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家
鮑林從英國回來後，在繼續投身於科學的同時，又恢複了對政治的關注。1948年夏，舉國上下正在為歷史上最為喧鬧和最出人意料的一次總統選舉作準備。像許多支持羅斯福新政的民主黨人一樣，鮑林準備退出該黨。他認為杜魯門轉向右翼，出賣了羅斯福的理想。
鮑林支持的候選人是羅斯福時期的農業部長，1940年到19M年期間的副總統華萊士。華萊士來自中西部，生性孤傲，有才學，還是一個富有的農業雜誌出版商和雜交玉米的培育者。華萊士是最堅定的新政支持者，堅決支持與蘇聯和解。在美國戰後反共調子越唱越高的時候，許多政界人士和報紙把他劃入極端理想主義者一類——「戰後時期的夢想家」，這是一個官員用來形容當時政府中自由派人士的一個稱呼。
杜魯門上台後，華萊士任商業部長。杜魯門認為華萊士是一個優柔寡斷的知識分子，與處理政府事務相比，他學習外語的興趣更高一些。當杜魯門重新採取反共立場時，曾在日記里憤怒地提到華萊士，稱這個「百分之百的和平主義者」在內閣會議上竟然對大家說他「要解散武裝力量，向俄國人提供原子彈秘密，寄希望於克里姆林宮政治局那伙冒險主義者」。杜魯門意欲除掉他。到1946年下半年，他終於等到了機會。華萊士在麥迪遜廣場公園作了一次演講，嘲諷杜魯門對蘇聯擴張主義的「強硬」政策。一周以後，杜魯門要求華萊士辭職。
杜魯門達到了目的，但同時也分裂了民主黨。華萊士宣布作為第三黨候選人參加總統選舉。他和自己的支持者創建了新的進步黨，聲稱自己是羅斯福的忠實追隨者。鮑林最為鍾情的政治團體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在被指責為一個共產黨陣線的組織之後，傷痕纍纍，這時已改組為美國進步公民組織，並聚集在華萊士的麾下。剛開始時，華萊士的競選活動十分強勁。他本人是一個十分機敏和雄辯的演說家。1947年那段時間，他關於國際主義的主張以及經過修正的新政綱領迎合了群眾的情緒，在選民集會上受到熱烈歡迎。在他發表演說的體育場或大會堂里，擠滿了自由主義者和反杜魯門的民主黨人，還有少數共產黨人。鮑林喜歡華萊士的國際主義和新政意識，以及他處理政治的知識分子方式。於是，他成了「支持華萊士的民主黨人」組織的成員，並擔任了美國進步公民組織的副主席。他參加遊行，捐款支持華萊士競選，還在洛杉磯的一次大型競選集會上介紹候選人華萊士。在這次集會上，鮑林和他的女兒琳達與著名演員赫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備受矚目。赫本看著男孩子氣的琳達，眼睛一亮，奇怪她為什麼不從影。
鮑林和華萊士在很多方面十分相像。兩人都喜歡獨立思考，都是熱忱的理想主義者，都不願意妥協。鮑林認為華萊士更為突出的優點是由於他進行農作物雜交的研究，因而他懂得科學。鮑林說：「我認為他很優秀也很明智；但如同很多科學家一樣，作為一個政治家，他尚欠火候。」
這正是癥結所在。華萊士對握手拍肩、籠絡人心這一套很不在行，他過於孤僻冷峻，因而成不了一個優秀的政治家。他還始終堅定地主張與蘇聯親善。如果說在1946年初談論把原子彈移交給聯合國和援助蘇聯的大規模重建還不無道理的話，那麼到1948年中期繼續鼓吹這種論調就無異於政治自殺了。
1948年的2、3月份，鮑林尚在英國訪問，華萊士的競選運動就已開始走下坡路。當時，在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一次共產黨政變，該國徹底投向了蘇聯的懷抱，這一事件在美國激起了一股反共的情緒。華萊士不僅沒有利用這種情緒，反而聲稱捷克事件是對一次預謀的右派政變的反應，而美國大使可能捲入了這一陰謀。華萊士急於指責美國並為俄國找借口，由此遭到了共和黨人的譏諷和杜魯門的指責，並在報紙上受到了大舉撻伐。進步黨變成了向共產黨妥協的代名詞，黨員人數也急劇減少。
選舉的那一天，鮑林正在華盛頓州訪問，在政府生產原子彈原料的大型設施漢弗德廠附近作有關和平問題和化學研究的報告。儘管當時愛娃出於懼怕共和黨人獲勝的心理，在選舉前的最後一刻將選票給了杜魯門，並慫恿鮑林採取同樣的立場，但是鮑林仍然堅持自己的選擇，缺席投了華萊士的票。那天晚上，當鮑林準備上床睡覺的時候，電台評論員已在預言共和黨將肯定獲勝。事態發展似乎將再次證明愛娃是正確的。凌晨兩點鐘，鮑林醒來，走進停在汽車旅館停車場上的汽車裡打開收音機，傳出的是杜魯門宣布獲勝的消息。鮑林為此鬆了一口氣，然而華萊士的表現令人沮喪：他得到的支持票少於百分之三，進步黨未在任何一個州獲勝。與成千上萬的進步黨人一樣，鮑林感到很傷心，「華萊士也許是太誠實了，終究成不了一個成功的政治家。」
