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烏地阿拉伯、麥加聖地及附近的吉達發生了數起「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例。這引起了沙特政府的警覺。在這個國家裡無人了解這種疾病及治療方法。鮑勃·方丹（BobFontaine），是主持「疾病控制中心」沙特地區流行病學培訓項目的流行病專家，他建議沙特政府邀請我去當顧問。
這事正好發生在每年一度麥加朝聖臨近之際，世界各地穆斯林朝聖者紛紛前往麥加。除了朝聖的傳統習俗之外，朝聖者還要奉獻牲畜，供當地的窮人分食。每年來麥加的朝聖者有兩百萬，因此需要屠宰大量牲畜。鮑勃已先追蹤查出病毒來源於屠宰場。所有的發病人都接觸過新鮮的羊肉。大多數患者是屠宰場的工人。沙特當地的阿拉伯人看不起這種低賤的工作，只好留給周邊國家的外來勞力去承擔。這些粗曠、能幹的屠宰工有個壞習慣，當雙手忙著幹活時，他們就把帶血的屠刀含在嘴裡。
我們面臨一種可怕的前景：大規模的疾病爆發與朝聖有關。鮑勃與他的同事制定了控制的措施。
我被邀請到麥加演講「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我不清楚我會受到什麼待遇，其實我不必擔心，與會者對此十分關注，他們知道麥加和吉達都有這類病例，急於了解更多有關這種毀滅性病毒的情況。我先給他們講了發生在迪拜（Dubai）一所醫院裡的一例「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迪拜是波斯灣的一個盛產石油的酋長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酋長國之一），沙烏地阿拉伯的鄰國，一位大量出血、陷入休克的病人，被送進急診室，外科醫生們竭盡全力搶救他，在必要時還用了人工呼吸，但最終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幾天後，急診室的醫生們到了，同時還出現了休克和大量出血癥狀，他們最終被病魔奪去了生命。
我望著面前無數張面孔，接著講述了另一個類似的另一例，這個病例發生在巴基斯坦。
「1976年在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地區，一個牧人被迭進醫院。當時他吐血。外科醫生不知道他得了什麼病，給他進行了手術，但沒能救活他的生命」，幾天後那位外科醫生自己也死了。
這時我注意到大廳後排有一陣騷動，一個男人站起身，說：「我認識那位醫生，這事太可怕了，當時我們所有的入都感到作常震驚。」
接著是一片寂靜，我等了片刻想知道這位男子是否還有話要說，他沒再說什麼。
我繼續講，這種病毒最初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蘇聯人發現的。事情的經過是：一群蘇聯士兵被派往克里米亞半島上一個被戰爭破壞的農村裡，幫助收割，不久，許多士兵染上了奇怪的疾病，這種疾病的特徵是出血和休克，死亡率高得驚人。這種病毒跨越裏海傳播到保加利亞。實際上這種病毒的入侵在保加利亞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迫使保加利亞人生產疫苗與之抗衡。這種疫苗是從接受過活性病毒感染的老鼠腦子裡提取的，而病毒本身因加入福爾馬林（甲醛水溶液）而停止活動。我是在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的一個飯店房間里看到這種疫苗的。這個城市位於保加利亞邊界的南邊，接近希臘。我同許多國際知名的病毒專家在一起，把一位資深的保加利亞病毒學家團團圍住，他手裡舉著一個玻璃瓶，「這就是疫苗！」他自豪地宣布，彷彿見到這玻璃瓶就可以讓我們相信疫苗的功效。
他聲稱所有派駐前線的士兵全部都接種這種疫苗，沒有一人再染上這種疾病，但他沒有向我們透露有關疫苗的進一步詳情。另外，保加利亞是個共產主義政權的國家，所以我們雖然重視他們所說的疫苗情況，但總的說來對此還有所懷疑。
後來這種疾病再度被發現。這次是繞了半個地球來到了中國的遙遠地區，喜馬拉雅山北邊的新疆。由於地理上的原因，「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被中國人稱為「新疆熱病」。塔克拉瑪干沙漠和戈壁灘都在新疆境內，該地區氣候惡劣，沿絲綢之路的古貿易城鎮的遺迹就隱藏在這片荒蕪的廢墟里。湯姆·莫納思（Tom Monath），研究黃熱病的專家，也來自「疾病控制中心」，他講述的在中國經歷的那件事與我在塞薩洛尼基的經歷摹本相同。當他問起「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這一疾病時，一位官員給他看了一小瓶裝有同樣用福爾馬林抑制活動的疫苗，並詳細解釋它的功效，只是從未說明它的作用如何，疫苗是用什麼製成的。儘管我們滿腹狐疑，但我們都一定還記得「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是一種急性病。也許能用一種簡單的疫苗來預防，也許中國及保加利亞專家已經在繼續研究探索。實際上，中國和前蘇聯一直對出血熱疾病的研究很感興趣，據我們所知，蘇聯軍隊確定了一個巨大的實驗規劃來調查這些疾病。
