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蘇在波登當（Porfon Down）與埃波拉病毒鬥爭時，我開始對人體免疫缺損病毒／艾滋病毒（HIV／AIDS）發生興趣。1983年初，安特衛普的一位同事——簡·德斯邁特（Jaer）告訴我，他曾看到一群來自扎伊爾的病人患了一種類似愛滋病的疾病。1983年3月，他和其他在比利時的同事曾治療過30多個患這類疾病的人。這是一個給人深刻印象的數字。雖然比利時在20多年前已經放棄了對扎伊爾的控制，但兩國之間仍保持著密切的關氛，任何扎伊爾人如果真的得了重病，只要負擔得起治療費，總要想方設法到比利時去醫治。我曾在扎伊爾呆過，知道只有遠遠低於該國人口百分之一的人能負擔這種醫療所需的旅費。因此很清楚，在扎伊爾一定還有很多患艾滋病的人。
感覺到可能有一場瘟疫正在醞釀中，我曾和「疾病控制中心」的艾滋病研究小組領導人吉姆·柯淪（Jim Curran）對這種情況進行過討論。他也認為在扎伊爾一定還有非常多尚未發現的艾滋病患者。他同意應當對簡所作的報告繼續採取行動，並向我保證「疾病控制中心」將給予支持。於是，1983年7月，我給美國駐金沙薩大使館發了一個電報，該電報轉給了住美國商務處的科學參贊塞斯·溫已克（Seth Winnick），我請他與衛生部首席顧問卡利薩·魯蒂（Kolisa Rufi）聯繫。利用大使館作中間人，我可以使魯蒂了解在比利時發生的最新情況。然後，我請他考慮能否由政府批准讓我們到扎伊爾去進行一次調查，9月份，我們獲得了他的同意。
1983年艾滋病病毒尚未分離出來，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特殊的試驗來證明一名患者真正得了艾滋病。我們僅有的是艱巨的，高度技術性的T4／T8比例試驗，它測量感染免疫系統中T細胞的損失——能揭示艾滋病感染的一種癥狀。事實上，那時我們甚至不能確定艾滋病是一種病毒性感染，而沒有病毒也就無所謂抗體試驗。對於T4／T8試驗，我必須找一位技師，不僅能做這種複雜的試驗，而且也能將所需的材料運到非洲，並在那裡跟在「疾病控制中心」試驗室一樣，進行試驗。我挑選了希拉·米契爾，她已和我一同在試驗室工作了兩年。雖然這可能是她第一次非洲之行，我感到她是最能勝任這項艱巨任務的人。我很高興他說我作了正確選擇。她不僅為我做了極為出色的工作，後來又繼續發展了一項獨特的職業，為發展中國家建立檢驗人體免疫缺損病毒的實驗室機構。
在我們準備出發去扎伊爾的前十天，我接到以前在細菌疾病部特殊病原體分部的領導約翰·貝內特（Joh）的電話。他現在是傳染病中心的副主任。約翰告訴我，除了我的小組以外，還有另外一個由美國衛生研究所（NIH）的湯姆·奎因（Tom Ouinn）率領的艾滋病考察組已進入扎伊爾。他的助手是一位年輕的昆蟲學家兼流行病學家名叫費雷德·費因素德（Fred FeinsOd）。費雷德正在埃及從事裂谷（Rift Vallev）熱病毒的研究。另有一位助手是來自安特衛普的利奧波德親王熱帶醫學（Prince leopold Institute of Tropical medie）研究所的彼得·派奧特（Peter Piot）。雖然我從未見過湯姆，但我和彼得很熟，1976年曾一同在扎伊爾考察埃波拉病毒。他是流行病學家。他聰明地拒絕乘坐由兩名喝醉酒的飛行員駕駛的倒霉的直升機。我曾和那兩名駕駛員的棺材及他們悲痛的家屬同機飛回金沙薩。這些事是無法忘懷的。
約翰為我們所有的人一起工作做出了很好的範例。我把我的計畫告訴湯姆時，他也同意把「疾病控制中心」和「全國衛生研究所」雙方的力量合併起來，互為補充。也許我們「疾病控制中心」的最大有利條件是得到扎伊爾衛生部的正式邀請而湯姆則沒有。另一方面，湯姆掌握了一批用於T4／T8試驗的試劑，這點比「疾病控制中心」優越，同時彼得已和扎伊爾的醫院建立了個人接觸，而別人都沒有。我們決定去扎伊爾前，所有人員在安特衛普「利奧波德親王熱帶醫學研究所」集合。我期望和彼得及湯姆認真討論工作方針，但是未能實現。
