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喬出現在拉各斯機場時，由於連續飛了24小時，雙眼連看東西都模糊了。拉各斯機場髒亂嘈雜，世無其二。我們旅行了這麼多年，跑過許多地方，還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飛機場會有這樣的無政府狀態。正在我們無可奈何的時候，我們發覺自己被兩部分人攔住了：一部分是我們「疾病控制中心」，在拉各斯的同事的代表，另一部分是兩個奈及利亞人。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准，但他們肯定清楚我們的身分，都堅持要我們跟他們走。
他們已給我們買好機票了，他們說我們必須馬上跟他們一起飛往埃努古（Enugu）不可。
為什麼非得去埃努古？這一點我們不清楚，但是我們了解我們之所以最後能搞到奈及利亞政府正式邀請的原因是，有一名與上層有聯繫的醫生幫了我們的忙，而這位醫生的所在處所就是埃努古的阿南市拉州醫學院（The Medica1School ofAnambra State），沒有他幫助，我們可能永遠進不了這個國家。阿茲基韋死亡以後，我們足足花了六個星期的時間想法赴奈及利亞一行，找出阿茲基韋受感染的場所，一直沒有下文。所以對這位替我們打通關節的人，我們顯然是感激不盡的。現在弄不清楚的是，我們遇上的這兩位，同我們那位友好醫生有沒有聯繫。
「再說一句，」兩位中的一個說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兒？」
啊，一下子全明白了。這兩位奈及利亞人志在必得的是雷巴抗病毒素。我們不理他們，徑直向已經停止轉動的行李輸送帶走去。輸送帶壞了，正發愁不知怎樣才能取得行李，他們卻攔住了我們的去路。他們非要我們答應不可。「你們一定跟我們走。」他們堅決說。
還沒有等我的回答，他們又重複問道，「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兒？說，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兒？」
他們非要雷巴抗病毒素不可。聽著，要是不願意馬上同他們一起去埃努古，那麼，為什麼不現在就把雷巴抗病毒素給了他們？雷巴抗病毒素在哪兒？
我想我們早該預料到會發生這種歡迎我們去奈及利亞的古怪方式。前兩天，這種古怪的要求已經出現了好多次。我們陷入了電話包圍中：有在美國頗有身分的奈及利亞人打來的，也有奈及利亞朋友的朋友打來的，還有重要人物的奈及利亞朋友打來的，總之各式各樣的人都有，要搞清楚簡直不容易。只有一點是肯定的：奈及利亞有人對拉沙熱怕得要死。
我們思忖，為什麼都在這個時候一起來要呢？
這段時間裡，我們同沃爾·托莫里聯繫不斷。他肯定了我們最壞的估計：他接到了一例又一例的拉沙熱病例報告。傳說死亡率不小。這樣我們才知道，奈及利亞爆發了拉沙熱，可能還不止一處，就是不知道具體在哪裡。雖說我們隨身帶著雷巴抗病毒素，哪能隨便就給了這兩位歡迎我們的奈及利亞人呢？情況究竟如何，我們不清楚。這兩位到底是誰，我們更不清楚。另一方面，為拉沙熱處方這一種藥物尚未經FDA（美國食物與藥品管理局）批准。我們所有的權力不過是應用於臨床實驗。我們決定由我們「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陪同從這兩個人身邊溜走，應諾說我們明天一定帶著雷巴抗病毒素去埃努古。
我們人雖然離開了機場，「雷巴抗病毒素，雷巴抗病毒素，請給我們雷巴抗病毒素」的央求聲仍在耳邊迴響。
在我們正式著手調查疾病爆發的情況之前，先得坐下來同奈及利亞政府的代表討論一下情況。同政府方面打交通是件難纏和折磨人的事。想談成一件事，恐怕全世界都難不過這兒。我們從同衛生部打交道開始，繞圈子。基本上是兩種情況：我們想找的人不在；好不容易在了，非得先聽他的，說我們該這樣做那樣做，沒完沒了。好不容易等他講完了，他會加一句說，對不起，他剛想起，我們該找的人根本不是他，我們得到另外一個部門去找另外一個人，但是別忘了，先得與那人約好。約好真管用嗎？約了也不算數，約好的人不一定按時露面。
有時候，我們也會碰上幾個保證同我們合作的官員，口氣之堅決，態度之張揚，反而使我懷疑他是否可靠。
當然，什麼也沒兌現。我們等啊等，等不到一個結果。他們的借口和託辭多得是，似乎頗有道理。過不了多久，我們終於明白了，這麼說，那麼說，都一樣。他們真正要說的是：要錢。
