季的一段時間裡，鮑林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已廣為人知。日本學者毫不含糊地說，比基尼島試驗的決非普通的氫彈，不但其能量要比普通氫彈大好幾倍——其威力足以穿透低層大氣而將塵埃噴射至同溫層中，懸浮在那裡的塵埃可以擴散到世界每一個角落——而且它形成的放射性塵埃數量也大大超過了以前任何一種核武器試驗所產生的散落物質。
看來，在比基尼島投放的炸彈是一種新型武器。日本人對放射性塵埃所作的分析提供了更多的證據。塵埃中有各種各樣奇怪的同位素，其中有些同位素只能是鈾裂變的副產品一這就令人疑惑不解了，因為普通鈾比較穩定，在標準的原子彈中無法使用，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科學家花了大量時間和金錢，提煉出一種稀有且爆炸性更強的同位素。物理學家認為，普通鈾一定要有大量能量的激發，才能進入爆炸反應的狀態。。
現在看來，這就是比基尼島發生的事。很清楚，在那裡進行的爆炸試驗使用的是一種三級裝置：先是用廣島式裂變彈激發一種聚變型氫彈，然後用其產生的能量使其外層的普通鈾發生裂變。這種裂變一聚變二裂變的設計是非常巧妙的，用很少一點錢就能極大地增大氫彈的威力。從理論上講——這也是使鮑林那樣的科學家感到驚恐不安的原因之——只要簡單地利用價格便宜且很容易得到的一點鈾，就可以造出這樣一種威力無比的核彈來。
用這種辦法得到了後人所稱的「鈾彈」，其威力之大令人咋舌，其骯髒程度難以想像。鈾彈的研製激起了新的一輪世界範圍內激烈反對核武器的浪潮。
1955年7月，英國哲學家、數學家、和平主義者羅素，有感於比基尼島試驗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拍案而起，公開發表了一份由他本人、愛因斯坦和另外八位著名科學家簽署的反對核戰爭的聲明——這也是愛因斯坦臨終前簽署的最後一份公開文件。當羅素來函徵求鮑林的幫助時，鮑林正好有事在外，幾天之後，他就致電錶示贊成這一聲明，因此，他成了這份聲明的第十一位簽署人。後人將這份聲明稱為羅素一愛因斯坦宣言。
「人們擔心，要是有許多氫彈投入使用，那就會帶來普遍的死亡——突然死亡的是少數人，多數人將在疾病和衰弱中承受緩慢的折磨，」這份宣言這樣說道。「如果讓我們選擇，那麼展示在我們面前的將是幸福、知識和智慧的不斷湧現。然而，我們會不會選擇死亡，僅僅是因為我們無法忘記彼此之間的爭吵？作為人類的一部分，我們向全人類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忘記其餘的一切。如果你們能做到這一點，那麼進入新的樂園的道路將暢通無阻；要是你們做不到，那麼你們面臨的將是普遍死亡的危險。」
宣言的用詞使人想起了原子科學家緊急委員會的早期歲月。那時，科學家面對的也是威力巨大的新武器，一樣的動機，一樣的緊迫感，一樣的感受。只有科學家將事實真相告訴公眾，人們對核武器的厭惡才會帶來有序的新世界。愛因斯坦的逝世，在獻身於和平事業的科學家的精神領導這一問題上造成了一種真空。羅素只能在英國發揮自己的作用；在美國，就要由鮑林來舉起這面旗幟了。
已經到了1956年，根據鮑林自己的估算，他用了一半的時間閱讀和談論有關核彈和放射性塵埃的資料。他專心致志地查閱政府的報告、有關核戰爭的書籍、關於遺傳機理的科研文獻以及人們對核武器試驗的見聞等等，夜以繼日地尋找著有關的真理。
原子能委員會發言人為了消除公眾的擔心，聲稱大家每天都處在自然界放射性的包圍中，因為在地面上受到的太陽輻射和宇宙射線中，就有自然狀態下的放射性同位素。他們說，在這種「基底輻射」的基礎上，由於核試驗而增大百分之一的放射量，對每個具體的人來說，其影響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無論怎樣說，低劑量輻射與人類疾病之間有沒有直接的聯繫，此時並沒有任何過硬的資料。6月，原子能委員會總幹事劉易斯·斯特勞斯在一次內科醫生的會議上保證，到那時為止，所有核試驗釋放出來的放射性塵埃總量，使每一個具體的人受到的額外輻射量，並不比一次Ｘ光胸透更大。他說，有人聲稱，核試驗污染了大氣，將來怪胎會增多，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
鮑林認識到，原子能委員會對有關資料的解釋是片面的，因為它將重點放在每一個具體的人身上，而不是放在總體的人群上。低劑量輻射對每一個具體的人來說影響不大——如果不對人口總體作測算，這種影響確實是微乎其微的。鮑林說，如果認為全世界每年發生的總共150萬例胎兒畸形都是由自然界中的基底輻射造成的——作為遺傳學證據，這是一個重要然而又是可以質疑的假設——那麼，因核武器試驗使其基底輻射增大1％，就會造成每年多生出來15000名畸形胎兒。個人承受的危險較小，但總體上累積起來就是15000名畸形嬰兒，這一數字是觸目驚心的。鮑林和另外一些人開始使用的就是這一類數字。
儘管原子能委員會不肯提供確切的資料，全世界的研究人員只好埋頭於分析放射性塵埃的情況。這方面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