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八十年代未離了婚。蘇珊在我之前也已經離婚。1990年3月，我離開了特殊病原體部，從此我們比以前更經常相聚，並發現了很多共同之處，尤其在戶外活動與音樂方面。懷俄明州的溫德河群山留下了我們和三十孩子滑雪的身影。在科研上，我們已不局限於病毒性出血熱的研究，我邁進人類免疫力不全病毒（HIV）的領域，後來在旨尼亞西部和其他地方從事該病毒和瘧疾的項目研究；蘇珊則在細菌疾病部工作，那是我20年前在「疾病控制中心」從事研究的地方。那裡的氣氛已經變了，有諷刺意味的是，自從我離開特殊病原體部以後，我們見面的次數反倒比我們在一起工作時更多了。
日子就這樣過了兩年。1992年3月，我們打算去科羅拉多的維爾山滑雪。幾年前我和孩子們曾到那裡去過，美妙的經歷使我們決定再去重遊。正是這次旅行使我產生了結婚的想法。我向蘇珊求婚，提議就在維爾山巔舉行婚禮。
那得要一座空中教堂，她說。
我打了好些電話詢問是否有人在那裡舉行婚禮。發現這樣的婚禮雖不一般，但每年確有幾對情侶在山上舉行婚禮。為這些婚禮作證的就是法官巴克·艾倫（Buck Allen），多麼令人難忘的姓名。他就住在山麓。毫無疑問，也是個滑雪能手。我們從亞特蘭大出發，車子開到了創記錄的速度。三個孩子，基特、彼得、安妮和兩個朋友輪流開車，一路不停，終於在24小時後到達維爾山。我的73歲的老母乘機趕來。為了能夠到達山頂出席婚禮，她先坐纜車，然後在滑雪棒的幫助與基特和彼得的鼓勵下爬上了200英尺高的小山鷹巢山。
這是一個灰色聖帕特里克日。巴克·艾倫滑雪上來。我們站在他面前，身後是雄奇的戈爾山脈。儀式很簡短，但很感人。結束後我們下山簽署文件並齊聚滑雪小屋用香擯酒來慶祝。簽署了結婚證書後，我們立即投入雪屑飛濺的雪地。在當天山上所有滑雪者中，我們是唯一外套上別著鮮花的人。
婚姻並不是我們生活的唯一重大變化。因為很快我們便共同在一個從未想過的地方工作了。現在還是讓蘇珊來講這段故事吧。
1991年9月，喬接到一個意外的電話。電話是巴基斯坦卡立奇市阿格汗大學醫學院（Aga khan Uy Meticalschool）院長吉姆·巴特利特博士（Dr.Jim Barilett）打來的，還沒說幾句活，線就斷了。過了一會兒，他又打過來。「別擔心，」他說，「這很正常。我們這兒的電話總斷線。」
吉姆接著說，喬在「疾病控制中心」研究拉沙熱病的同事戴維·弗雷澤向吉姆推薦喬去卡拉奇工作。兩人還沒來得及詳談，電話又斷了。我聽了他門電話中的談話，馬上就說，「卡拉奇？算了吧。」
我了解亞洲，知道卡拉奇一向以人口眾多，環境骯髒、污染嚴重著稱。很少吸引人的魅力。何況，巴基斯坦是一個嚴格信奉穆斯林的國家，婦女境遇卑下，我在沙待阿拉伯的經歷已使我對該文化沒有好感。喬也和我一樣對那座城市不感興趣。我們把卡拉奇當作一個玩笑說過就忘了。
但移居海外的確讓我們著迷，我們盼著再到第一線去工作，尤其憧憬能夠夫婦攜手戰鬥。如果條件合適，我們甚至想建立自己的科研項目。
後來戴維·弗雷澤從巴黎打來電話。他剛辭去斯猩斯摩學院（Swarthmore College）院長之職，受聘為阿格汗（Agokhan）的顧問。阿格汗是穆斯林伊斯邁里支派的領袖，這支教派有數百萬信徒遍布世界。戴維負責該組織在穆斯林世界的健康、住宅及福利工作。在解釋了該組織的宗旨之後，他讓喬重新考慮工作的事。這次電話沒有斷線。
阿格汗醫學院非常年輕，始建於1983年。阿格汗建立該校的目的是為了用西方的教學方法與標準培養年輕的巴基斯坦醫生。因此這所學校提供的培訓水平大大高於這一地區其他任何學校。弗雷澤與吉姆希望喬擔任該校社會衛生科學系主任，給學生講授流行病學知識。伊斯邁里在亞洲和東非一些國家建有廣泛的醫院、診所、學校和農村發展規劃體系。社會衛生科學系向學生提供去上述地區工作的機會。雖然這些國家的伊斯邁里信徒眾多，但一般人民群眾，社區內任何人也都能得到這些醫療和教育、福利等服務。顯然，阿格汗的計畫不僅組織有序，而已澤及大眾。
