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蟄伏戰壕的士兵不只身受輪番炮火、毒氣和機關槍射擊的恐怖，還有一種奇怪的疾病威脅著他們的生命。主要癥狀是腎衰竭和出血，二戰期間，這種疾病再次出現，在挪威和芬蘭兩地服役的德國士兵逃脫厄運的絕無僅有。一直沒人能說清那是什麼病。只有一點，它似乎在戰爭期間滋生。有人說是細螺旋體疾病，得名於血液中出現長而細的螺旋體菌，由老鼠傳播。另一種說法懷疑它系某類病毒所致的腎綜合症出血熱，相同的是這類病毒群也由老鼠傳播。現在我們已知道的情況是這類病毒多見於歐洲，尤其多見於兩次大戰時多次戰役發生的地區。那裡戰壕中充滿了老鼠。
1915年時，在法國的英軍部隊中，首次爆發這類疾病，統稱之為「腎水腫」。在此前後，東部俄羅斯的港口城市海參威一帶平民中也出現過類似的疾病。此病的下一個攻擊點是侵入滿洲地區的日本軍隊，那是本世紀30年代。當時把它叫作「松花熱」。40年代盛見於中國，統稱流行性出血熱，不可抗拒地繼續往甫蔓延。30年代以來在斯堪的納維亞，也有一種類似的疾病同樣著名，稱之為腎耗損性流行病。同亞洲的疾病有明顯的密切關係，但要輕緩得多。
這種疾病終於在醫學文獻中嶄露頭角。當時約有3000名聯合國軍士兵得病，美國籍軍人也不少，死亡400人。這種疾病每出現一次就換3個名稱。這次也不例外，改名叫「高麗出血熱」。其相同特點，據信還是傳染性質，只是罪魁何在，查無實據而已。
追索腎綜合症出血熱病因的工作可以斷言，至少始自30年代。多半是盲目追擊，其實化驗，實驗，試驗也是瞎撞，談不明白，秘不告人。一種說法是把某種「滲透性媒介」（說大白話，就是病毒）注入「自願」作試驗的人體中去。說這是蘇聯進行的實驗。日本方面有同樣實驗的記錄，他們作過這類的實驗，把日本佔領下的中國人作為罪犯抓來向這些人身上注射病毒。50年代有一個名叫邁爾曼（Myrhman）的斯堪的納維亞人，做了一次更冒險的試驗。他把15毫升受感染的尿一口喝下去，想看看人體的反應如何，結果沒有什麼反應。他又把從感染病人身上抽出賴的5毫升血液給自己注射了。他之所以沒有因此而得病，是他幸運：他的病人的尿和血清中已經不存在病毒把了。
1978年，卡爾·約翰遜和朝鮮同行賀玉李（Ho Wang Le）（音譯）回到朝鮮實地調查。他們估計傳染禍首該是嚙齒動物老鼠，所以從得過高麗出血熱而已康復的病人身上抽取血清，同島上田鼠體內的腎組織切片配合試驗，以觀反應。看來他的假設是正確的。他們分離出一種病毒，並以當地的江河命名為「漢堂」（音譯Hantaan）。此類病毒見之於一種名為「阿波德漠斯·阿格拉利烏斯」（Apedemusk agrarius）（音澤）的條紋田鼠。其不同體征為沿脊椎兩側長有金色毛皮條紋。卡爾此舉開創了先例，一時間大家都爭相試驗分離病毒，美國馬里蘭州弗雷德里克有一所屬於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軍事實驗室，該室的喬治·弗倫奇（Gec French）仿用卡爾和李的方法也成功地分離出稀濃度、低含量的該類病毒。但是他沒用田鼠作試驗，而是研製出了另一種價格便宜、做來容易、較為實際的組織培養基。
我對「漢堂」病毒的興趣始於1981年。可是取得的量始終不足以認定它的性質和特點。明確他說，「漢堂」病毒得自老鼠和組織培養基，科研人員只能到此為止。然而要認定這類病毒的類型，形狀，大小、結構和其各類近屬，必需能提取到高濃度的病毒才成。合乎邏輯的後續努力重點，當然是取得足夠應用和認定該類病毒的數量的病毒。有了足夠數量的病毒，我們才有進行常規診斷試驗的可能，才能擺脫當時大家使用的十分繁重的方法。那時候，想要認定一例人體感染，非得抽取患者血清，同取自感染病毒的田鼠腎組織切片一起試驗才行。
