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30日晚，我覺察到隔壁特殊病原體分部一個小辦公區喬的辦公室內發生了不尋常的事。弗雷德和喬在一起。聽聲音就知道弗雷德很激動。我好奇，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就探頭向屋裡張望。他們看見了就讓我進去。
「羅塞爾將軍剛從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給弗雷德打來電話」。喬說。「彼得說他在雷斯頓一個實驗室的一些病猴身上發現了看來很像埃波拉或瑪爾伯格的病毒，就在華盛頓附近。」
我很了解彼得·賈林。他花了很長時間在迪特里克堡的第四級病毒實驗室研究拉沙熱病毒和埃波拉病毒。但是，華盛頓反而有埃波拉病毒？它又出現了？
「他一定是看花了眼」，我說。我開始思考。這也並非不可能，以我們對瑪爾伯格病毒一無所知來說。假如它以前出現過一次，就有可能再次出現。弗雷德是個了不起的人，他用一種肯定的語氣，轉述著拉塞爾將軍在電話里對他說的活，顯然，他們是在培養死猴身上的細胞組織時發現了大量的絲狀病毒。
「猴子是從哪裡來的？」我問道。我等待他說出烏干達這個地方，從那裡進口的猴帶有瑪爾伯格病毒。
「菲律賓」，弗雷德答道。
「菲律賓？」
「可是」，我說，「帶有這種病毒的猴子都是來自非洲，菲律賓不應出現猿出血熱。」
弗雷德和喬都表示同意，他們也一直為此表示疑惑。不過，我們都知道彼得的能力，我們應重視他的活。假如他說他在菲律賓的猴子身上發現了絲狀病毒，可能他確實看到了。另外，他還告訴弗雷德他證實猴子務身上帶有猿出血熱病毒。這樣看來，那死猴是受到了兩種病毒的合併感染引出的血熱病毒和絲狀病毒，都應只存在於非洲和印度。
那些猴子當時正在華盛頓的郊區。
第二天弗雷德和喬到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去會見軍隊和地方的有關人員。當他們回到「疾病控制中心」後，他們坐下來研究「疾病控制中心」的對策。喬決定由史蒂芬·奧斯特洛夫陪同回雷斯頓，去進行調查，並準備應付可能出現的人受病毒感染的情況。當喬決定了他下一步怎麼辦時，他轉向我說：「蘇，我們不知道這些猴子是在哪裡被感染的。我們需要一個計畫以便追索它們的來路並找出它們與非洲接觸的任何線索。」
事情趨向複雜比了，我想。我們開始給熟悉的人打電話，也許他們了解一些世界各地猴子的運輸情況。這些人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的吉姆·米根，（Jim Meegan），在馬尼拉開展由「疾病控制中心」舉辦的實地流行病學訓練規劃的馬克·懷特（MarkWhite），還有德國和蘇聯的科研人員。也許他們能證實死猴是從他們國家出口的傳言。馬克對我們尤為重要，因為受感染的猴來自菲律賓。喬說服他儘可能調查在馬尼拉的猴子實驗室，看看能否了解到一些有關猴子和飼養員的情況。有幸的是馬克的流行病學專家組裡有幾個獸醫，這正是他們喜歡乾的工作，不幸的是當時菲律賓正處於困難時期，叛亂者在許多農村地區打仗，使得馬克旅途艱難。
我也和荷蘭航空公司派駐紐約的貨運部經理廣泛交談。他給了我很大幫助。原來猴子是1989年10月從馬尼拉運來的。隨著線索的展開，我們發現在馬尼拉有四個猴子貿易商，這隻病猴來自四個貿易商之一。它們被裝在荷蘭航空公司正常飛行的飛機貨倉里運進來，還在阿姆斯特丹機場開辦的一家動物旅館過了一夜。另一種我們無法肯定的說法是一些被運到美國的猴子在飛行途中周圍環境過熱，這些都是指同一批動物嗎？事實證明，它們是從另一條航線被運進來的，溫度過熱不會給帶有絲狀病毒的猴子不良影響。在正常情況下，約有百分之五進口的猴子會在飛行途中死亡或到達後不久死亡，這是旅途中勞累造成的。可我們現在說的是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死亡率。另一件麻煩事是我們發現運往雷斯頓的動物還在紐約的肯尼迪機場另一個動物旅館呆過一夜。現在紐約和華盛頓郊區都被牽扯進來了。
在門廳里，我偶然遇到一位在軍事方面很有經驗的同事。他已聽說了我遇到的情況。
「我得提醒你，蘇」，他說。
是什麼呢，我想，於是我說：「你想說什麼？」
「記住我的話，這次流行將改變你們分部的整個特點。等事情結束後，一切都變樣了。」
我不能想像怎麼會這樣，為什麼這次流行會與我以往調查的如此不同，我來不及多想，就投入了工作。我給在馬里蘭迪特里克堡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彼得打通了電話。