至此，我們對卡拉奇產生了強烈的興趣，至少想去看一看。我們的所見正如事先所聞，這是一座灼熱難堪，塵上飛揚，暴力頻繁而又一切亂糟糟的城市，同時又活力無限，街道上堵塞著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各種各樣的運輸工具，有驢子、駱駝、自行車、手推車、突突冒煙的三輪拼裝車、色彩花哨的貨車、摩托車及豪華進口車等等。街巷狹小，於是動物和車輛常常困在街頭達幾小時而難行寸步。貧窮無處不在，雖表面不易覺察。街上常能看到蒙著面紗抱著租來的嬰孩的女乞丐。無家可歸，在這裡並不像在西方國家那樣是個問題。家是最後的安全歸宿。如果誰需要有一片棲身之地，總會找到親戚來收容。作為巴基斯但的商業中心，卡拉奇是個相當巨富的城市，可是富者極富，貧者赤貧，雙雙共存。
儘管我們對卡拉奇並無好感，但阿格汗醫學院卻是另一回事，對我們是個良好機遇。我們可以把公共醫療保健的觀念傳授給這裡的師生，他們將會使這個國家的面貌有所改變，帶來良好的影響。和眾多新興大城市一樣，卡拉奇的公共衛生問題成堆，政府既無力進行組織也無能進行人員培訓。在這樣一個對公共衛生一無所知的國家裡，一所私人醫學院要發展公共衛生事業，實在令人鼓舞。
這裡潛力無窮。阿格汗醫學院的年輕人求知慾強。渴望有所作為。社會衛生科學系著力發展傳染病研究也使我們很感興趣。如果說卡拉奇在某方面很富有，那無疑就是傳染病。如果喬同意留下工作，他們也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即掌管微生物醫學實驗室，同時負責一個分子診斷室，來協助傳染病實地考查工作。
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我們決定接受這份工作。1993年6月1日，喬飛往卡拉奇。兩月之後，我同他會合了。就我個人而言，「疾病控制中心」日趨濃烈的政治氣氛已使我厭倦，辭職離去並沒有遺憾。
阿格汗醫學院看起來橡一座大教堂，由紅色大理石蓋成，與卡拉奇街景形成顯明對照。我們在安靜的住宅區找到一處可愛的居所，使我們能夠在其中躲避城區無處不在的囂亂，要做的事情很多，時間不容虛擲。雖然霍亂與傷寒正威脅著巴基斯坦人的健康，但我們很快發現了另一種更危險的疾病正肆意悄無產息地庸卷全國。為了弄清脈絡，我們深入旁遮普邦內地的哈菲扎巴德市（Hafizabad）往裡調查。
一個眼裡閃著熱情光輝，披著滿頭金髮、身材瘦高的男子，史蒂夫·路比——就像歐文（Washingt）筆下的伊迎博·克蘭（lchabod e）校長被無頭的騎手追逐那樣——被他的助手攙著走在旁遮普邦一個農村小鎮狹窄的路上。身後跟著一群雜色人等，其中有三四個剛從阿格汗大學畢業的學生，還有孩子、山羊、雞和身穿傳統式長袍的游閑青年，這給當地平淡的生活帶來樂趣。
我們繼續追蹤病毒，這次是肝炎病毒，由路比負責。他是喬新招的助手，來領導社會衛生科學系的傳染病項目研究。巴基斯但沒有人懂疫情調查。所以這項工作對史蒂夫很有吸引力，作為「疾病控制中心」傳染病情報所與預防醫學所的研究人員，他興緻勃勃地迎接這個艱巨的挑戰。他是和精力充沛能幹的妻子珍妮（一位教師）與四個年幼的孩子及一隻高齡的貓一起於1993年9月到達卡拉奇的。現在，兩個月已經過去了，他率領著一支充滿工作熱情的隊伍深入旁遮普邦追蹤病毒，連觀光都顧不上。
史蒂夫不僅是領導，還是嚮導。為了不迷路，他手繪了一張大型地圖，並標有記號，是張絕無僅有的地圖。外出調查時，他專走有牛糞砌牆（每一塊糞磚上都有砌磚人的手印）的衚衕，這些牛糞後來都成了燒飯的好燃料。哈菲扎巴德擁有人口12萬，位於農業區中心，從莫卧兒（Mogul）王國古城拉合爾（Lahore）驅車前去得三小時。哈菲扎巴德有人得了黃疽，這是肝炎的病徵，但我們到那並非只為這一種病毒。肝炎按字母排列，有好幾種。黃疽是肝炎的一種癥候，即患者的眼睛和皮膚變黃，噁心並虛弱。多數患者同時染有A型與E型肝炎病毒。在巴基斯坦這樣衛生狀況落後的國家，發現A型與E型肝炎是不足為奇的。以哈菲扎巴德為例，整座城市唯一的排水系統是露天水溝。垃圾從各家彙集到水溝里，然後緩慢地流進溪流，一堆堆腐爛的垃圾滿溝都是。
但衛生設施的嚴重匾乏，不足以解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肝炎患者。弄清緣由的唯一方法就是調查，收集血樣和化驗，但困難重重。巴基斯坦自1981年以來就沒有做過任何人口普查。
我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