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獨裁者
諾伊斯的健康長期以來如風中殘燭。在20年代，他首先被錯誤地診斷患有癌症，又被懷疑肺結核感染，靠大劑量的腺體注射來強打精神，還因為吃炸麵包受噎引起潰瘍而不得不進行了痛苦的咽喉手術。早在1928年，他就自以為「最多再活五六年——可能更少」。他開始把自己日漸衰弱的精力集中到為數很少的幾個項目上，其中最重要的是完善加州理工學院的本科教育體制。在90年代代早期，諾伊斯惡化的健康和他對課程政策的關注，使鮑林覺得化學系的需要遭到了怠慢。
但是，諾伊斯一貫的做法是將學院放在第一位。20年代初期，為了吸引密立根到帕薩迪納來，他和海耳決定把加州理工學院大部分的資源投向物理系。結果，密立根的王國迅速膨脹；1927年物理學有60個研究生，而化學系只有20個。
這正好同老牌大學，如哈佛和康奈爾大學，截然相反。在那些學校中，化學仍然是自然科學之王，比物理擁有更多的教師、金錢和榮耀。然而，諾伊斯到西部來是為了干一番新的事業的。他相信，一個小系更團結，更便於交流不同的思想，而且不容易陷入派系的鬥爭。同時，教師較少，就能夠和精心選擇的學生保持更加密切的對話。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團隊協調者，本性不適合你傾我軋的爭鬥，因而對化學系的緩慢增長已經感到心滿意足了。在20年代，儘管在全校處於第二位，但是化學和化學工程系總的經費幾乎增加了三倍，有20個不同的研究項目得到了卡內基基金會的資助。即使在大蕭條迫使研究經費縮減，並使建造新的化學樓的計畫暫停下來的時候，諾伊斯看上去也並不煩惱。他的行事原則是穩健。
對大多數教師來說，這並沒有什麼不好。他們滿足於教書，負責一個小實驗室，並偶爾發表將把有意義的文章。只有鮑林對此極為不滿。他需要將事情一件件落實；他自己的研究隊伍隨著他新思想的不斷湧現而急劇擴大；研究生和博士後蜂擁至他的麾下；為了維持這種局面他需要更多的房子和經費。在哈佛，他看到過化學相對於物理的優越地位。諾伊斯為什麼不為他的系爭取更多的利益呢？
多年以來，諾伊斯為了使自己這位青年才子滿意，為他討來了新的場地，滿足了他的加薪要求，並給他提升。當密立根對這位過於自負的青年教授日益不滿的時候，他又從中斡旋。鮑林再三以離開學校的威脅來達到自己目的的做法，讓密立根覺得這傢伙也過於狂妄，過於自私了。也許他真有諾伊斯說的那麼好。但是，要是在物理系的話，他是決不會這樣受到嬌慣的。
然而，為了留住鮑林，諾伊斯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他熟知化學，理解鮑林在這一領域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這是密立根所理解不了的。鮑林基於量子物理的化學鍵研究，得到了他Ｘ射線和電子衍射研究的補充和拓展。他具有將結構和理論聯繫起來的獨特的本領。他能夠將解釋冰的結構的思想運用到對蛋白質結構的研究中，代表了邁向涵蓋一切的物理化學的重大飛躍，而奧斯特瓦爾德早在四十年前就向諾伊斯鼓吹過這一可能性。而且，這個年輕人精力過人！他埋頭工作，以化學為生命，在路易斯之後，諾伊斯就沒有見過像鮑林這樣的第二個人。鮑林的創造力似乎永遠是無窮無盡的。
更為重要的是，鮑林是諾伊斯創造的。諾伊斯發現了他，引導了他，將他從一個俄勒岡少年變成了一個國際知名人士。鮑林是他這位導師慧眼識真珠的活的見證，也是諾伊斯在加州理工學院實踐教育理論成功的活典型。
於是，諾伊斯決定，無論如何要留住鮑林。z為了讓鮑林不變心，諾伊斯懂得僅僅靠好話和金錢是遠遠不夠的。他需要有權。所以，當鮑林在30年代中期升為正教授之後，諾伊斯向他和韋弗之類的重要人物表明，他將成為加州理工學院化學和化學工程系的下一任系主任。
乍一看來，這一決定驚世駭俗。因為化學系裡不乏比鮑林年長和更富有學術經驗的科學家——包括全國聞名的理查德·托爾曼——但是諾伊斯認為前途比經驗更重要。他寫道，「年齡的大小肯定不是主要的考慮因素。」化學系主任超越一切的品質應該是「全身心地投入於研究工作……善於接受並發現新的思想。」同「制定未來科學研究新計畫的能力相比」，行政能力是第二位的。
