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扎伊爾的艾滋病新項目要物色一個負責人。這項任務既然落在我的頭上，我想起一個時不時打過交道的人物來。此人姓曼，名叫喬納森。儘管那時候，雙方相識不相知，我對他乾的那一行還是清楚的，可以說對他的專業和人品都很器重。其實喬納森生得五短身材，一頭黝黑捲髮，小鬍子修得整整齊齊。還架了一副細框眼鏡，秀氣得叫人難以想像是個精力如此充沛、攻關十分投入的人。好幾次「疾病控制中心」會議上我聽過他的發言，每次的印象都是簡明扼要，不但邏輯性強、而且深思熟慮。當時他是新墨西哥州的州級流行病學者，在聖菲（SantaFe）居住。因為我聽說過他對自己的工作感到吃不飽，很有動一動的意思。這就使我覺得我要交託的項目，非他莫屬了。
1984年7月底，我打電話給喬納森，問他對非洲之行是否感興趣。
「我可是從來沒有去過非洲，」他說道。他有好多顧慮。比如說，他有三個孩子，對他們的教育問題怎麼解決？我向他保證說，扎伊爾有一所很好的美國學校，確是如此。此點不足慮，不應該妨礙他作出決定。我一直緊抓著他不放，磨到後來他終於答應至少考慮一下我的建議。
隔了一周，他的迴音來了，說決心已下，他去。
3月，喬納森與我一同踏上了奔赴扎伊爾的第一次征程。艾滋病項目就此上馬。這裡說明一下，在扎伊爾，艾滋病另有名稱。當地流行的法語縮略語字母拼音是「SIDA」（西達）。所以這裡說「西達」項目。
到達扎伊爾，同幾位主管流行性疾病的扎伊爾衛生部門官員見了面。這些人，大多數是支持「西達」項目的。但是，也有明顯的例外。盧休馬醫生即為其一。在扎伊爾，他稱得上是資深醫生了。他的態度很明確，雖然扎伊爾政府人才短缺、物力唯艱，哪怕最小規模的這類工程項目，沒有外援是決無上馬的可能的，他對我們計畫進行的工作仍然毫無興趣。此人體格壯實。40開外年紀，一望而知是個免疫學家。就是不清楚他的來歷背景。不管怎麼說，說他是個開業醫師、是個科學家，我看，還不如說他是個政客的好。從他的氣勢和別人對他的唯唯諾諾態度看，他像是個在政府部門裡路子很廣的人物。姑且撇開民族自尊話題不談，盧休馬醫生肚子里其實有他自己一副小算盤。他是那些首先聲稱治艾滋病有「方」的眾多非洲人之一。然而，他從沒有拿出什麼有力的根據來，他的走紅，全靠新聞界炒得熱鬧。像扎伊爾這樣的國家裡，這就足夠了。他的自吹轟動一時。為了酬答他對扎伊爾醫學衛生事業作出的像他自己說的那些貢獻，據說蒙博托總統還批撥了大筆款項和分配金沙薩高級住宅區一座住宅給他。就我們所知（而且相當準確），他的所謂靈丹妙藥只不過是一種說不明道不白的流汁，合成成分誰也不摸底。
此後數年，肯亞也有過類似的情況。肯亞醫學研究所的所長戴維·科契（Dnvid Cooch），大講特講他發明了一種對付艾滋病的有效治療方法。他總算不全是空口說白話，好像是掌握著一些數據，只是從未說出來而已。估計他進行過細胞培殖，從中提煉出某類物質，用於治療。顯然這類物質含有少量干擾素是人類自身具有的，在某種情況下足以阻止病毒繁殖擴散的物質。有人拿這類物質做過試驗。結果不能證實它有什麼療效。有些原應該懂得的科學家竟然也對他這種治艾滋病有方的自我吹噓隨聲附和。因此，名聲越來越大，連世界衛生組織也收到了立項試驗研究的要求，不過卻迄今仍無下文。
以上是迫切要求醫治和預防艾滋病的有效良方的大致情況。而那些所謂的「回天良方」正是許多使這麼些耗日費時，想方設法遏止席捲而來的艾滋病勢頭的非洲人的苦藥。科契大言不慚之日，正是非洲老百姓和醫務工作者開始感受這股勢頭的全面壓力之時。他們就是要讓西方人看看他們不願意沒完沒了充當需要照顧、需要仰仗他人扶持和發明的孩提角色，他們能夠培養出可以對醫藥科學作出重大貢獻的人物來的。然而，結果卻是一個接一個的江湖騙子。艾滋病的出現招來了許多冒充良醫的騙於。這些騙子在發達國家中可能比發展中國家還多。他們大多是富有的投機取巧分子，利用患者急於求生的心理，進行盤剝。他們搞的這場騙取名利的買賣，對於艾滋病的防治和患者毫無益處。