有一位政府官員答應為我們提供一輛車子，並由他們支付現場費用。我們不相信他，後來我再一想，說不定也真有可能。最後我們決定離開拉各斯去內地，自己去看一個究竟。但是，我們首先感興趣的是找一找同阿茲基韋接觸過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家屬，看看有沒有感染上拉沙熱病的。我們可以從名叫納西迪的醫生、拉各斯首席病毒學專家的實驗室里找到這方面的答案。沃爾也在接到我的電話後去找了阿茲基韋的家屬打聽了一些情況，還採集了若干血樣。他把血樣帶回拉各斯交給了他的好友納西迪的手裡。納西邊原來是個蘇聯留學生，回國時，不但取得了學位，還帶回了一個俄羅斯妻子。他是一個講求實際的穆斯林，對宗教和生活的態度奉行的是實用主義方針。有強烈的幽默感。他現在所缺乏的是做沃爾所提供的血樣試驗所需的試劑。一時間動不了手。他得等我們到了他那裡以後再說。
我們顧不得時差勞頓，打開行李，取出試劑，立刻開始試驗。大家滿懷期望，站在周圍等待結論。動手做試驗的首先是納西邊。我們站在他旁邊做記錄，按照阿茲基韋家屬成員和朋友的名單的前後順序逐個記下結果。最後，納西迪一聲不吭，站了起來，也讓喬看上一眼，誰也沒有比喬見識拉沙熱的試驗多。此時，納西迪開始蹦跳起來，興奮，高興。
「就是它！」他大喊道。「凡是同沃爾談到有得過類似拉沙熱一類疾病病史的人全都是陽性。」
納西迪高興的是科學論據上的一致，當然不是有這麼多的受苦受難的同胞。
「這個結果證明，凡是你抽取了血樣的都是，」喬說道，連看了我一眼，「因為名單上的人幾乎都是陽性。」
第二天，我們又上路了，把納西迪也帶上，一起去伊巴丹（lbadan），離這裡兩小時的路程。我們希望能找到沃爾，想當面聽聽疾病爆發的情況。卡車後備箱里還裝著一個液氮容器，好採集我們需要的樣本，當然也準備了采血時需要的手套和器材。所有的東西都在這兒了。可是，按照納西迪的說法，政府答應提供的物資該有一大串。這些話到底算不算數，難說。
至少我們算有了一輛車子，還掛著外交牌照。車子是約翰·納爾遜（John Nelson）借給我們的，他是兒童生存規劃項目的主任。實際上，我們來到這個國家之後，在當地的一切活動全靠他了。沒有他和美國大使館的幫助，我們休想取得任何進展。又一次，美國國務院工作的高效率，得到了證實。當地警察的陋規是每隔一段路面就設置路障，任意阻斷交通，從而索取錢財。他們全副武裝，誰也不敢與之抗爭。我們汽車的外交牌照相當起作用，每到一處，揮手放行，他們絲毫不敢滋生事端。
我們一到伊巴丹，立刻去找沃爾。他氣色不錯，神采飛揚。他說他過的日子可要比在奈及利亞好得多。
「這個國家算是完了，」他說道。「多美麗的一個國家，一個富庶的國家，可是那些管事的人非把它全毀了不可。」
奈及利亞部落紛爭。部落主義山頭林立。腐敗成了生活方式。石油資源不知哪裡去了，據說都進了瑞士和開曼群島（Cavman island）上銀行的秘密帳戶。許多奈及利亞人在全世界名聲很不好，販毒和兜售假藝術品，事態確實不佳。
回想沃爾當年同我們一起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日子裡，他身穿宇航服，盡情放聲歌唱，歌聲充滿活力，而我們有些人恰恰有時需要能做好工作的安靜環境，因此他在我們的印象里成了一個忘不掉的有名人物。雖說實驗室的工藝流程不允許吵鬧，既然同處在一個空氣通道中，不管願意與否，誰都聽慣了沃爾的奈及利亞歌聲。
沃爾沒有馬上向我們透底，不說清我們真正的目的地，而是先向我們介紹他第一次去訪問埃克波馬的情況。那就在伊山附近，也就是阿茲基韋的老家。
「我一聽到喬給我說了死在芝加哥的工程師的情況。我就想去埃克波馬跑一趟，就地查一查，」他說道。「到那裡一看，一片敗落的景象慘不忍睹。兩位老人家死了不說，好多親屬也相繼去世。情況糟糕得令人可怕。所以我就儘可能的多找幾位家庭成員，採集血樣。看來他們都在喪葬前後受到感染，也許就在葬禮的當天。這一陣爆發現在似乎已經過去。有一部分親屬害怕得逃往南邊海岸哈科特港（Port Harrt）去了。我一想，我也得跟過去看看，可能他們也會出什麼問題。不過我們還得先去埃努古。」
埃努古。就是飛機場兩個奈及利亞人想把我們帶去的地方。為什麼要去埃努古？我們想要知道。「依我看，」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