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們在奎達（Quetta）的塞雷納飯店（Serena Hotel）優雅的大廳內一張桌子前圍坐聊天。我和萊斯利·霍維茨（Leslie Horvitz），還有兩位年輕的外科醫生傑米爾汗（JamiIKhan）和沙菲克·雷曼（Shafiz Rehman），喬因患流感，發高燒，在旅館中自己房裡躺著休息。傑米爾汗和沙菲克都住在奎達行醫。奎達是巴基斯坦北方憚路支省的主要城市，臨近阿富汗和伊朗邊界。憚路支省主活貧困，人煙稀少，我們來此是為了了解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這兩位外科醫生很熟悉這種病，他們險些死於該病，是我幫助他們死裡逃生的。
30多歲的傑米爾汗有著一張友善的圓臉和一雙聰慧的眼睛，他用大陸特別的帶韻律的英語平靜而清晰地向我們講述整個故事。
「那是去年12月5日的事。我正坐在房間里，突然接到巴基斯坦電台附近一家醫院打來的急診電話，說一個病人嚴重腹痛並吐血，讓我趕快過去。等我到了醫院，檢查了病人，不得不請來腸胃科的醫生會診，他說得照胃鏡才能查出吐血原因。
「第二天下午，才給病人照了胃鏡。因為上午我們都忙於正常值班工作。晚上我在門診坐班。他們通知我去給病人手術，因為他們診斷那病人是胃潰瘍吐血。
「晚上11點，手術開始了。由於害怕病人大出血，所以我們準備了五六個單位的血漿。沙菲克醫生作我的手術助手。其他還有手術室工作人員。」
這時，沙菲克醫生不安地在椅於上移動了一下身子。他比傑米爾汗年輕幾歲，身材高大，英俊滯灑。傑米爾汗繼續說道：「當我一打開他的肚皮，就發現腔內所有內臟都在滲血，儘管我採用了透熱療法等種種手段，還是無法止血。我們猜想病人也許服用了某種止痛藥，嚴重腐蝕了胃壁，因為血不停地滲出，不可能是胃潰瘍。」
我毫不吃驚，因為在獅子山，在拉瓦爾品第，在南非，在迪拜，以及中國都聽說過這樣的事情。最近在扎伊爾的基奎特（Kikwit）就有外科醫生因手術而被感染，也是出血不止，得的是埃波拉病。而傑米爾汗所說的病人患的則不是埃波拉，儘管癥狀很像。他接著說道：「為了止血，我們不得不摘除他的胃。當我試著將胃取出時，不小心碰破了脆弱的脾臟，只好也將它摘除。它已經腫了，肝臟也腫了，呈暗紅色，失去了正常肝臟的亮紅光澤。整個手術花了兩個半鐘頭，真是場艱難的戰鬥，沙菲克被沾滿病人鮮血的針頭扎破了手指，我的手套也多次弄破。終於在凌晨兩點鐘，我們把病人推回了病房，離開了醫院。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望病人。他神志清醒並能講話，但血壓仍很低。等我下午三點再去看他時，他的哥哥說他已經死了，年僅四十六七歲，錫比（Sibi）人。
「我仔細回想整個手術。有件事情提醒了我，當麻醉師把導管插入病人鼻腔時，鼻子開始出血，麻醉師無法止血，只好堵住鼻子。當時他說這到底是什麼病，怎麼鼻於出血會止不住，而且還發燒。他也害怕了，認為病人出血不止一定有什麼問題。此外，病人還發燒。」
聽到這裡，我感到不寒而慄。一切都吻合了。這是一種流行於憚路支的嚴重的病毒出血熱病，癥狀為高燒，出血不止，血壓過低，肝脾腫大，吐血並伴有腹痛。病人通常被誤診為急性腸胃病，然後推進手術室，折騰得到處是血，到處是病毒。
這時，傑米爾汗轉向沙菲克說：「術後第五天，星期五的上午，沙菲克太太打電話告訴我他發高燒，頭痛並已全身酸痛，讓我過去看一下。見到他後，我開玩笑說，怎麼了，是不是得了瘧疾或類似瘧疾的病？我陪了他兩三個小時，他的幾個親戚也來探望他，而他則遍身疼痛得直流眼淚。
「他不時向我訴苦，而我直嘲笑他。他說這不是發燒痛，而是死亡陣痛，我快死了。他很喜歡吃一種美味甜肉，說臨死前最後的願望就是吃上一口，並讓他兄弟去集市買一點。
「說到這，兩人忍不住笑了。
「沙菲克找了一個奎達醫學院的醫藥教授來診斷，而我則回到醫院工作。第二天，這個教授對我說沙菲克整夜發燒並全身疼痛，可能得了傷寒。他給他服了阿莫西亞。但緊接著沙菲克又開始下痢，只好打點滴補充水份。
「我找到了給那位病人用內窺鏡檢查的醫生，向他講述了病人沒有潰瘍卻出血不止的情況，我說和我一起手術的朋友病了。讓人擔心。於是他和我一起看望了沙菲克，他複診以為是瘧疾。」
這時，我打斷了他。
「你已將沙菲克的發病與那位病人聯繫在一起了嗎？」
傑米爾汗搖搖頭：「沒有。我們根本設想到這一半點。」