還有幾個人參加這項活動。除彼得和湯姆外，美國全國變態反應與傳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狄克·克勞斯（DickKrause），利奧波德親王研究所主任盧克·凡·艾克曼（1u Eys），以及來自約翰·霍布金斯（Johns H0pkins）醫學院的一位流行病學家，他也是全美衛生研究所的成員。這些人不和我們一同去扎伊爾，但是組織似乎有些龐大。我可以理解克勞斯和艾克曼為何能在這裡，因為他們的組織向湯姆和彼得提供了基金。但其他人呢？我猜想這種集會的規模是另一種跡象，表明科學界開始對艾滋病高度發生興趣——這種興趣既是幸事又是禍害。說是幸事，是因為大量的有價值的科學試驗得以進行；說是禍害，則是因為它會引起某些爭權的矛盾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爭吵和嫉妒。那位來自約翰·霍布金斯醫學院的流行病學家的作用是不清楚的。當他發表了有關如何選擇對照控制組的完全無用的迂腐的演講後，他的作用顯得更小了。我想我又回到流行病情報所開辦的流行病學初級班來了。然而會議的其它方面證明是更有價值的。至少當我們分開時，大家都感到能夠在一起工作到今日仍是朋友，這一點足以證明當時的判斷是正確的。
第二天我們一同乘薩貝納（Sabena）航空公司的班機飛往金沙薩。我們組又吸收了兩位新成員：一位是來自安特衛普的試驗室技術員，另一位是亨利·台爾曼（Henri Thaelman），他是利奧波德親王研究所的臨床醫生。組裡唯一未和我們同行的是希拉·米切爾，她直接從美國飛抵金沙薩與我們會合。在她的行李中有力我們項目建立T4／T8比例試驗用的工具。比利時人曾安排我們住在福美特羅，那正是我們在埃波拉病毒爆發時期曾經住過的機構。7年中該地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但彼得和我個人有些不安；它令人想起過去的死者。顯然，中非及其與病毒的關係總有點特殊之處，這次將面臨什麼，且拭目以待。
為解除旅途中的疲勞，我們很早入睡。第二天早上我們計畫去會見美國大使館的科學參贊塞思·溫尼克（Seih Winnick）。他出奇地年輕，約30歲出頭，留著修剪得很好的小鬍子，還有一頭蓬亂的棕紅色頭髮。他的主要職務完全和科學無關——他實際的工作是在扎伊爾收集有關商業活動的情況——「科學參贊」只是他一長串頭銜中的一個。塞思承認他來沒有認為要做任何與科學有關的工作，現在他意識到這種情況將要有變化了。他為我們安排下午會見卡利薩·魯蒂，為第二天他自己會見衛生部長鋪路。作為一個初學者，他做得很好。
我和卡利薩曾在日內瓦和內羅畢的世界衛生組織會議上見過面。他穿著大多數扎伊爾官員在工作日所穿的陸地旅行套服接見了我們。西方的習俗在此間上層社會的時尚中占統治地位，但也存在一些有趣的與之背離的情況。如總統下令：正式服裝中取消領帶和短袖上衣。這是在一個熱帶國家裡的一項有重大意義的動議。還有基督教的教名，也通過總統命令，在幾年前禁止使用，以鼓勵使用傳統的非洲人名字。
卡利薩顯然不知道我們訪問的含義。他表現了高度合作的態度，並向我們保證，不管明早會議上部長可能會對我們說什麼，政府將允許我們進行第一階段的艾滋病研究，在扎伊爾，你不可能猜測政府將作如何反應，那裡總是有社會政治危機在醞釀之中。最近一次是經濟的。我們到達時，正好扎伊爾國家貨幣制單位——扎伊爾市發生戲劇性貶值。在我們到達的前一天，扎市對美元的比例從原先的5：1暴跌到30：1。貶值帶來的第一個問題是由於扎市最大的面值是一元扎伊爾市，所以，人們如要去商店，就不得不帶著裝滿現款的提包和箱子。在金沙薩的第二天晚上，我們必須把公文包塞滿半元面值和一元面值的扎伊爾鈔票，以便在一家希臘餐館吃飯。我們感到就像黑手黨黨徒在進行分贓，但結果是不管我們有多少錢，只能點那麼有限的幾道菜。由於通貨膨脹並缺少外匯，菜單上很多菜是不供應的。此外，某些商品買下到，因為用來運輸這些商品的燃料價格急劇上漲。我們感到極為不便，但是在這種情況下，真正受害的總是窮人。扎伊爾大多數人民是靠吃木薯為生，那是一種主要成份為澱粉的、很容易生長的薯類作物，看上去像帶樹皮的大甘薯，但非洲的木薯都含有有毒的生物鹼，要溶解這種毒素，必須把它在流動的水中浸泡兩天。在這過程中，由於吸收了大量水份，使木薯的重量大增，——因此，運輸費用要貴得多。由於貨幣貶值和燃料價格猛漲，木薯的運輸價格高得使人不敢購買。因此城市貧民陷入飢餓狀態。
在希臘餐館用餐時，我開始進一步詢問湯姆和彼得有關艾滋病在美國的危險因素情況。我們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