我和喬納森遭遇到的諸如此類的對立，並不能阻礙我們在扎伊爾開展長期艾滋病研究項目的工作取得進展。在這方面，多虧一位名叫穆那姆比（Muyemhe）的醫生的支持。穆那姆比是1976年和我們一起工作過的一個朋友。後來1995年基奎特（Kikwit）地方埃波拉病毒猖撅時，他深獲眾望，公認是扎伊爾當局的首席發言人。他歷經人類苦難，總能保持樂觀開朗的性情。他鬥爭的矛頭所向遠不止傳染性疾病本身。迫於環境，他得施展混身解數，對付種種派系鬧事、政府糾葛、暴力事件和解決日益腐化的基礎組織問題。他作為一名傳染性疾病專家出任金沙薩唯一的一所醫學院的校長。實際上，扎伊爾有些重要的醫藥方面的職務，穆那姆比並沒有擔任過。他擔任校長期間，正是「西達」項目初創階段，他的財政十分桔據，連辦公用紙也買不起，更不用說滿足學生的需要了。無論困難多大，他從不畏縮。1976年埃波拉病毒泛濫，他堅守崗位；7年後艾滋病蔓延扎伊爾全境，他仍堅定崗位。後來基奎特又爆發埃波拉病毒，他還是堅持在那裡。他所作的奉獻是一座座豐碑。他艱苦卓絕，堅忍不拔，堪與超人毗美。穆那姆比熱心竭盡所能為他的人民作出奉獻。他曾花數月時間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實驗室里學習出血熱血清診斷技術。他希望返回金沙薩後能在自己的實驗室里進行試驗。可悲的是，從來沒有足夠的經費使他的實驗室保持運作。說來傷心，連穩定供電都保證不了。沒有了電，試劑等於廢品一堆。也許可以這麼說，如果有錢的話，1995年6月埃波拉病毒襲來時，扎伊爾基奎特地區300人喪生的局面完全可以避免。
我和喬納森需要馬上著手解決好幾個問題。至關重要的一項是為「西達」項目主要基地擇扯。可是眾說紛壇，各有看法，都想擠進艾滋病研究項目中來。大家知道這意味著有撥款，培訓和晉陞的可能。這些機會製造了強列競爭環境，毫不足怪。因為這些籌碼是實實在在的。許多國家——比利時、法國、英國、加拿大，還有美國等國家的科學家都正動員起來投身於該疾病的研究。人人誓拔頭籌的精神狀態，主宰了一切，管它是為了獻身的事業、還是為了個人的名利得失，都一樣，喝采捧場也好，一筆筆到位的款子也好，反正，五花八門，好不熱鬧。而我們從中確確實實增長了驚人的見識，像病毒是如何構成的，人又是怎樣能具備變色龍一般的本領，千變萬化，避免察覺，頂住打擊，從而達到玩弄人類免疫系統以及免疫學者們的目的等等，等等。而這種競爭雖說發動了全世界眾多的研究人員一致對付艾滋病、尋求治療方劑，卻也破壞了同行之間的友誼，滋生了對立積怨、互相攻仟、爭論不休的弊端。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e Pasteur）和美國的全國衛生研究所苦苦爭吵，就是為了要爭個明白，究竟是哪一家發現艾滋病病毒的。艾滋病成為公共注意力焦點後科學家之間四分五裂，臭名昭彰，莫此為甚。
喬納森全家在金沙薩定居下來以後，喬納森本人覺得他在逐項落實「西達」項目方面所體會到的興奮激情遠遠超過對當地生活艱苦而感到的不稱心。
我先是幫助他安頓下來，工作上馬，而後每年來兩三次同他繼續合作。項目形成一定規模後，同「疾病控制中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和利奧波德親王熱帶醫學研究所合作，由從安特衛普過來的鮑勃·科爾邦德斯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的斯基普·弗朗西斯參與，進行一項合作項目。由於有喬納森的先驅研究，我們對當地的城市環境在傳布艾滋病方面的作用，就清楚得多了。他還就孕婦對胎兒傳染疾病作了最早的研究。此外，他在同來自亞特蘭大州的艾倫·格林伯格共同研究的過程中，在兒童身上發現了瘧疾同艾滋病之間的關連。這種關連並非直接。瘧疾並不導致艾滋病，但是瘧疾會使兒童出現貧血癥狀，並因貧血而需要輸血，因輸血而極有可能讓病兒接受艾滋病毒污染了的血液。因為當地屬於缺乏測驗獻血血源中是否存在艾滋病病毒手段的地區。喬納森的研究還包括：非洲地區的艾滋病和西方出現的艾滋病，在癥狀方面有重大的不同，感染後艾滋病的潛伏期，在非洲要短得多。我們相信其原因首先應該是非洲人容易罹致該項疾病。因為他們感染的機會多得多。尤其是寄生蟲感染。可以說他們的軀體對艾滋病病毒是敞開的，成了病毒的肥沃土壤。最後一點，喬納森的研究，表明他也是較早發現肺結核同艾滋病病毒有關的一批人中間的一個。
喬納森的這些研究成果固然重要，同樣重要的是，他在扎伊爾深入基層的體驗，使他有機會懂得艾滋病的嚴重影響。正是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