1948年的大選標誌著新政的終結和美國排斥異己時期的開始。華萊士參加競選對杜魯門來說反而是一種解脫。他再也不用迎合黨內的自由派，從而可以大膽地進一步向右轉。他向自己證實，通過整治赤色分子，民主黨人可以贏得選舉。只要這種手段奏效，他將繼續這樣做。
政治形勢顯然發生了變化，但鮑林沒有隨波逐流。四年之前，他曾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典型的新政支持者，一個游移於中間派和左翼之間的自由派民主黨人。但四年之後，儘管整個國家已經發生了變化，鮑林的觀念依然如故——在1947、1948兩年間，他繼續公開宣傳對原子能技術實施國際控制，反對效忠宣誓，呼籲保障公民自由權和反對反共歇斯底里。現在的形勢是，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心理左右了政治走向，根除共黨分子變成了全國範圍內的陳詞濫調，與此唱反調的人則已是寥若晨星。
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對聯邦調查局局長鬍佛①來說，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隨著人們對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恐懼與日俱增，他的權力和影響力不斷擴張，他將美國改造成他理想中的國度的能力也在增長。打著加強國家安全的旗號，胡佛開始搜集公民的材料，不管他們是否是國家公職人員，也不管他們是否真是危險分子。附上索引和交叉索引的厚厚的檔案袋裝滿了一箱又一箱，從議員、律師到碼頭工人、圖書館員的日常生活細節都成為收集材料的範圍。
①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1924—1972），建立指紋檔案、科學偵察犯罪實驗室及聯邦調查局國家學院，以反共為目標，對美國公務人員進行「忠誠」調查，招致進步輿論抨擊。
聯邦調查局的一份卷宗上寫著萊納斯·鮑林的名字。1948年冬季，鮑林離美赴牛津訪問幾個星期之前，胡佛的得力助手托爾森向他遞交了一份告密信。信是由美國化學學會的某個會員寫來的，信中說他擔心學會的當選主席，即將赴英國訪問的鮑林，有親共傾向。托爾森告訴胡佛：「我查閱了一下檔案，結果發現我們從未對鮑林進行過調查，但是鮑林與美國進步公民組織關係密切，並在關於解散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決議上籤過名，是這個被共產黨滲透的組織的成員……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他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胡佛之所以未對鮑林進行調查，非不欲也，是不能也。根據效忠宣誓法案，聯邦調查局可以進行調查的美國人的範圍已經擴充到了成千上萬的聯邦僱員，包括接受聯邦政府資助和與政府簽約的教授，但是調查範圍仍然是有限制的。大戰結束之後，鮑林並未從事任何涉及國家機密的科研項目，也未申請聯邦資助。根據9835號行政命令，在私立大學工作的研究人員不屬於審查範圍。
但是，當鮑林抵達倫敦之後，情況立即起了變化。美國海軍研究處助理武官辦公室的代表拜訪了鮑林。這位年輕的軍官告訴鮑林，為了國家利益，美國的科學研究必須與英國並駕齊驅。假如鮑林能夠告知海軍他對訪問過的英國實驗室的印象，那將是很有用的。這位軍官還說，這不是竊取情報，也不存在辜負對方信任的問題。鮑林所要做的只是告知他對英國科學現狀的一般印象而已。作為對他履行政府顧問職能的口報，他們將付給鮑林每天20美元的酬金，鮑林只要在一份合同上籤個字。然而，從鮑林簽字的那一刻起，他就被列入了效忠審查的範圍之內，聯邦調查局立即開始調查他的政治歷史。
由於鮑林對自己參加過的任何組織都不加保密，因此聯邦調查局進行調查十分容易。特工人員查閱了有關檔案，找到了一份1947年調查人員與鮑林進行談話的記錄，那次談話的內容涉及到另一位被懷疑有自由主義背景的科學家奧本海默的忠誠情況。鮑林在談話中稱自己是奧本海默的「親密朋友」，他告訴調查局說，奧本海默是一個「脾氣多變、性格複雜而又絕頂聰明」的人，他本人毫不懷疑奧本海默對美國的忠誠。談話隨後進入有關奧本海默的政治活動。鮑林詳細講述了自己與帕薩迪納科學家協會，與藝術、科學和專業人士獨立公民委員會，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