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艾滋病的來歷的重要意義在於可以掌握這種流行性疫病蔓延的規律。沒用多久，情況開始明朗。中非和東非是感染的集中地區。感染的大多數是城市居民。後來又發現了一種不明其底細的類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艾滋病病毒具有相似之處。儘管猿猴身上從未出現過類似艾滋病的癥狀，不少人還是迫不及待地抓住這一點，認為艾滋病是由猴子傳染給人的。於是乎，人類感染源的問題有了定論。然而，按流行病學的看法，這一假設根據不足。猴子以叢林為聚居地。艾滋病卻盛行於城市。我們盡可以乘興追索作為肇事元兇的那隻猴子，就怕這種方法導入歧路，離題太遠。所以，還得尋找真正的解答。
研究繼續進行。所有參與有關研究的人員都開始看清楚：病毒傳播的效率並不很高。傳播途徑必須是性接觸或者是血液接觸方面的問題，比如輸入感染了病毒的血液。吸毒者共用針頭，或者濫用不潔針頭之類。從中，我們又可以得出什麼結論來呢？「西達」項目上馬以來，一直有一個問題盤旋在我心頭。現在還得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只不過，應該稍加更動，以便調整我的思路，開闊視野，不妨把追問艾滋病病毒究竟存在了多久這個問題改變力：在本世紀80年代初以前艾滋病病毒不為人們察覺、無聲無息地隱蔽蟄伏了多久，60年代中，各色各樣的病例，凡屬於感染一類的，我見過許多。卻從來沒有見過像艾滋病這類的。回想中只有肺結核病例的癥狀同非洲農村艾滋病患者相象。自那時以來扎伊爾，跟非洲其他地區一樣，有了深刻快速的變化。變化之最，就是大規模的城市化。
於是非洲這塊土地上的千百萬人民，由農村湧向城市，尋找活計。至於非洲農村地區的情況，至少在我工作過的地區，拿兩性關係為例，不能同金沙薩這類城市中的青年女子同日而語。城市中肆無忌憚的濫交、雜交這類開放現象，尤其在偏遠農村地區是絕對不能容許的。鄉村社會的約束力極為強大。稍有出格的，其後果必然十分嚴重。而且非洲農村通行一夫多妻，女性及棄即婚，迅即喪失自由。社會制度限制了性關係混亂的存在。相應的，艾滋病的蔓延減少到最低程度，根據這種情況，艾滋病本身傳播率不高、潛伏期又相對較長，雖然有所流傳，流傳程度和範圍就很有限，幾年中也不過出現少數幾例發病情況。何況，發病的初起階段，既然不是常見病，自不會興師動眾，而已，而且容易誤診或忽視，這些地區本來就缺醫少葯，更談不到合適和必要的醫療診斷設施。對扎伊爾這類窮鄉僻壤地區，我太了解了，根本無醫藥可談。因此，可以認為，艾滋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悄然在非洲農村流傳的。
我提議能不能搞上一次也許可以稱作縱向研究的試驗，看看以上這個假設是否站得住腳。先規定一段研究的時期，比較非洲農村逐個階段的感染率。正在這時候，我想起1976年就埃波拉病毒大爆發問題開展調查時，我們曾經在揚布庫周圍一帶採集過600份血樣，交「疾病控制中心」妥為冷凍貯藏保管，我知道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了。
我找到「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病毒實驗室的負責人員，要求他們用1976年採集的血樣做一批艾滋病病毒抗體檢驗。那時做這樣的檢驗，要比現在困難得多。市面上買不到這方面的設備，試劑都得由實驗室自行加工生產。再說，敲定最後結論的檢驗稱作「放射免疫沉澱法」，做起來極不容易，花費的時間同它的名稱同樣冗長，比簡單得多的「西方墨點法」繁瑣。後來乾脆換成了後一種方法，也就是從血液中查找抵制某種具體病毒蛋白質的抗體。我等待查完全部600份血液樣本的結果，等了好幾個星期。
放射兔疫沉澱法檢驗的是患者的血清功能。看血清能不能沉澱病毒中某些種類的蛋白質。病毒都用放射性示蹤標記標明。附有放射性示蹤器。放射性信號的強弱同接受試驗的血清中的抗體量成正比。這種試驗的優點是靈敏度高、結果具體明確。
我們等待結果。真可謂不勝企盼之至。我打賭說可以找到3t7M病病毒，不過數目估計相當低。究竟低到計么程度，我希望還不至於只有六百分之一吧。至少我會攤上一次找到艾滋病病毒的機會吧。為了能夠作出合乎情理的估計，證實1876年時偏遠的扎伊爾北部普遍出現過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我需要掌握充分的事實根據。
終於，艾滋病實驗室找我的電話來了，說試驗已全部完成。