1956年，這種病毒最終從一個垂死的男孩身上分離出來。這個男孩當時在非洲的剛果，因此就採用剛果作為病毒名字的一部分。這種病毒是巴尼亞病毒中的一種，由扁虱攜帶、傳播，這些病毒可以通過許多牲畜傳播，尤其是綿羊和山羊。「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主要是由硬扁虱傳播，硬扁虱在於燥、炎熱的地區繁殖很快，人感染病毒是通過以下途徑，即：硬扁虱的叮咬、接觸感染了病毒的動物的鮮血、或接觸病毒感染了的病人的鮮血和肌肉。
我先給沙特的與會者講了「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的歷史，接著又給他們講述我們早期在非洲進行的有關「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的調查。1986年，在南非，喬和我調查在卡拉哈里北部半沙漠地區突發的一連串起因不明的出血熱病。據我們了解，其中許多病例與遙遠的牧羊場有關，1989年，我們倆又到塞內加爾調查「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我們參加這次調查，起因是一位名叫馬克·威爾遜（Mark Wilson）的研究者在弗羅的偏遠的薩赫勒地區研究當地的動物和昆蟲。在調查的過程中，他發現動物，主要是羊染上「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病毒的比率高得驚人。人染上這種病毒的比率是否也同樣如此？這情況還很難弄清楚。薩赫勒是一個沙漠地帶，寸草不生。這片荒野上沒有醫院、醫生、診所、商店和交通工具，只有沙漠、荊棘、時隱時現的水坑。游牧人的牲畜聚集在水坑周圍，發出輕輕的叫聲。此地汪沙撲面，衣服、眼睛、鼻予、嘴裡，都吹進了沙子。
此地居民多是游牧部落，他們沿著撒哈拉沙漠的南邊，趕著牲畜千里迢迢尋找水源和牧場。這群可愛的人多數是穆斯林。他們過著艱苦、自律的生活，男人放牧時，其他大部分勞動由女人承擔。她們汲水，舂米。舂米時把六尺長的木杆揮舞過頭頂。極有節奏的善米聲音與她們那高條、嫵媚的身影頗有韻味。
當地的男人可以娶妻納妾，但他們到底有多少只羊，穆斯林教有規定他們無權知道，不然就會給他們惡運。羊群已屬於真主阿拉的，只有他才有權知道這一切。這就給馬克的工作帶來困難。為了研究，他要搜集資料。必須知道當地牧羊的數量。既然這樣做要觸犯當地的習俗，他只好想出另一個可行的辦法：數羊糞蛋。每天清晨，他就去羊群過夜的荊棘叢中，清點新鮮的羊糞蛋。雖然這不是統計羊群數字的最好辦法，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是儘力而為了。
我們到了薩赫勒，就同牧民住在一起。他們熱情、慷慨，為我們搭起了兩座茅草屋，這房子與蔓藤涼亭聯在一起。可我們寧可在屋外宿營，因為茅草房離雞棚只有三尺遠，一大清早公雞喔喔叫，我們無法躲避。當地牧民對此已習以為常。我想唯一解決這個問題辦法就是把雞殺掉，燉鍋雞湯。
我們很想知道這一地區發病時的情況，如發病時如何進行治療？但找出答案確實很困難。我們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詳細詢問當地牧民，他們很友好，也很合作，但我們未能發現有關「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例及死亡的任何跡象。
我們在動物身上發現大量「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病毒，但沒發現人染上這種疾病。我對沙特的聽眾說：「也許在這一地區，病毒有所不同，它只傳染動物，對人沒有危害。」或者是牧民對該疾病已經有了抵抗力，或是染上這一疾病的人士部死亡了，我們從未得到真實的情況。關於病毒的情況這些部落的牧民守口如瓶。我們無法找到任何線索。「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發現已經半個世紀，但至今它仍然是個謎。
驅車前往麥加前，我先去了利雅得，然後又到了吉達。在吉達，我碰到了麻煩。我單獨前往吉達，直到我登記要住進我事先訂好的一家四星級法國飯店時，我才知道有問題，前台服務員驚恐地看著我。
「對不起，女士，」他問，「你的男伴呢？」我問：「什麼男伴？我為什麼需要男伴？」
服務員一臉窘迫，這時我才想到在這個國家，女人不應該一個人出遊，一定要有男伴，更何況，是要單身住進旅館。我只好請他們把經理叫出來。
經理一出來，就認出了我。他曾是獅子山首都弗里敦市的瑪咪約科（Mammyyoko）飯店的經理。這家飯店也是索菲亞特爾的全球連鎖旅館之一。他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