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隻猴子抓住我的手並撕破我外面的那隻手套。現在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了，這隻猴子四天前已在扎伊爾染上了埃波拉病毒。
我詛咒，但聲音被防毒面罩捂住了。我懷疑喬夫是否聽到了，但即使這樣他也立刻意識到所發生的一切。他能夠辨別出來。1976年在同樣情況下，他自己也偶然受了感染——僥倖死裡逃生活了下來，講述他的故事。
他那事故發生在1976年後期一個星期五的下午，喬夫正和我在同一個實驗室工作。當時他正用在扎伊爾分離出的原本埃波拉病毒給老鼠注射。要做這項工作，他必須用大姆指和手指夾著一個極小的老鼠，同時用一支很小的裝滿活的病毒液的針注射在老鼠身上。喬夫進行這種工作已多年，未發生任何問題。我知道沒有別的病毒學家像他這樣能以如此出色的靈巧手法來從事這種試驗。但瘟疫仍在扎伊爾蔓延，對他們都有壓力。注射針滑落，刺進了他的大姆指，針里裝滿高濃度的埃波拉病毒，它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物質之一。
他很快脫去手套並查看是否有滲透。發現沒有滲透，他又查看姆指並擠壓它，看看是否有任何血跡。也沒有。他在氯氣消毒劑中洗了手，沒有更多可以採取的措施了。他就和一位和他共同工作的矮而胖的威爾士病毒學家厄尼·鮑恩（ErnieBOwen）討論了可能發生感染的問題。（厄尼就是那個打開戴維·辛普森的匣子發現那六隻死蝙蝠的人）他們認為這是一件「可能但未實現的事」。喬夫帶上一付新手套做完了他的工作。
做完這天工作後，他即向行政方面彙報了這次事故。當時正是首次發現埃波拉病毒的時候，因此對這種疾病懷有無可掩飾的驚慌和恐慌。這裡還夾雜著通常圍繞著這些傳染病的，有時幾乎近於歇斯底里的騷動情緒，蒙蔽了那些缺少經驗時人們的判斷力。科學家們則保持冷靜，但這種騷動氯氣影響了在實驗室里組成的處理次要事件的委員會。委員們本人從不做任何有危險的工作，不真正接觸病毒，也談不上有任何關於病毒學方面的經驗。儘管如此，他們總是告訴那些研究埃波拉熱的科學家們，應該做些什麼。當知道這次事故的情況後，委員們召開了會議並經過什細考慮，得出結論，認為既然手套沒有破裂，皮膚也沒有任何損傷，那麼就不需採取任何措施。
因此喬夫回到索爾茲伯里（Salisburv）的家中度周未。星期一他回來工作，感覺良好。星期二傍晚，他帶小兒子去看索爾茲伯里大教堂附近的射箭比賽。那天晚上他不能入睡。他感到劇烈的頭疼並發燒。
星期三早上他拖著病體去上班。他向每個人承認他病了。他這樣一宣布便造成了混亂。那一天大部分時間他都坐著，同時每個人都在想該怎麼辦。後來下午他被送到倫敦北部的科佩特·伍德（Coppett wood）熱病醫院並放在隔離罩中。從那時起，喬夫就對自己的病失去了記憶。他告訴我，他的生命中缺掉了那兩個星期。
給他注射免疫淋巴疫苗，就像在金沙薩時給傳染上埃波拉病毒的馬英嘉（mayinga）一樣。還給他服用整個英國所能供應的干擾素一乙乙種天然抗病毒藥物，但還要看在人類出血熱的疾病中是否有效，雖然從理論上講它應有抗病毒的效果。幾天來他在死亡邊緣上徘徊，但終於活下來了。這或許是由於他得到細心護理，或者由於干擾素，或淋巴液或只是由於他自己內在的力量。後來當我們利用他的血小板作試驗對照物時，我們就開玩笑他說，它們的作用是多麼強有力。也許這就是他為什麼能活下來的原因。當然，他還得到了遠比非洲偏遠角落裡茅草屋中能得到的更好的醫療條件。
有時喝啤酒時，我們總要逗他，假模假樣地多方誘使他做「重新挑戰」試驗。我們說，這樣我們可以找出是否有任何人會在受到埃波拉病的第一次襲擊之後產生免疫性。有趣的是，他總是拒絕這種為科學作貢獻的機會。
當喬夫到波登·當重新工作時，委員會決定對此次事故進行調查。喬夫和厄尼被召出席。當喬夫把事件複述之後，被指派的安全事務官員對他說：「如果你知道危險，為什麼不將你的姆指切除呢？」
他說這活是認真的。
即使許多年以後，那個安全官員的態度始終沒有改變，他似乎認為你不可能總是非常小心謹慎的；在他看來，寧可把科學家們同實驗室里的一切全都放進高壓消毒鍋里消毒，也不去冒讓埃波拉病傳播的風險。