「蘇，這裡發瘋了」，他說，「我們被病猴搞得不知所措，我從沒有見過這種情形」。
他盡量把那裡的情況都告訴了我，向我提供了一些有關猴子來源的線索。他說獸醫們自己在對付猴子，他很高興他不再為他們負什麼責任。我們同意保持聯繫。
關於與非洲的關係，我肯定病毒與非洲有關係，可怎麼去尋找呢，喬和我討論了幾種方案，不久我們就決定下來我該做什麼。
「你最好搞一份去阿姆斯特丹的邀請」，喬說，「需要有人去那裡，看看在運輸中猴子是否出過什麼事。」
這項任務意味著要打長長的、難辦的橫越大西洋的電話，這與特殊的政治問題有關。我們立即提出有關許可權的問題。荷蘭政府對帶有埃波拉病毒的猴子經過他們飛機場的可能大為震驚，我設法與日內瓦國際衛生組織的吉姆·米根聯繫上。吉姆是軍隊的一名病毒學專家，當時以世界衛生組織的出血熱專家身份工作，而他還是個學院病毒學專家，主修樹木病毒的實驗室診斷。樹木病毒主要是由蚊子傳播的，大多數樹木病毒最多達到2～3級，他沒有和這種猴子身上病原體帶有的致命病毒打過交道。不過，他說他要去阿姆斯特丹調查，並帶一名獸醫同去。他給我的印象是他認為這是他自己獨佔的地盤，即使他沒有關於埃波拉感染方面的經驗。從我們成為幫助國際衛生組織工作的參考實驗室的那天起，事情就發生了變化。我們仍使用原來的名稱，但政治是首要的。
問題更多了，當我打電話給阿姆斯特丹的衛生官員時他們告訴我，他們贊同我們需要了解病毒是哪來的，但他們威脅我說「疾病控制中心」可能不受荷蘭歡迎。我們把這消息告訴了弗雷德，他讓我們與著名的荷蘭病毒學家，同時也是鹿特丹熱帶醫學研究所的布因斯馬教授（Professor l3ruinsma）聯繫。他恰好也是弗雷德的同事。我一跟他聯繫上，立刻就知道我有了一個盟友，他是個快樂的、堅定的有學識的人。
「別在意那些官員說些什麼」他告訴我，「到阿姆斯特丹來，我去接你，我們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他們不過是普通的地方政客。」
他接著說在海牙的衛生官員已召集會議討論這次疫情。會議就定在第二天，這是我去的好機會。要不是有布因斯馬教授的鼓勵，我還在為處境擔憂呢。我覺得我需要一份官方邀請。我告訴喬和弗雷德荷蘭衛生部特意告訴我不要去，可他們對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毫不動搖。
「無論如何要去，」弗雷德說。
這是我們通常在不尋常的情況下才會做的事。我以為，對這事件只能這樣處理，不論我們是處理愛達荷的肝炎疫情，還是內布拉斯加州的食物中毒事件，在「疾病控制中心」以外的地方調查，總是要接到地方部門的邀請。當國外發生疫情時，更是如此。另外，這也是約定俗成的。而且，弗雷德是我的上司，他剛給我直接下了命令。從技術方面考慮，我是有邀請的，雖然僅是布因斯馬教授的私人邀請。我記起荷蘭航空公司駐紐約的代表向我保證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爾機場（SchiphoIAir［）0rt）的航班會全力合作。看來，我別無選擇，只有去碰碰運氣。
我當晚乘機飛往阿姆斯特丹。我旁邊的座位是空的，飛機已經起飛。太棒了，我想，我有更寬敝的地方舒服一下。說不定我能睡一會兒，然後精力充沛地面對明天非常困難的早晨。
可安全帶剛系好，一個肥胖的中年男人從過道走過來坐在我身邊。
「我跟你一起去」，他說，「我是檢疫部的查克·麥坎斯（Chuck Mce）。」
檢疫部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另外一座樓里辦公，我們走路都碰不上，這是怎麼了？
事實上，查克是個令人愉快的夥伴，他同樣對工作十分勝任，而且相當有經驗。我會從他的支持和建議中受益。他決定陪我去阿姆斯待丹，這表明檢疫部多麼重視這事。查克所在的分部在「疾病控制中心」是很獨特的，因為它享有官方行政權，而進口猴子是他們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即使如此，我仍強調荷蘭的官員多麼難對付。他對不顧一切地命令我前往大吃一驚。他以為我接到了邀請。事實上他也沒有接到邀請，除了空跑一趟以外，到了阿姆斯特丹我們會沒什麼事可做。
正如布因斯馬教授答應的那樣，他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