這個問題後來是自行解決的。保爾·普賴斯和卡爾·約翰遜兩人在「疾病控制中心」「克隆」出一條組織培養基細胞線，取名為「維洛E6」（Vero E6）。這裡說的克隆，就是將一個單細胞不斷分裂，產生出含有完全相同的、作為共同祖先遺傳物質的同樣的單細胞。此舉果真妙極，像拉沙熱和埃波拉病毒等出血熱病患的病毒的提取問題，都可迎刃而解。腎綜合症出血熱自然不妨一試。我們的目標不外乎取得足夠病毒粒子，以供電子顯微鏡下觀察所需。使用電子顯微鏡時，只需把病毒粒子安放在專用格柵上，然後，電子射線就能顯示病毒原形。只要我們摸清了病毒的體形大小和構造，我們也就能分析出這個病毒的屬類來。問題是一定要高濃度，即每立方毫升，也就是20滴液體左右，至少應含100萬病毒。這可是一大群病毒啊！為了弄清楚病毒的分子特性，高濃度的病毒是決不可少的。如果組織培養基使用的方法高明，也有助於我們方便易行地取得新的病毒。如果一切進行順利的話，最終我們一定能找到我們想找到的更好的診斷試驗方法。
我找卡爾想聽聽他對我做的實驗的看法。此時卡爾正準備辭去「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調去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供職。
「喬，」他答道，「我不想浪費自己的時間。」「我們想讓『漢堂』在普通『維洛』細胞里繁殖，可是它不。所以很難相信它能在『E6』細胞里生長。」
儘管他悲觀，我想我們仍應繼續試試。同我們前一陣子一起在獅子山搞拉沙熱項目的唐娜·薩索負責安排可供我們試驗用的培養基，我們要眼見為實、非看看病毒究竟能不能像我們預期的那樣繁殖起來不可。我們準備使用的病毒就是卡爾和賀王李從嚙齒類運動材料中分離出來的。一開始，進展極其緩慢，我幾乎有點沉不住氣了。接下去又過了一兩天，卡爾來實驗室串門。
「關於實驗的問題，我說得不對，」他自我檢討說。「當然，你應當試試。不能因為『維洛』沒搞成而把試試『E6』的門也關死。兩者可能不一樣。」
他這兒句話給我鼓了大勁。同誰比，卡爾都是個精明而十分實事求事的人，在知識面前從來不弄虛作假，對事業，始終精益求精、鍥而不捨。責人自責，真是最好的良師益友。
我們花盡心血，病毒堅決不同我們合作。堅持不承認我們的細胞線的存在。後來實驗只得中止，因為出了細菌沾染。這一下我們被迫另起爐灶，打開冷凍箱，再找嚙齒類組織材料。這次使用的組織塊含病毒量特小。說實在的，我有點兒泄氣。唐娜每次在培養基里加入一份新的病毒，每次像變戲法似的，一眨眼就沒有了，更別說指望病毒老老實實繁殖了，連留它呆上一會兒它都不幹。按正常程序，我們隔兩三天換一次細胞營養液。唐娜卻認為讓液體留在那裡，留多久也不至於有什麼損失，看看會出現什麼情況。也許數量一大，病毒會出現也未可知。再就是病毒的存量也應比一開始時增多，希望能加快事情的發展。但是往組織培養基里添加病毒是非常細緻的工作，多了少了都不合適，要恰到好處才是。少了不會產生什麼。多了，病毒自身干擾，反而破壞繁殖。
這就像果農知道摘蘋果的量該怎樣掌握好，才能每次運往市場時，保證都是帶粉含露剛下樹的鮮貨。一個科研人員也應該知道病毒成熟該採集的恰當時機。時機是一切。整個操作過程全仗擺弄自如的熟練能力。好在唐娜是個大能人。不但如此，她比誰都沉得住氣，堅持心之強，沒得說的。
大多數織培養基只能支撐上五六天，否則後繼乏力。「維洛E6」有反彈力，恢複性強。我們決定冒一次風險，等上兩星期，不去理它。正常的做法，隔不上幾天，得搬動一次，更換新細胞，照行話的說法是轉種或移位。我們自作主張不是沒有理由的。說起來很簡單，我們認為對這種病毒有個掌握火侯問題，不到時間是抓不住它的。又何必吃力不討好地多次換液，反而把它沖刷掉呢？實驗的時間無妨長些，甚至幾周也可，關鍵是把繁殖病毒必須具備的環境條件盡量保持好。唐娜一心撲在上面，想得周全。現在卻仍是誰也說不好。什麼都長不出來，是完全可能的事。
每次我們檢查那些感染了的細胞，總能發現細胞上多了一些黃晶晶的物質，粘得牢牢的。我們等待的就是這個，這說明確確實實有了更多的病毒粒子了。我們當然精神倍增，勁道十足。我們用新細胞轉種，不斷移位，深恐再發生沾染上什麼之類的意外。
病毒在發展，我們心中的期望同樣在發展。離我們設想的該把這些細胞請到電子顯微鏡檯面上讓病毒亮相的時刻不遠了吧。要是幸運的話，從此得識病毒的真相，我們就成了歷史上首先發現它的人物了。
一直挨到快半年了，終於這一天來到了。我們覺得全過程該告結束了，於是決定從培養基的容器里取出感染物體，放到一種叫做脫水鼓胺的固寇劑中，讓病毒死去，確保進行下一步試驗的安全。固定劑的第二個作用是穩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