因此我現在正處在幾年前喬夫的境地。當我把被猴於抓住的手掙脫出來時，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喬夫當年的那番遭遇。是否我也要經受他經歷過的折磨？我扯下外面的手套並察看裡面的手套。裂口看來沒有透過第二層。為了徹底弄清這一點，我將裡面的一付手套灌滿水。它不漏水，我的皮膚上也沒有受損傷，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我是安全的呢？喬夫當時也注意到沒有滲漏。當然，猴子的爪上要遠比刺進喬夫姆指的針頭上所帶的病毒要少。
這一切發生在位於英格蘭南部波登當的第4級病毒實驗室里。這是英國唯一的這類設施。這所實驗室建在索爾茲伯里大平原中部一座小山上，是一座有幾幢寬大的水泥和磚結構建築的，重要的國家綜合研究所的一小部分。它構成一幅居高臨下的景象。第4級病毒實驗室原本屬於英國陸軍，在二戰期間進行化學和生物武器的絕密試驗。其研究工作的重點主要集中在空氣生物學——即用某種形式的飛行器散播傳染性生物物質的可能性。
喬夫和我在一個巨大的猴室里工作。戴維和我得到資助購置了一台實驗所需的血液學（血液分析）儀器。真的，我們的工作帶有高度的即興意味：喬夫和我學著每件事都親自動手。
我於1982年來到波登·當。不久即同喬夫一起從事埃波拉病毒方面的工作。因為實驗有時要求我們連續工作六小時，我很幸運能有他在我身旁。猴子抓住我手套的那天，我們兩人正在進行一系列複雜的試驗，目的是要在我們以前發現的病毒損害血小板和內皮細胞的現象的基礎上找出醫治埃波拉病毒的辦法，我們的想法是如果能夠醫治猴子身上的疾病，那麼我們也可以將結果應用到人類感染此病的患者。我當時又重新採用扎伊爾的埃波拉病毒菌株，因為這種病毒實際上能在所有感染它的猴子身上引發致命的疾病。這種病毒就是那種在1976年襲擊揚布庫並奪去三百條人命的病毒。死亡率高達90％。喬夫就是感染這種病毒而又僥倖活下來的。
雖然我們不願這樣利用猴子做試驗，但這是獲得所需的、有關這種病的情況的唯一途徑。事實上，今天所掌握的關於埃波拉疾病的過程的知識大部分得自喬夫和我在波登當工作時進行猴子實驗所得的結果。
我們決定從那隻撕破我手套的猴子身上取血液樣品；無論如何，應當進行一次血液試驗。當我們檢驗血清看是否有病毒時，發現它含有四級埃波拉病毒。這相當於每一毫升血液中含有一千個病毒粒子。病毒的數量是很大的。
現在我必須要等待五天，即病毒的潛伏期。這意味著五天的鏡中自我觀察，看是否出現表明病情的皮疹；五天中不斷地吞咽，看喉嚨是否疼痛發炎；五天中一直懷疑太陽穴的一次遲鈍的跳動是否意味著頭痛的開始。這些都是埃波拉症的初期癥狀。然而，我更多地是憤怒甚於害怕。喬夫和我都不認為我真的感染了。儘管如此，卻難以原諒我的大意。我怎麼也不該讓我的手放在能被猴子抓到的地方。同時，我也知道這並非全是我的過錯。問題主要在於實驗室本身的設計。實驗室主要是為了檢測可能對生物戰爭有用的空降藥劑而建造的，我們不需戴上生物面具。包裹在這一種東西里，你滿臉大汗，呼吸困難。更槽的是，它使你無法說話。譬如你不能和同事交流，告訴他，「注意，我要給這隻猴子的手臂上打一針，請你務必把手拿開。」更有甚者，面具是如此沉重，以至一天戴下來，你的脖子疼得要命。我能理解為什麼喬1979年在蘇丹工作時不用面具。從化妝的角度看，面具對臉也是一個災難，因為皮膚要經常同一個不透氣的密封墊磨擦，並且，由於有兩個眼罩，你完全看不見周圍的事物，除非你轉過身子，否則你只能憑感覺來發現身旁和身後的事物，比如一個手裡拿著一支受感染的針頭的人，或一隻想要抓你的猴子。
但是除了手套，這副面具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唯一真正的保護。手套一直延伸到袖口，可是缺乏同袖子連接的密封口。這樣皮膚就暴露在外。手套也非常不方便，太過笨重，不適用於對動物和樣本作細緻的操作。實際上它們不過是一般的黃色洗滌用手套而已，至於對身體的其餘部分則沒有任何保護。進入實驗室前，你必須把衣服脫光然後穿上實際就像是劇場擦洗工作穿的工作服。因為他們以為假設只有男人在實驗室工作，因此所有這種工作服要比我的身材大到四個尺碼。這些工作服統統必須適合厄尼·鮑恩的身材。我必須把它圍著腰部裹上兩圈。不只一次在工作時衣服要從身上滑下來。但是，因為尺寸不合身而滑下衣服，