酵素鏈免疫吸收檢定的一系列檢驗，目的為了尋找病毒抗體。此次又等到放射免疫沉澱法各個檢驗的證實，在600份血樣中找出5份艾滋病病毒抗體。也就是說1976年期間，居住在揚布庫地區的居民，有0.8％的人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據巴黎克勞德·伯納德醫院的弗朗索斯·布倫一韋齊內特1986年的一項研究內容證實，1976年，來自蘇丹的血樣中出現了0.8的抗體比例，也就是說每1000個人中有9個是受了感染的。這個結論同我們在扎伊爾摸IAgh情況非常相似。當然，我們並不就此罷手，我們要在「疾病控制中心」試試能否從這5份血樣中分離出AIDS病病毒來。大多數病毒脫離了人體就難存活。艾滋病病毒也不例夕。只要抽出體外，少則幾分鐘，多不過數小時，它們往往就在血樣中死去。為了保證它們的生存，採集血樣的過程和隨後的保存措施，必須極其小心。揚布庫首次進行研究時，我們沒有用心在意。在處置艾滋病病毒方面，最可取的方法是從病人全血中採取並保存好血細胞。可惜揚布庫的一批血樣沒有保存血細胞，而只是血清。
這些血樣遠涉重洋送到亞特蘭大，一路上倍加小心。用的是乾冰運輸法。乾冰的溫度保持在攝氏零下幾度。但是，我們沒法迴避歷經漫長10年這個事實。在保持病毒存活這一點上說，10年太長了。尤其一切相應條件遠不理想，滴定率相對說來很低。我們也知道，出現抗體的5個接受采血者在采血的當時，還是活得很正常的，而且還是那次埃波拉病毒爆發中的倖存者。這5個人誰也沒有出現任何像艾滋病這類疾病的癥狀，——至少那時候沒有。
承擔從5份血樣中提取病毒這一項極不容易做好的任務的是一位年輕婦女。就是艾滋病病毒室的簡·格徹爾。她身材高而瘦，年約三十五六歲，確是科班出身。由醫務技術員干起，在北卡羅來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她的學位論文就是在我們的實驗室里完成的，取得博士學位後，她又參加了「疾病控制中心」的新疾病實驗室工作。這次，我向她提供了另一新的機會。她一如既往，又以她歷來接受各個項目時同樣的熱忱和精力投入工作。
簡的工作得到實驗室一名矮壯墩實的技師的協助。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唐納德（Donald）。兩人搞了自己的組織培養系統，並開始在這個系統里養育那極少一點點寶貝似的血清。為了查清5份血樣中有沒有找到病毒的可能，他需要做的第一步是從新鮮血液中培養出淋巴細胞，也就是從淋巴組織中把細胞分離出來。所謂淋巴組織是指淋巴結節、脾、扁桃體等等，都是人體免疫系統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只要病毒一露頭，淋巴細胞必定挺胸而出、作出毫不含糊的反應。試驗要求的條件是，淋巴細胞的量一定要足。所以簡和唐納德先得促生和繁殖這些淋巴細胞，把它同有病毒存在嫌疑的血樣混在一起。說來容易，真要做起來，既費時又費心。安排組織一套接一套。而且要懂行，有經驗，都得靠高度敬業精神。就算這些都具備了，還得碰運氣。日復一日，簡和唐納德兩人給培養基補充養分。該換的換、該添的添。全靠在這一部分流體中能看到淋已細胞繁殖增長。再就是定時試驗了。要查看有沒有逆轉酶出現。這種酵素性質的酶等於是艾滋病病毒的拜客名片。一見到它，就知道那話兒來了。正是通過這種酶，核糖核酸才能複製成去氧核糖核酸。這是再正常不過的艾滋病病毒的遺傳物質，核糖核酸複製去氧核糖核酸不屬於體細胞的行為。這才是為什麼在正常情況下，體組織或體液中找不到酶的道理。要是有酶出現的話，隨後必有病毒（如艾滋病病毒）混在這部分混合體中。理論上雖是如此，誰也不能肯定一定會有什麼結果。需要放長線是肯定的，有沒有大魚能釣上來，仍是個未知數。再說，剩下的血液量少得可憐，看上去只能再做一回了。我們曾經從1983年采自瑪瑪那模醫院病人的血樣中成功分離出多種病毒，那是頭一年的事。這次在扎伊爾，我們認為分離出病毒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但是從來沒有人能分離出象這樣長時間的古老病毒來。
如此這般，幾經挫折。一次又一次，血樣在新鮮的細胞培養基中不見動靜。終於有一份血樣出現了反錄活動增多的苗頭。簡和唐納德暫且按耐住激動的心情，再一次把血樣放入新鮮的人體淋巴細胞培養系統中進一步察看。果然，繁殖成功！無論在哪一部分新鮮細胞中，逆轉錄酶猛增。這就是說，我們抓住了艾滋病病毒的老祖宗了。而且是活捉！
由簡和唐納德提取出來的這份病毒成了艾滋病病毒的原型菌株，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