我讓他接著往下講。但暗中奇怪。他們應該知道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因為已有兩名巴基斯坦醫生死於此病，而第二個醫生曾是傑米爾汗的好友。
傑米爾汗繼續說道：「就在沙菲克發病的第二天下午。我外出巡診，突然感到身體發痛，回到診所一量體溫，華氏1O2度（攝氏39度）。當時兩個病人已經預約了手術，於是我只好通知麻醉師只做一個，另一個晚上再說。」
做第一個手術時，我因發熱而渾身顫抖，一做完手術，我就回家睡覺，並讓我兄弟晚上叫醒我。但晚上我去診所還是晚了，吃了點止痛藥，感覺好些。我打電話叫來了一個同事，對他說自己對這個膽囊結腸造口手術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等他到達時，我正開始消毒，於是他在一旁作我的助手。但我實在無法忍受身體的巨痛。簡直站立下穩，只好離開手術台讓同事繼續手術。躺在休息室里，我痛得直落淚，真的落淚了。
我問道：「那時你就設想到你和沙菲克患同樣的病？」
「沒有。儘管我們知道事情不對勁，但並沒有多想。手術結束後，我發現自己已無力開車回家，於是打電話叫我兄弟接我回家。臨走前，我請同事給我看了一下。他問我哪兒痛，我說背肌痛。他給我按摩了一下，安慰我說很快就會好的，回家休息一下吧。」
「第二天，病情仍沒好轉。我讓同事抽血化驗，發現我的血小板數目很低，沙菲克也一樣。完了，我們一定是得了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了。」
「我們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我的一個好朋友，比我高一年級，就是在奎達給病人作手術感染了這種疾病而死的。那是1987年的事，現在已是1994年，但我仍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當時我在卡拉奇工作，我的這位朋友死前三天才和奎達的一位女醫生訂婚。我也在做這次手術前三個月才訂婚，我對沙菲克說相同的厄運輪到我頭上了。」
「我朋友的故事後來上了報紙。我早就知道了。他在訂婚前一天，跑來找我，說他發燒了，脈搏每分鐘一百二十下。我替他診了一次脈搏，確是如此。他說幾天前在奎達給一個病人開刀。而這個病人第二天就死了。他邀請我參加明天的訂婚儀式。我去了。儀式上，我的朋友儘管看起來光彩照人，但仍在發燒。儀式一結束，我們就把他送到了阿格汗大學醫院的急診室，醫生給他開了處方（後來還刊登在報紙和醫學新聞上。）不過是止痛片劑之類的藥物，並送他去做調光胸透。胸透一完，他就倒下了。沒人想到他已危在已夕。」
我邊聽邊搖頭。正確的臨床診斷離不開病史查詢。這樣的悲劇在芝加哥、中東、巴基斯坦，和非洲大陸及其他地方不斷上演。令人驚訝的是當地醫藥界居然對在伊斯蘭堡感染了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的外科醫生的遭遇一無所知。後來這一事例終於公佈於世了。
傑米爾汗接著說：「第二天，我清楚地記得那是4月1號愚人節，我呆在家裡準備參加4月4日的外科助學金考試。同事跑來告訴我說我的朋友死了。我還以為是愚人節這同事跟我開玩笑。兩天前他還好好的。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仍無法相信，直到來到他家，才知道他已經被下葬了，死於大出血，是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殺了他。
「病中，我那位朋友的悲劇在我腦海中揮之下去。我意識到我和沙菲克都將死去。我向我的教授說了我們染上了克里米亞剛果熱病。我們的血小板很低，且高燒不退。我告訴沙菲克明天轉往阿格汗醫院去，因為那裡有血小板輸血，而奎達沒有。另外，那裡可能有人對這種疾病有所了解。我回到家，跟父親說明情況，他是一個退休了的副校長，為了防止發生意外，我和沙菲克當晚仍住回醫院，準備第二天一早轉往卡拉奇。我打電話給阿格汗醫脖的一位好友沙希德·琅維斯醫生（Dr，ShPervez）請他為我們安排往院，以便我們到後能立即得到治療。而不把時間耽誤在急診室里。他答應一定辦到。」
「那天晚上很難熬。我和沙菲克擔驚受怕難以入眠。我昏睡後突然驚醒，感到呼吸艱難。我讓看護我的兄弟給我量血壓。高壓90，低壓60。他立即衝出去找我的教授。凌晨四點鐘，我的教授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