在這一點上，鮑林沒有競爭對手。托爾曼的研究越來越孤僻——對宇宙哲學的思考取代了與化學相關的重要工作——而且不管怎麼說，他從一開始任教的時候，就反覆聲稱自己對行政工作沒有絲毫的興趣。威廉·雷西、斯圖爾特·貝茨和迪金森，這些比鮑林的資格都要老的教授們則都滿足於教學，滿足於從小實驗室里機械地製造出一些研究成果來。諾伊斯認為只有鮑林具備領導的才能。他充滿新思想，掌握新技術，能夠吸引最優秀的學生，能夠掌管一個大型的、多產的實驗室，而且與洛克菲勒基金會關係很密切。儘管任何一個老資格的學者都有能力領導化學系，只有鮑林能夠壯大它。早在1932年，諾伊斯就告訴韋弗說，鮑林可能是他的繼任者。
後來他動搖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在鮑林身上發現了一些令他不快的東西，一些與自己的價值觀大相徑庭的品質，這不得不令他對自己交班的計畫再斟酌一番。儘管他的綽號叫亞瑟王，他實際上只是一個貴族。他信仰合作的、公司式管理模式，首席執行官在採取行動前需要聽取擁有相當實權的教師委員會的建議；教師們通過自己的委員會，實際上左右了系裡的多數決策。諾伊斯不喜歡德國化學研究所中的管理模式——大師的研究工作處於中心地位，其決策權威不容質疑。諾伊斯的管理形式正是在考察了德國模式之後的個人創造；他認為，德國模式造就的是追隨者，而不是具有獨立思維能力的學者，「這一體系的結果常常是，領頭的一位傑出人物不堪煩瑣的行政事物的重壓，而手下是一群差強人意的學者。」
隨著鮑林研究工作的擴展，他在許多方面採取了諾伊斯所不願意看到的態度。在鮑林的實驗室里，鮑林決定應該問什麼問題，並用什麼手段來回答這些問題；他指派別人來為他解決問題，而不向他們傳授獨立思考的技巧。在這令人激動的學術環境中，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著，鮑林的學生和博士後從來不抱怨；他們正在學習一種化學新思維，日後將幫助他們叩開各地最好的研究中心的大門。
抱怨來自其他的教授。鮑林不僅以德國模式來經營自己的實驗室；他還捍衛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研究，而把整個系的需要放在第二位。一位教授將這種風格稱為「富有侵略性的管理風格」，那些現在和鮑林平起平坐，很快將在他領導之下工作的教授們並不欣賞這一種風格。在30年代中，系裡出現了一股反對鮑林的思潮。年長的同事視他為一個妄自尊大的人；年齡相當的同事則嫉妒他的一舉成名。這是一種長兄式的嫉妒：每個人都知道鮑林深受國王寵愛，是「諾伊斯的心腹」。鮑林正致力於自己的研究工作，既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來平息同事們的怨氣。
諾伊斯對此非常擔心，同時對鮑林不問學院大事的態度也深表憂慮。這位年輕人對自己事業的奉獻精神是毋庸置疑的。他不合群，首先是為自己，其次是為化學系，最後才是加州理工學院。他對於學術政治一竅不通，也毫無興趣；他對學校當局下達命令，而不是提出請求。密立根不喜歡他。諾伊斯在自己的門徒身上發現了令他困惑的急躁和不講情理。隨著鮑林越來越成功，這種傾向愈來愈明顯了。
另一方面，鮑林出色地履行了自己在系務委員會裡的職責，而且是一位極其出色的教師。他對於系裡的課程安排，特別是本科生學習化學的方式還有那麼點興趣。也許可以指導他更關心一些學院方面的事務。在30年代早期，諾伊斯草擬了一份計畫，讓青年教師參加一個政策委員會，通過與加州理工學院行政管理人員的協商來「了解學院的問題和想法」；在化學系中，他提名鮑林和托爾曼參加。還有一次，鮑林記得，諾伊斯指定他為化學系的「執行官」。諾伊斯設立這一職位也許是為了給鮑林創造一塊最終登上系主任寶座的墊腳石。「但是作為執行官我沒有做任何事情，」鮑林說。「他沒有讓我承擔任何職責。」
正當諾伊斯遲疑不決的時候，在1935年初他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他被確診患有結腸癌。醫生告訴他，他唯一的機會是立即動手術。諾伊斯被手術嚇壞了，堅決反對這樣做。除了海耳、密立根和幾個最親近的朋友，他沒有把病情告訴任何人。他開始離開學校，一個人獨處。有時在學校附近聖帕斯科的小屋，有時在科羅那得馬的海邊別墅里。在那裡，他可以靜靜地欣賞海鷗翱翔，海浪翻滾，耳邊是海風帶來的海灘上人們的歡聲笑語，腦海中浮現出科德角的浪花和自己在義大利陽光燦爛的日子。在那裡他可以暫時忘卻學校的煩心事。
儘管諾伊斯竭力隱瞞自己的病情，學校里不久就已傳得沸沸揚揚了。
鮑林的反應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